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前子：原名顾盼，作家、诗人。1963年3月生于苏州；1998年起至今借住北京；出版有诗集与散文随笔集《散装烧酒》《像界河之水》《明月前身》《手艺的黄昏》《偏看见》《不寒窗集》等二十一种；在海外和国内举办个人书画展五次。
吃它一年
春天，吃它一年的开始，这开始绿油油，让人心旷神怡。只是太短暂了。
“杯盘草草灯火昏”，如果讲时令的话，这个名句放在夏天似乎最为合适。这样想，大概与我在江南生活有关。江南之夏，到了吃夜饭时，人们纷纷抬桌搬凳，坐到弄堂里，边吃夜饭，边乘风凉。在坐下的地方洒些井水，不一会儿，路灯亮了。黄色的木头电线杆，灯火，也像这电线杆，是黄色的，昏昧的。凳子上坐着大人小人，桌子上杯盘草草，吃的菜大抵一样。
这时，人的口味变得清淡，谁家桌上出现一碗红烧肉，邻居会为他们的好胃口惊讶，背地里还要嘀咕，“不怕吃坏肚皮”之类的闲话。
不是说江南人一到夏天，就不开荤。咸鲞鱼炖蛋，饭桌上只要有这道菜，饭会多吃。这道菜色泽诱人，隔水炖时，鸡蛋是不打散的，蛋黄金煌，蛋白在鱼身霜凝雪结，看看也清凉。
老好婆们冬天里腌的咸鱼咸肉，这时，都拿出来。其实也吃得差不多了，因为在春天里就不时剁一块咸鱼，割一片咸肉。咸肉像是中药里的甘草，扑克牌里的百搭，而最好吃的，还是咸肉冬瓜汤，再放上些浙江天目山扁尖。咸肉肥瘦参半，冬瓜皮与瓤拾掇干净，尤其是靠瓤部分，发软发泡的一概削尽。
煮烂的冬瓜块盛在淘米箩里，沥水备用。
冬瓜还可烧虾米汤，这也是常吃的，习惯上叫“冬瓜虾米汤”，不叫“虾米冬瓜汤”。而“咸肉冬瓜汤”一般不叫“冬瓜咸肉汤”，食品之中也有排名先后问题。
除了咸鱼咸肉，也会吃些鲜肉，一般是炒肉丝。茭白炒肉丝，榨菜炒肉丝。也用肉丝烧汤，常吃的是肉丝榨菜蛋汤。
咸鸭蛋是此时佳品，吃的时候一剖二，或一剖四，如果拿起咸鸭蛋就往桌上一磕，老人们认为这很粗鲁。
六十年代，酱园店里有一种酱西瓜皮出售，已经断档三十年，记忆中是脆里带着韧劲。记得父亲避难城外，想吃的就是言桥头酱园店里的酱西瓜皮，曾托人捎了口信，他的姑母，也就是我的姑祖母，一手托着一玻璃瓶酱西瓜皮，一手牵我，去城外看他。
毛豆子炒萝卜干——吃吃毛豆子炒萝卜干，一个夏天过去了。
烤白薯也就在北京街头出现。饮食上的差异，是最让人惊讶的，且记忆深刻。前不久在国子监遇到位老者，和我闲聊，以为碰到南京人，就说起五十年前他在南京见到两样东西感到奇怪，一是南京的烧饼有长条的，二是把白薯切片，底下铺一层碎冰，当水果卖。他的奇怪在这个地方：烧饼应该是圆的，而白薯怎么能生吃！至今他脸上还是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
秋天吃糖炒栗子，一件美事。
秋天吃新橘，也是一件美事。
秋天的吃中，以吃螃蟹为最隆重之事。
吃螃蟹，还是一人独吃为佳，吃出个悠闲劲。其次，是两三个好友不紧不慢地吃着。
秋天，还有两样好东西：鸭梨与水萝卜。
冬天上饭店，是件苦差事。才吃暖的身子，回家路上热气就全跑了。
冬天是居家的日子，把婚姻生活中的美满发展到极致的日子，如果有婚姻的话。
说起冬天的吃，自然想到白菜。白菜好吃又好看，个头大，敦实，也憨厚，像蔬菜中的将军。
