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是鲁迅提出来的，他说文学有“意美、音美、形美”，我用在了翻译上。但最早的理论源头可以找到老子那里。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在翻译中常常会遇到这个矛盾。比如傅雷提出译文要尽量接近原文的结构。举个例子，《高老头》中，随着高老头的埋葬，拉斯蒂涅埋葬了他最后一滴同情的眼泪，他贪婪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旺多姆广场的柱子和残废军人院的穹顶之间，决心向社会挑战。提到巴黎的残废军人院，法国人都知道那是拿破仑墓所在，但中国人不知道。傅雷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但我认为巴尔扎克写到此处重点想到的是拿破仑墓，拿破仑激起了拉斯蒂涅想要跻身巴黎上流社会的欲望。我根据深层意思，把残废军人院翻译成了拿破仑墓，不这样整个意思出不来。
我翻译的原则是三之：“知之、好之、乐之”。译文别人能否读懂？是不是喜欢？能不能让人感到乐趣？严格地说，翻译成残废军人院，并不能使人知之，更不要说好之、乐之。“三之”是翻译的目的论，源自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翻译能让人感到乐趣，就达到目的了。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使人乐之。《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中国人读书也好、做人也好，重乐。生活是求幸福，这一点很高。西方是罪感文化，《圣经》说，上帝有智慧之果，人吃了就犯罪。人到世界上来，有了知识，就有罪了。翻译是要把中国的智慧介绍到西方。如果翻译得不好，只有表层结构，没有深层结构，就很难达到目的。我的翻译理论就是要把中国深层结构翻译出去。
记者：您的翻译深受钱钟书先生影响，但也有很大矛盾。
许渊冲：钱先生重真，我重美，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矛盾。钱先生参与翻译毛泽东诗词，不求有功，只求无过。但我了解钱先生，他这样说，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翻译是政治任务，只能直译。当时有人要将“纸老虎”翻译成稻草人，外国人更容易理解，但不行，一定要直译成纸老虎。受环境影响，他不能求真，不敢求美。所以他承认自己的翻译失败。实际做起来，钱先生却是表面求真，有美在其中，他的本意和我是一致的。
记者：“一、依、异、易、艺、怡”几个字该如何理解？
许渊冲：“一”是译文应该在字句、篇章、文化的层次上和原文统一；“依”是译文只能以原文字句为依据；“异”是原文可以创新立异。这三论是翻译的方法论。翻译古典诗词，很难做到“一”，有时候也无法“依”，这时候只能“异”，去创新立异。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依依”、“霏霏”怎么翻译？中文都说不清楚。这时就要用创造的办法。我把“杨柳依依”译成流下眼泪，依依不舍，将“雨雪霏霏”译成雪压弯了树的腰肢，就像罪恶的战争压弯了人。这需要用想象力，但我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从诗意里边来的。其他人可以和我不同，但如果简单地翻译成雪下得很大就不好。
“易”是翻译要换易语言形式；“意”是翻译要传情达意，包括言内之情、言外之意；“艺”是指文学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这是翻译的认识论。现在西方把翻译当科学，国内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和我的争论就集中在此。从世界范围讲，翻译大致有对等和优化两种。西方看重前者，因为英文、法文、德文之间有90%可以对等。因此翻译在西方地位并不高。但中文和西方文字只有40%到50%可以对等。中西诗歌的差距就更大了。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说：“总观全体，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这种情况下，要谈对等原则就不可能翻译。西方有个作家说，诗歌是最好的文字放在最好的地方，“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我的翻译，就是争取在最好的地方找到那个最好的文字，将翻译上升为创造与艺术。
“怡”是文学翻译要能怡悦性情，使人好之、乐之。这是翻译的目的论。
我的翻译理论，可以总结为两个字，优化或者创译，把翻译提高到和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其实这也不是我说的，郭沫若就曾说过，文学翻译与创作无异，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因此文学翻译须寓有创作精神。
总结这些理论，靠一两部翻译作品不一定站得住，这是量的问题，不是质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实践这些理论。比如原作使人乐之，翻译可以使人乐之；原作不能使人乐之，翻译又怎样使人乐之？这个问题太大。我的研究生曾问我，您这首诗并不能使人乐之啊？我说，原文也不可能每一句都使人乐之啊。而且有这种翻译思想，实践中也不都是得心应手，很多时候只能不得已而求其次。
译学敢为天下先
能解决中英或中西互译实践问题的理论，才是目前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译论。我敢说中国的翻译已经达到世界一流了。
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译学方面，也应该改变中国不如外国的心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是成立的。
记者：您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为什么敢于提出这样的概念？它的未来会怎样？
许渊冲：这不是提不提的问题，而是现实存在。中国是世界上出版翻译书最多的国家。中国有不少中译外、外译中，这个国外很少见，世界上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中英互译的作品。这说明中国的翻译高于外国。理论来自实践，没有中英互译的实践，不可能解决中英互译的理论问题。因此，能解决中英或中西互译实践问题的理论，才是目前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译论。很多人说中国不如西方，翻译也要用西方理论。实际上西方翻译理论达不到我们的高度。现在北京大学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但先要了解什么科目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我敢说中国的翻译已经达到世界一流了。从美国回来一个博士，就成了专家；我们搞这么多年的，反而不知道。这是官本位和学术本位的矛盾。 杨振宁说，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不如人的心理。杨振宁是科学家，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奖开始改变了中国人的自卑感。我觉得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译学方面，也应该改变中国不如外国的心理。中国的翻译理论继承了古代老子、孔子的思想，发扬了近代严复、鲁迅、林语堂、郭沫若、傅雷、钱钟书等人的学说，古今中外，把好的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说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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