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安忆一样，方方也在选择历史叙事，而且选的是战争和革命的叙事。对一个女作家来说，令人颇感意外。方方说，曾经有如此之多的人用自己全部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我们应该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为什么而死。王安忆的《天香》基本上是虚构，方方的《武昌城》就更近于写实。方方力图呈现1926年北伐时期的武昌之围，分攻城篇与守城篇。当然，我们仍然不能认为，这就是历史事实。事实与真实之间的差别，在于价值。显然，方方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回到1926年，亲眼目睹了历史惨烈的一幕，亲眼看见惊雷闪电中一座千年古城的沧桑容颜。
以新写实名世的方方，与池莉共同营造着一个市井化气息甚浓的武汉，各有各的风景，以至使这座城市与王安忆们的上海、贾平凹们的西安、毕飞宇们的南京，冯骥才们的天津有得一比。这一次，方方要冒险，不仅写历史，而且写革命。我一直在想，对于那段革命史来说，今天我们如何用文学去重新表述，又如何与教科书里的历史有所不同，这是一个难点。另一难点是，对于革命，我们怎样重新去认识。在那几十年里，有太多的主义、太多的派别，也有太多的牺牲。中国处在一个启承转合的大时代，难免要牺牲一大批人。我们如何在远处将它们看个清楚。方方的尝试很有价值。此外，陈启文从文化视角重新思考家族史的新作《江州义门》也值得注意。 对知识分子灵魂的透视
近年来长篇小说有一个不易察觉的自我调整，那就是一些作家从生动摹写外在的欲望化故事，开始转向精神内部的探究和分析。这是作家的又一次向内转，显示了时代对文学的深沉呼唤。张炜的《你在高原》便是一个显证。在这种偏于向内转、写精神的路径中，写知识分子生活或者说以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为主旨的作品多了起来。
2011年有几位作家对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呈示，并对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格非的《春尽江南》，黄蓓佳的《家人们》，以及近期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都是这样的作品。
《春尽江南》是格非三部曲小说的最后一部。格非的三部曲均以表现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知识分子内心历程为中心。第一部《人面桃花》展现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与理想探索；第二部《山河入梦》刻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与实践；新出版的《春尽江南》则把关注目光投向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和知识分子的人生样态。格非用冷静的态度表现主人公端午由上世纪80年代的诗人向一个无聊度日的小职员的转变，他的妻子家玉则从一个文学青年蜕变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律师。他们二人以及周遭人物终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却无时不显现出失败者的某些精神特征。《春尽江南》中故事时间只有一年，却把世纪之交前后大约20多年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内在变迁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极力呈现出来。格非的作品有着与众不同的内省气质。
在我看来，黄蓓佳的《家人们》同样突出。这是一部当代《雷雨》式的、把社会历史变迁和政治内容渗透、挤压、置换为家庭伦理冲突的形式感强烈的小说。虽然它没有乱伦、弑父、恋母这样一些更为惊悚的情节，但它在貌似平静中藏着深波大澜。我们习惯于那种血腥的、诡异的家族叙事，以为家族作为叙事的壳，其功能已尽于此，却很少想到，在今天的现实中，家庭内部仍然有大量人性冲突可挖。《家人们》确有政治家庭化、家庭政治化的一面，这是那个时代使然。在家庭这个容器里，埋藏了多么尖锐的善与恶、假与丑、良知与出卖、爱与恨的人性冲突，从而显现出人性的深度与丰富。杨云、罗家园、乔六月、罗想农等知识者的多副面孔令人难忘。
严歌苓给人的一贯印象是擅长书写古与今的女性命运，但其新作《陆犯焉识》却以细致而深刻的笔触直指大的历史变动中的男性知识分子。小说背景跨度大，从繁华的美国到上海，再到荒凉的中国大西北，令人如身置其中。为了本书的创作，她两次专门到大西北一个藏族自治县调查。作者坦言，她之所以刻画主人公陆焉识，是因为对自己的“根”的好奇。其原型来自于作者年少时着迷的神话式人物——祖父。陆焉识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大变革时代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变故，他一直渴望自由却处处受到阻挠，爱情如此，婚姻如此，事业如此，最后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当他最终重获人身自由后发现自己变得更加不自由了。作为知识分子，陆焉识本质上仿佛是永远囚禁于非自由状态的囚犯。严歌苓带给我们的思考应是：何谓自由？
对个体命运与价值的思考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个体的苏醒才是现代中国真正的开始，所以，对个体价值书写的重视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向度。可是，什么是真正的个体价值，个体价值在历史中如何存在，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如何选择，这些也许仍是国人所面临的难题。2011年的长篇小说中，有一些作品继续体现着对一个大时代背景之下个体命运的审视和思考。
范小青的《香火》一出版即被人喻为“中国版的人鬼情未了”，也有人认为《香火》讲述的是禅的故事。更大程度上，《香火》用一种魔幻的方式讲述了“香火”的命运。在中国当代那个有名的大饥馑的年代，一个乡村少年吞下一只从棺材里跳出来的青蛙后，竟然有了特异功能——能读出白纸上的“观音签”。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少年的母亲对他有着毫不掩饰的厌恶，父亲为了让少年活下去，把他送往寺庙，自己却在这途中死去了。这个少年于是成了庙里专门伺候和尚的“香火”。在所谓“破四旧”年代，疯狂的人们来砸菩萨像，香火突然看见了父亲的魂灵。他与几个人合力，终于保住了寺庙以及镇寺之宝。一个原本不信神灵的少年竟然成了保护庙宇的主力。命运之神在“文革”之后又一次来造访香火，他卖掉祖传的珍贵物品，只为翻修太平寺。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是个被抱错了的孩子，而这一切，又有什么重要的呢？当经济的大浪席卷而来，他与父亲已经并肩坐在天上。《香火》里魔幻色彩很浓，香火的大师傅能坐化，而少年有特异秉赋，关键时刻，他能看到父亲的魂灵等等，这些加重了人对命运的思考。
这里有必要提到海飞的《向延安》。这部作品之所以在红色题材中别具一格，是它突出了革命大潮中个体生命和个人选择的独立价值与诗性美感。作品的书名让我想起“七七”事变后，全国成千上万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挠，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去寻找光明和理想的动人情景。如果说，我们曾经担心，新一代的写作者身上，深度背景在淡化，政治情结和忧患意识在淡化，担心他们既没有老一辈的苦难体验，又没有农村生活的磨练，这是否会影响到他们作品的深度。而现在，我们看到，新一代作家如海飞，他们重诉历史的冲动没有止息，并能以一种新的叙述和新的理解出现。除了以谍战、以传奇、以更为注重人性的复杂和多面的方式呈现出来以外，他们还能特别展现个体在历史中的光彩和诗意。命运之神的力量是无形而巨大的，在大的历史之中，人是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向延安》让我们思考的不止是个人的命运，还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呈现了乡土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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