白菜好吃，白菜心尤其好吃，生吃，拌点鲜酱油、白糖，就羊肉汤，羊肉汤也更鲜美了。
“新聚丰”饭店，以一味家常菜闻名，即“白菜烂糊肉丝”，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人，比现在擅吃，常坐早班火车赶到苏州，来吃这味家常菜，临走时还用备好的保温瓶再带上一瓶，到家尚热，正好孝敬父母。这是“新聚丰”大师傅告诉我的。
我在七十年代初期吃过“新聚丰”的“白菜烂糊肉丝”，那时，“新聚丰”已不做此菜，因请客的是吃客中的老法师，和店里熟悉，他们提前准备了。我父亲比较开通，他每有饭局，总带上我。“白菜烂糊肉丝”要一夜火候，专门有位师傅看守。那天吃到的辣白菜，也极让我回味。
现在饭店里“白菜烂糊肉丝”，说句不客气话，就是“白菜炒肉丝”而已。我后来吃到的，只有木渎“石家饭店”还像点样子。
“白菜烂糊肉丝”，在当时饭店菜单上，菜名是“白菜烂糊”，或“烂糊白菜”。
吃一款美味，是一次修行，一年过去了。
初一
不是初中一年级，是大年初一。
小时候充大，学讲缩脚语，从“一”缩到“十”，很沾沾自喜，“一”就是“大年初一”。
我在北京生活多年，却不知道北京人怎么过大年初一。因为我总是回苏州过年。尽管我回苏州的第一件事就是感冒。现在年纪大了，没人给我压岁钱，感冒也就不忘送见面礼。每年如此。过年就是怀旧，就是一句皱巴巴的缩脚语——把伸出故乡的脚收缩回来。这样说好似心一直在故乡似的，想想，也不是。
苏州的大年初一也在变化。去年我一醒来就喝“元宝茶”，今年就没喝到。父母是在一年之中衰老，因为儿女是在一夜之间懂事。老了的父母怕出门，也就没去买青橄榄。“元宝茶”就是在新沏茶水里放进一两枚青橄榄。橄榄形状两头尖尖，与元宝是怎么也扯不到一起的，就像西班牙斗牛和法国蜗牛，但苏州人就是能把橄榄与元宝扯到一起。看来苏州人不是想象丰富就是发财心切。其实中国人的心理都有点发财心切，穷怕了。心态的浮躁属于经济现象，常常是社会贫困的反映。
今天是大年初一，要说吉利话，那么“发财”！“发财”！“恭喜发财”！
我还在做梦，被电话吵醒。一大早的，就有人给我父母拜年。想来都是他们的老朋友。年纪老了，反而更无忌讳，我抱紧被窝细细听我母亲与人快乐地交流着高血压和药。我们倒有很多忌讳，昨晚吃年夜饭，大妹妹就不让蒸鱼翻身，我则说吃鱼要留一点，这叫“年年有余“。有忌讳，说明有期待或者还有期待。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这样说好似父母没期待似的，当然不是。母亲看我起床，就去厨房下汤圆、煎年糕——这是日常生活里的隐喻：汤圆是“团团圆圆”，年糕是“高高兴兴”。也有“圆满”和“高升”的意思。
平日里在北京汤圆是能吃到的，年糕吃不到。其实在苏州，年糕也只在过年时才吃。我对饮食中的节令性质神往迷恋。这是仪式，有仪式就有诗意。八月半吃月饼，差不多是首格律诗，如果每个月的月半都吃月饼，那就是顺口溜了。纸袋“习俗”作响（我把“习俗”当拟声词用。说实话没有什么纸袋，只是一只塑料袋，但我讨厌塑料袋，写散文的时候凡是遇到塑料袋我一概转换成纸袋。风雅吧，风雅是不真实的，但自己喜欢），母亲从纸袋里拿出早已切好的年糕，一片一片，实话是一块一块，很厚。母亲说切不动。我想也可能年糕硬的缘故。前几年有对小夫妻不懂事，大年初一吵架，妻子顺手把年糕一砸，丈夫就被砸晕过去。也可能年糕并不硬，的确是母亲切不动了。因为有人说那妻子并没把年糕砸在丈夫头上，只是砸在镜子上——那丈夫正对镜梳头，猛看到破碎的镜子带着他的脸缤纷坠落，以为脸没了。他是吓晕的。
