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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难道写作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吗?”

2021-10-11 09:03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韩东 阅读

韩东

韩东,1960年代出生,当代作家、诗人、导演。代表作品有《扎根》、《我和你》、《知情变形记》、《我的柏拉图》、《爱情力学》、《韩东的诗》、《我因此爱你》(诗集)、《在码头》(电影)、《妖言惑众》(话剧)等。现居南京。

“深入生活”曾是流行一时的创作前提,是一代人追求的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提到深入生活就意味着深入农村,就能写出了那些“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下文中的老陶,便是其中深入农村与生活最积极的人,他总是写个不停、做了大量的笔记,虽然最终也没能著作等身,但那些客观的记录,却如一部编年史。

下文节选自作家韩东的小说《扎根》(“年代三部曲”的第一部),老陶一家即是其中的主角。内文因篇幅过长有删减。

1

“老陶写了一辈子的小说”

老陶写了一辈子的小说,只出过一本书,叫《陶培毅作品集》。这本黑色封面左上角上有一个火焰图案的书,甚至老陶本人也没有见过,是老陶死后,由组织上(作家协会)整理出版的。

这本书,约三十来万字。后面的附录部分,收入了老陶亲友的一些回忆和悼念文章,占去了很大篇幅。另有一篇老陶与别人合作的话剧剧本,篇幅也不小。刨去这两项(附录和剧本),剩下的才是老陶独立完成的小说。共十六篇,约二十五万字。

老陶写作的年代,从建国初期开始,直到一九七七年病逝,约二十五年。也就是说,老陶平均每年写一万来字的小说,属于非常少产的作家。老陶不仅少产,而且短寿,因而弥补这一不足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其二,这本书是按年代顺序编辑的。我阅读它时,大有阅读编年史的感觉。如第一篇小说写土地改革,第二篇写互助组,第三篇写农村基层普选,接着是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之后有两三年的中断,是因为老陶与另外几个写小说的办了个同仁刊物《探索者》。后来“探索者”们的成员,或被流放回乡,或戴上了右派帽子。比较而言,老陶所受处罚算是轻的,为此他不免惴惴不安,歇几年不写也是正常的。

这次中断只是小中断。大的中断是老陶率领全家下放三余期间,他差不多有十年没有摸过笔杆子。当然,这只是形象的说法。下放期间,老陶仍笔耕不已,但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总之不是小说。即使是小说,写了之后也不曾发表。

这样算起来, 老陶写小说的时间不过十年。十年写了二十五万字,平均每年两万字还多。但老陶仍然少产,这是改变不了的了。

直到老陶重新执笔,他一连写了三篇小说。一篇写洪泽湖渔民栽草养鱼的故事,一篇写某科学工作者遭受“四人帮”的迫害,最后一篇写遭迫害的民主人士最终得以平反昭雪。虽然只有三篇,但篇幅几乎是前十三篇之和。可见多年的压抑使老陶的创作热情高涨。眼看着那产量不足的遗憾就要得到弥补,可老陶却得了癌症。

还是回到老陶的这本书。我读它,犹如读编年史,为社会服务是老陶这代作家的信条。这里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不从事写作,如果从事,就必须遵守规则。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把来自外部的规则变成、尽量变成自己内心的渴求。一旦这一转变完成,自由,或者自由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了。

读者朋友可能厌烦了,我为何要在这一问题上喋喋不休呢?是在为老陶的写作辩护吗?或者,目的是抹杀老陶的那些同辈沾沾自喜的文学成就?是的,我承认。但倒过来说也一样。我在为老陶的同代人辩护,我不想让老陶沾沾自喜。作为一个死人,他就更没有这样的权利了。

2

“剽窃素材就是剽窃别人的生活本身”

