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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新诗综述:以诗的敏感表现人生主题

2012-09-28 09:34 来源:文艺报 阅读

  以诗的敏感表现人生主题

  ——2011年新诗综述

  对于2011年的新诗,我没有什么新的看法。这一年诚然好诗不少,但并没有出现开一代诗风、具有颠覆性的艺术新质的作品;亦没有出现改变诗歌史的大诗、巨作,或引领诗歌百年潮头的作品。新诗仍旧在探求、努力中成熟和发展着。虽然我仍然认为中国的一些新诗和国外一流诗人的作品相较亦不逊色,但在世界诗坛产生大影响的诗人,还需要时间的选择。一般说来,一种写作方式的成熟需要20年,即30岁、50岁、70岁的诗人各有自己的写法。但真正出色的诗人是超越年龄的,是写得越来越好的诗人。以十年来界别一个时代有点勉强和浮躁。在弗里德里希看来,十年之间诗的差别就认为是无与伦比的“突破”,受到“赞叹”,“而这些差别甚至都不如两秒钟之间的差别那么大”。十年的差别尚且如此,一年之中又怎么能有更大的差异?即使有,恐怕也是数十年、上百年才可能出现的鲜见开创之作吧。因而,对这一年新诗的盘点、扫描,我也只能换个角度说说而已。

  几首印象深刻的作品

  在我的阅读中,2011年新诗印象最深刻的作品,首推刘立云的《切尔诺贝利》和沈苇的《安魂曲》(下)。这不仅仅是诗的题材问题。随着日本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的泄漏,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面对生命的毁灭,25年前的一座死城更深切地撼动着人们的灵魂,从这一点着眼,从《切尔诺贝利》带来的心理冲击力看来,它体现了一位诗人的“精神敏感性”,“对时间之流的沉思”。亦如扎加耶夫斯基所言:“灾难……给垂死的现代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它使高度复杂却有点空虚的现代诗歌宫殿‘重新人化’了”。在这里,“现实”比“超现实”更为重要。《切尔诺贝利》虽多意象的罗列,但恰恰是这种罗列,成为“像有什么在漆黑的如眼窝深陷的窗口/进进出出,但你看不见它/你看见的只是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的有力衬托。而撒下种子,收获谷物和蔬菜,“若要食用,必须等到两万年之后”,这种撼人心魄的悲剧,事实本身的直接述说就形成了震撼。这是现实性、人性大于诗性的写作,无需任何装饰和渲染,技巧在这里显得多余,一己的感慨和情绪的表露也过于微小了。

  《安魂曲》(下)是为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惨案而写,同样是令人心悸的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这样的作品我不是将它当诗来读的,在这样血腥的惨痛中谈诗是一种轻佻。《安魂曲》(下)给我痛切的感受是入骨的哀伤和秋雨的寒意,“多么薄的天空和大地/多么薄的人世和命运”,对“无形的墙却越升越高”的忧虑。这是一个在场的乌鲁木齐人对一座遗弃之城的悲伤,“我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只站在死者一边”,一位和这座城已融为一体的似乎是伤其自身的痛彻感受,那种大悲悯和大情怀令人钦敬、动容。

  这一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耿占春发表在《诗歌EMS周刊》的一些作品。耿占春是一位卓有建树、对诗歌的理解深入、通透的文学理论家,或许正是基于此,他得天独厚,出手不凡。他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对诗性意义的把握、对自我生命的洞察、充满感性而又融入智慧的写作,读之令人信服,并时有撼动心灵的力量。此外,朵渔的《鲜花虚构》《高原上》等诗作,那种打破羁束、在语言上又有所节制,逼近困境的精神痛苦和孤独,对百兽之王的辉煌、忧郁的眼神和孤傲之心的惊恐,都表达得恰到好处。诗行之中,似有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有时又极强大的能量在传递。而吉狄马加的《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是涉及青海地震的诗行,诗并非简单的情感倾向,不是见什么写什么的外在描摹,而是深入藏民信仰的灵魂表达。这25亿块用生命制造的石头、承载着另一种形式的石头,“才会像泪水一样柔软/词语才能被微风千百次地吟诵”,这是真实的存在,又是虚幻的象征,才“创造了这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正因为诗人的灵魂接纳了神秘的暗示,故“我已是另一个我,我的灵魂和思想/已经成为这片高原的主人”。这里还要说及的,是骆英新出版的诗集《7+2登山日记》。能登上世界最高的7座山峰,并跨越南北极,这既需要体魄,也需要顽强的毅力,其行为本身便是一首首抵达极致的壮美的诗,令人感佩。这是用生命写作的诗,那些挑战生命极限的诗行,没有亲临其境是无法体验的,靠再奇妙的想象力也是想不出来的。而这本书装祯、设计之精美亦令人神怡,无愧被评为“2011年最美的书”,堪称完美。   词与物之间

  一首好诗的生成,源于诗人对有意味事物的发现,源于诗人对诗的敏感、对生活和语言的敏感,是前语言状态下诗的构想,或者说是对诗学结构的把握。一条狗从树影中窜出被车轧死,只是一次交通事故,可这条被河南人带来外地又被遗弃的狗,听到路对面的乡音而狂奔致死,狗那悲伤而绝望的眼神,那无法说出的生活之痛、相思之苦,却是阿华在《春风夜》的发现,才使此诗有了意味,有了情感价值。胡弦的《劈柴》亦是山区里常见的事物,可诗人发现“把一劈开,会有两个一”,“他又把两根分别劈开,意识到/减法强大的繁殖性”;并想到把斧子扬起来,复杂的局面就会随之出现。这是诗人独有的感悟,诗人意识到的,不仅是减法的繁殖,更是一种精神的繁殖,是对社会与人生的体悟。他发问,一个为虚无效力的人,“在无限深处,是否有与内心相等的东西”?继而想到“家具是艺术,劈柴/才是革命”,“在红桃J和方块K上,/有两把一模一样的斧子”。这是一场人生的赌局,从角色中退场的人,于虚拟的门前,“无数人影,正从中鱼贯而过”,恐怕这也是社会之中“减法强大的繁殖性”吧。这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是充满了智慧的沉思,是感性中知性的渗透。

  把握并传达那种动人的细节、微妙的心理,亦是诗作意味生成的有效方式。江一郎《秋日的午后,为妻子拔白发》中,主人公发现,这个刚过40的女人更多细密的碎发已经白了,但他不忍心告诉她,却“佯装专注,挑出那些飘拂的/她自己所能见到的白发/一根一根揪落”。这种故意放慢速度,似乎很费心力才发现最后一根潜藏的白发,内心却有着难以描摹的酸楚的人,用善意和不动声色的爱欺瞒着妻子,可在她盈盈笑意的眼角,又“看见不易察觉的,几条/鱼尾纹的,淡痕”。而张忠军的《倾斜》写的则是雨中被淋湿的身旁的少妇,想把伞向她倾斜一点儿,然而想过一次、两次、三次,伞还是那样笔直。“我担心如果伞倾斜/她会向我投来警惕的眼神”,担心被雨淋湿的她也许因为伞的倾斜受一次惊,这种复杂的心理,同样有着牵动心弦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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