年糕是绿色的。我问：
“薄荷的吧？”
是薄荷的。
“我以前怎么没吃过？”
父亲在一边喝茶，说：
“不会。年糕一直是这两个品种，一种薄荷的，一种玫瑰的。”
看来我只记住玫瑰的了。那是稳稳的玫瑰红。
薄荷年糕的绿是沉沉的。这是沉沉的薄荷绿。
薄荷年糕也罢玫瑰年糕也罢，它们只有一个名字——写出来很煞风景，叫“猪油年糕”。除此之外，苏州的年糕还有就是“糖年糕”。“糖年糕”这名字好，大有田园风味。尽管糖摆满的只是烟纸店瓶瓶罐罐，猪在田园里倒常常见到。
这猪油年糕从“黄天源”买来。“黄天源”是家糕团店，创建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能做近四百个种类的糕团。它的“玫瑰大方糕”留香在我少年生活之中。看来我能记住的还是玫瑰。
薄荷年糕裹层薄薄的鸡蛋汁，在油锅里煎炸，它们竟能像春天的树叶一样舒放，真是个奇迹。
“猪油年糕”和“糖年糕”面上都会洒些桂花。薄荷年糕上的桂花是暗色的，仿佛不一会儿傍晚就要来临。
去吃一碗面
常常见到书画家闲章或者作品，有“且饮一杯茶”或者“喝酒去”，就没见到“吃饭去”或者“去吃一碗面”的，心里就替饭与面打抱不平，难道就茶和酒雅，饭与面是俗的末事？茶和酒可以不饮不喝，饭与面一日可少乎？饭与面真是俗事的话，倒也见俗事的必不能少以至可敬可爱了。
我在北京多年，觉得大名鼎鼎的“炸酱面”还是太粗，像是草台班子。于是就对人说，苏州的面有一百多种，如果初来乍到，走进面店，眼花目花。他们不信，不信苏州的面有一百多种。他们对的。苏州的面确实没有一百多种，扬州的点心也没有三千多种，袁枚说他让佣人过江去扬州买点心，一买就是三千多种。袁枚能这么说，为什么我就不能？总不能让大话全给古人说掉。
苏州的面没有一百多种，几十种总归有的。这几十种面，是指面浇头不同。面浇头有荤素之分，荤有爆鱼、焖肉、虾仁、爆鳝、鳝糊等等，素有面筋、香菇、扁尖等等，也有半荤半素的，用酱炒了肉丁、豆腐干块来做浇头。还有咸菜肉丝面。老饕们觉得一种浇头不过瘾，就要个双浇头，说话里叫“双浇”，比如“鱼肉双浇”，就是爆鱼之外，再加上块焖肉。
什么浇头也没有，就是光面，它有个极高雅的名字，叫“阳春面”。外地人到苏州吃面，一听“阳春面”，这名字好啊，就吃“阳春面”，等端上桌一看，光光的什么也没有，大呼上当。阳春么，一片大好春光，当然是光光的什么也没有。这是苏州人的幽默。可惜现在苏州人连这一点幽默也没有了，因为“阳春面”利润太薄。幽默和钱挂上钩，就是钱幽默，就是“钱有么？”没钱一边去，不幽你的默。“枣泥麻饼！”
我所知道苏州传统面店里买卖的面，实在说，只有三种：汤面、炒面和冷拌面。冷拌面只在夏天供应，叫“风扇冷面”，先把面下熟了，过好冷水，然后晾在竹匾里，一只扇叶漆成天蓝色的风扇对着它呼呼大吹，熟面在竹匾里如果满满一堆，就让风扇摇头，面面俱到，发出刺耳的声响。