还是让我回到老陶的书。通读之下,我发现老陶是一个农村题材的作家,只写农村。还有老陶的语言特点,即所谓的“群众语言”,也是极为鲜明的。

在他的小说中充满了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以及民间谚语。比如,“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来”“狗咬烫芋头,甩不掉,舍不得”“人冷披袄,鱼冷钻草”等等(我是随意摘录的)。不仅他笔下的人物这么说话,作为作者的老陶也这么说话。考虑到老陶出身于城市,这么做,显然是费了一番工夫的。这便是所谓的“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作为流行一时的创作前提,虽不具有为社会服务那样的法规意义,但却是老陶和他的同代人追求的目标。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农业人口。因而一提到深入生活就意味着深入农村,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些出身于乡村的作家自然得天独厚,因而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反倒不那么积极。因为他们已经先于“深入”而在“生活”中了。他们更大的热情在于为社会服务。那些出身于城市的作家则情况不同。虽然,他们活着,但没有生活。他们的生活不能算是生活,或者说,那是不算数的。

于是乎,这些人纷纷来到农村,与贫下中农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一面在小本子上记个不停。深入生活的结果,就是写出了那些“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这些作品,就是那些出身于农村的作家看了也会自愧弗如,也会脸红的。老陶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老陶之所以少产,与他自觉深入生活得不够有关。他的一生,都在积极地深入生活。青年时代,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改,并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回城后,仍然你来我往。老陶到郊区农村去,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再后来,他率领全家下放三余,具体情形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尽管如此,老陶至死都觉得生活深入得不够,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自卑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如果说老陶的少产,与这方面的认识有关,那么他的手勤,就更说明问题了。老陶总是写个不停,在生活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笔记。他虽然最终也没能著作等身,但那些笔记本,如果叠摞起来,肯定会超过老陶的身高。只是,老陶做笔记的本子有的是布面的,有的是纸面的,有的套着塑料皮,规格大小都十分地不统一,将它们叠放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老陶已经把自己放平了,

笔记本经过简单的排列,与他的身长做个比较还是可行的。

这些笔记,还只是笔记中的一部分,仅仅包括下放三余后做的那些。老陶以前的笔记如果集中起来,也相当于老陶的一两个身高。因此说,老陶不仅是笔记等身,而且是等两个身、三个身。

我仿佛看见,在田边地头、煤油灯下,老陶总是不停地写着。但他到底在写些什么呢?翻开老陶遗留的笔记本,我发现,无非是些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谚语,以及三余一队的农业大事、田亩和人口状况。此外,老陶的笔记中还有一些会议记录、上级传达的文件精神及其概要。当然最多的还是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谚语。老陶不厌其烦地整理编目。比如,以拼音A开头的歇后语和谚语,以拼音B开头的谚语和歇后语,等等。也就是将平时记录的零星材料加以归纳编辑,把一个笔记本中的内容抄到另一个笔记本上。考虑到老陶的职业和所处地位(城市出身的农村题材作家),他这么做完全可以理解。可有一点,却让我十分地迷惑。

在老陶的所有笔记中,没有丝毫的个人感受,既无情绪宣泄,也无冷静的思考。总之,没有一点一滴的“主观”色彩。老陶一家在三余的生活竟也没有一点踪迹。因此,翻看这些笔记,对我目前写作的这本《扎根》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在老陶空缺的地方任意驰骋。如果老陶在他的笔记中记录了个人的信息和他一家的生活,我写《扎根》就纯属多余。老陶从没打算以那些材料写出一本鸿篇巨制。如果他那样做了(积累素材),我的小说也仅仅是剽窃而已。在我的理解中,剽窃素材是比剽窃原著更可耻的事。因为剽窃素材就是剽窃别人的生活本身。

总之,我得了个便宜。老陶若地下有知,对我的做法肯定是不屑一顾的。在他看来是重要的东西,我认为一钱不值。反过来也一样,我所以为的珍宝他也觉得完全无用。这也许就是两代写书人的不同吧?

