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而言，2011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文学事件足以令几近边缘化的文学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先是8月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与揭晓。这股热潮还未降温，全球关注的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于10月6日揭晓，中国诗人比较熟悉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姆摘得桂冠，他的名诗《写于1996年解冻》，在各种场合被提及甚至朗诵。这成为文学界的一个话题。再后来，第八次全国作代会召开了。当然，最为重要的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高举文化建设与创新的大旗，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如何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如何在新语境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成为热议的重点。它使凛然而至的严冬也变得温暖了几许。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的视点无形中似乎升高了，对2011年的长篇小说进行一次观察和梳理，就显得非常必要。当然这里只是笔者个人的一种视角。
对民族心史的深切反思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沉重的历史指针在时间深处忽然抖动了一下，使整个中国禁不住停下加速度的脚步，回过头来凝望历史，并做出深切反思。人们不仅回顾百年中国的发展历程，还回顾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的盛衰与兴亡。
我稍稍查阅了一下相关报刊，在纪念辛亥革命方面，各大出版社出版了不少长篇小说，如《辛亥风云》《武汉首义家》《铁血首义路》《辛亥女杰》等等。还有好多这方面的长篇小说在等待出版。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重要节点，在这一时刻，古老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作家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历史题材的重大价值，意识到这可能是出大作品的宝地，惜乎目前还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的作品。相比之下，祝勇的《血朝廷》个性较为突出。《血朝廷》试图从多维角度对清末宫廷50年的历史作出新的书写，虽未直接写辛亥革命本身，实际与之息息相关；对晚清50年的研究，其实已被纳入辛亥革命的研究范畴之中。在这部具有非虚构特点却又充满了心理探索的小说中，历史被推为远景，人物被拥向前台。光绪、慈禧、珍妃、荣禄、隆裕、李鸿章、袁世凯……在这一张张已被定型的历史面具之下，作者潜入他们的内心，揭开他们最幽暗、最神秘的精神暗箱。祝勇表示，故宫将是他毕生的写作资源。
小说的领域自然不能完全依仗对重大史事的书写，按勃兰兑斯的话，文学是灵魂的历史，它的想象空间很大。就此而言，贾平凹的《古炉》不管有多少争议，带给我们的毕竟是一份有关中国的沉甸甸的心史，它直逼一段最沉痛最荒谬的历史运动。作品从最微末、最边缘处写起，整部小说的叙事节奏是偏慢的，在快与慢、变与不变、动与静、大与小、强与弱之间，基本都取了后者。他要写出那个年代，最底层的中国人血液灵魂中深藏的某种根性，试图传递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情绪，以及中国人曾经怎样活着的信息。
“CHINA”这个特殊的英语单词在《古炉》一书的封面、封底、扉页处前后出现了6次，诚如贾平凹所言：“古炉就是有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山明水秀、民风淳朴的寂寞的古炉村，何以在1967年的春天突然变成人性之恶盘桓的乖戾之地？这一切，是通过一个相貌丑陋、却能与自然万物对话，大事来临前总能闻到特殊气味的少年狗尿苔之眼之心发现的。少年的内心充满了善，当小说中的“善人”死后，这少年痛哭不已，也只有他看到“善人”死后留在世间的空白，即那颗“善心”。可怕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这段人性失常的历史本身，可怕的是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淡漠和遗忘，以及这种淡漠与遗忘有可能形成的文化土壤。
作者的努力值得尊重，他要写出生活本身的自在性、完整性、复杂性、多义性、纠缠性，要让许多未被文学照亮过的角落显现其原形。它不是靠情节、靠故事、靠大起大落的架构，而是以人物、细节、场景三者为要素缓缓推进。不过，这部作品缺乏更深刻的理性参与也许是一个疑点：是否过于痴迷民间乱象，过于依赖生活流本身，以至主体的驾驭和穿透显得薄弱？事实上，贾平凹自《秦腔》以来的创作均是如此。作者说，文学就是“写生活”。这句话是耶非耶，需要辨析。《古炉》的问世，在对民族历史的人文反思方面，无疑至关重要。巴金先生生前曾呼吁设立“文革纪念馆”，《古炉》是很有资格摆进纪念馆的陈列架上的。
对历史文化的多重发掘
近30年来，历史被一再地重新演绎和重新诉说。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似乎已经不是何为真实何为虚假的问题，而变成了如何叙述和怎样写的问题。我们似已进入了后现代语境。对“消费历史”的叙述者来说，自然不必为历史精神负责；但对严肃的作家来说，寻找真实的历史，寻找历史文化之魂，仍是他们一贯的痴心追求，甚至为之虚构出一个世界。
王安忆就为上海虚构了一种它童年的情状，此即《天香》。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力图为上海画一幅当代风情画，寻找她红颜凋落的灵魂。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张爱玲，她们共同虚构了一个现当代文学中的上海。但是，《天香》越过了张爱玲，也越过了王安忆自己，越过了已知的现代文明，直达400年前的晚明时代。那时上海滩刚刚从淤泥上裸露出来，成形，逐渐繁华。一个古典华丽的园子在那里落成，那就是天香园。如果说《长恨歌》是一幅充满流言与情欲的当代画，是上海有些繁乱的“今世”，那么，《天香》便是一幅冷艳而散溢着天香的古典画，是上海的“前生”。显然，王安忆不仅要在语言风格上靠近古典主义，而且在文化元素上也在追忆失去的古典时代。
小说叙述的是明嘉靖三十八年至清康熙六年上海县申家四代人的命运。小说虚构了一座拥有江南风物的园子、几个拥有丝绸刺绣技艺的女性，单是作品中家族的姓氏，就能引起人的文化想象。上海别称申的由来据说始自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上海曾是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而王安忆在《天香》中以晚明上海申家“天香园绣”的发展为线，描绘了一幅上海的社会万象图，并试图以此找寻上海的文化源泉。从大处着手，慢慢进入细节，又从细部雕饰，再汇入历史，这被看做王安忆娴熟的叙事技艺，但如此写到底毕竟有些不同。从作家写作的角度来讲，这不失为一次冒险；从当代文学来讲，也不失为一次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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