热拌面比如湖北“热干面”，在苏州传统面店里是吃不到的，有些家庭会偶尔一做，比如葱油热拌面。
还有一种面在苏州传统面店里也吃不到，家里常吃，叫“菜下面”，因为不换下面的汤，面条与菜都有些烂糊烂糊，故又叫“烂糊面”。“烂糊面”常常是在冬天吃的。
很少有人夏天吃炒面，所以一年四季都供应的只有汤面。
长江以北某些地方，会把面条与馄饨同下，叫“馄饨面”，苏州没有这种吃法。馄饨与面下在一起，对苏州人来说，就像西装和草鞋穿在一起那么不可思议。
绿杨馄饨
馄饨这个名字，像是外来语，如沙发雷达之流。有的地区说云吞（像是高山流水自然景观），有的地区叫抄手（像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苏州与北京在馄饨问题上没有分歧（比如苏州人把豆泡说成油豆腐，北京人把油豆腐叫为豆泡；苏州人把莲菜说成藕，北京人把藕叫为莲菜；这是分歧），既不说云吞，也不叫抄手，就叫馄饨，这多少让我这个飘在北京的人感到亲切（一般写法是“漂在北京”，但我觉得北京水少风大，特别改成“飘”）。
所以我对“馄饨侯”一往情深。
“馄饨侯”是北京的“中华老字号”，苏州也有家“中华老字号”馄饨店，名“绿杨馄饨”。
“馄饨侯”的“红油馄饨”“酸汤馄饨”在苏州吃不到，“绿杨馄饨”只有一种馄饨，“鸡汤馄饨”，通常说法是“鸡丝馄饨”。“鸡丝馄饨”听起来不好，我不知道苏州人为什么不在这里避讳，如果在面店里，你买面四碗，这“四”的声音就被避讳掉，服务员端面上桌的时候，他决不会说“你好，四碗来哉！”他一定这样吆喝：
“两两碗来哉！”
二二得四，苏州人算术一向很好，所以小学里上算术棵，逢到“乘法口诀”这一单元，老师都是跳过去的。当然也有麻烦，老师提问，在乘法里“四”是怎么得来的，我们说完了“一四得四”，就会说“两两碗得四”，一时间整个教室成为“朱鸿兴面店”。“朱鸿兴面店”是苏州另一家“中华老字号”。
所谓“鸡丝”，就是鸡肉丝，所谓“鸡丝馄饨”，就是馄饨汤里漂些鸡肉丝。这鸡肉丝是店家对馄饨汤由鸡汤打底的证明：我鸡肉丝都给你了，这鸡汤还会是假的吗？
“绿杨馄饨”店买的“鸡丝馄饨”，除馄饨汤里有鸡肉丝之外，还有蛋皮，还有猪油，凝结的一小块，碗往外端的时候，飞快地舀到碗里。想要有青头的，就再加一把葱花。葱是小葱。好像不是葱花，是大蒜叶子，是吗？修订至此，我通过微博@一位朋友，他说：“老法头规矩，面用蒜叶，馄饨用葱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吴趋坊里有一家个体馄饨店，卖的馄饨叫“泡泡馄饨”。“泡泡馄饨”皮子极薄，肉馅极少——透过极薄的皮子，肉馅只是微红一点，说得好色一点，就仿佛林风眠先生仕女图身上的绸衫和被绸衫云遮雾罩的乳头。这家个体馄饨店破破烂烂，桌子椅子也都摇摇晃晃，生意却分外红火，等着泡泡的人一波又一波地翻滚在两棵泡桐树下。
这家个体馄饨店门口有两棵泡桐树，四五张桌子东倒西歪地丢在树下。有一年春天我正吃着馄饨，一朵紫盈盈的泡桐花大概闻到香气，也来凑热闹，“噗”地掉进馄饨碗，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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