老陶的一生都在深入生活,到死都觉得深入得不够。他哪里知道,他的生活和遭遇在我看来就已经是一本寓意深刻的好书了。所以说,我们并不存在矛盾。就算老陶现在仍然活着,也是一样的。

3

“难道写作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吗?”

老陶重新执笔后,写了一篇渔民栽草养鱼的小说。这是他在水上公社生活数月的成果。这篇小说两万字不到,但草稿加上笔记竟然有二十万字之多。按照惯例,老陶每完成一篇小说,便会将草稿销毁。但这一次,他没有这么做。老陶心血来潮,在二十万字的草稿之上另加了一页,作为封面。上面用毛笔写下如

下两行字:

留给那些倚马千言的“才子”们参考,

文学创作是一项多么艰苦的劳动!

这“倚马千言的才子”,自然是指小陶了。此时,他正在洪泽县中学读初中二年级,作文在学校里写得颇有些名气。小陶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

有一篇作文的题目叫“记一件难忘的事”,小陶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夏忙季节,生产队的一头水牛拉着石磙在晒场上轧麦子,中途休息时忘了卸下石磙。水牛卧在晒场上,突然站起来,向河边走去。它大概想去水里凉快凉快。水牛的前腿已经走进了河里,眼看身后的石磙就要从岸上落下。如果砸在水牛后腿上,后果不堪设想(水牛受伤后势必要耽误队上的生产)。说时迟,那时快,余队长一个箭步冲上去,用一只脚挡住了石磙。牛腿没有受伤,余队长的腿却被砸坏了。

我们知道,余队长确有其人。大热天,水牛去河沟里的树荫下泡着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还有它拖着石磙轧麦子也是常见的劳动景象。但把这些事儿凑到一块儿,却是小陶的独创。

这篇作文被当作范文,被老师在班上当众朗读。事后,小陶把作文本带回三余,交给老陶看了。后者批评了小陶的胡编乱造,同时也发现了儿子讲故事的才华。

对于这件事,老陶的感受是比较复杂的。最终还是忍不住,用一支红笔在小陶的作文本上批改起来。老陶的批语写得密密麻麻的,占据了作文本上几乎所有的空白。他的字又很小(做笔记养成的习惯),因而那些批语加起来比小陶的作文本身字还要多。这以后,小陶的作文老陶每篇必批。在这些批语里,老陶首先是挑小陶的毛病,意在打击他的骄傲自满和浮夸的习惯,当然,也包含了某种期望。

现在,老陶除了一如既往地记着他的那些笔记,还多了一件事,就是批改小陶的作文。他甚至也要求小陶做笔记。这些笔记,一如小陶的作文,老陶都要过目、批改。批改的字数自然也多于小陶做的笔记。夏天的时候,老陶赤膊搭一块毛巾,冬天则手捧一杯热茶,用以暖手。他不停地写着记着,工作量空前增大。然而这一时期,老陶却没有一篇小说问世。

这时,下放干部的子女都在练就一技之长。有的在画素描,有的学拉二胡,有的拆装自行车和半导体不止。也有的在练毛笔字。对孩子将来能回南京,家长们已不抱指望。但在洪泽县城里就业,也许还是可能的。洪泽不行,那就去汪集镇上,好歹也是城镇户口,总比在下面的生产队里务农要强啊。一时间,大家都瞄准了洪泽县城(和汪集相比,自然是首选)。那里有文化馆、淮剧团、机械厂以及车轮滚滚(自行车轮)的大街。那练二胡的可以去淮剧团,画素描的可以进文化馆,捣鼓半导体和自行车的没准能进机械厂,实在不行也可以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上摆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

但练习这些技艺,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家长以前是干这行的,或者多少能沾点边。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自己的子女,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才。并且由于自己与这一行当的关系,多少能有一些熟人,到时候兴许能走个后门什么的。有这两项条件(技术和熟人关系)的保证,家长们不禁信心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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