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第一次离开故乡昆明，受李白的影响，自觉书已经读得差不多了，要顺江东下，云游名山大川。最后去到哪里呢？李白去了长安。那时候中国没有长安，北京是政治中心，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像古代长安那样，诗人云集。或者三十年代的上海，一块砖头砸过去，必然砸到文人骚客的脑袋。那时代最匮乏的东西不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太强大了，就是在工厂里的工人，马克思的资本论选段也是要学得个唰唰纸响。工厂每年都要搞多次政治学习考试，那论述题是什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还要结合实际，不是死记硬背就完事的。工人在一起开口闭口都是唯心唯物这些抽象概念，不一定像哲学专家那样明白究竟，但是哲学名词已经成为口语的一部分。最匮乏的东西是物质，当时我还没有考进大学。还在一家工厂工作，以现在的时装标准衡量，我们那时候的形象就是一群破衣烂裳的流浪汉。上海是一个物质中心，上海产，那就是最好的，昆明人以家里拥有的上海货多为荣。长江的终点在上海，我于是来到了上海，那一年我25岁。
夏天，我站在南京路上望着那些摩天大厦，心中荡漾着的是青年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我刚刚读完了斯汤达的《红与黑》，于连是我的偶像，我想象中的于连就是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我们在人民公园附近的一家冷饮店里喝了咖啡，很难喝，但在上海喝咖啡这是我从三十年代小说里得到的印象。后来我们决定去一家饭店里豪华地吃一顿，像那些十里洋场的中产阶级。我们走进摩天大楼中的一座，平生第一次穿过旋转门，餐厅里坐着全是穿中山装的人，像是正在开会。我跟着侍应生走到其中一张餐桌坐下，菜单就压在玻璃板下面。我瞟了一眼，站起来就跑。那菜单上，最便宜的菜是13元人民币。吃不起也不至于跑吧？那时候我老害怕着被逮捕，你进入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很警惕，戴红袖套的人到处都是，要盘问，要检查工作证。在上海的胡同里，人们已经不习惯陌生人出现，我们偶尔穿过，正在闲聊的老太太就一齐停下，盯着，看你要干什么，然后窃窃私语半天。你走进了一家大饭店，100万人只有那么几百个人敢于走进去的大饭店，你坐了下来，却什么也吃不起，这不是很可疑吗？所以我们拔腿就跑，在饭店里的服务员警觉起来之前。幸好没有人出来追我们。一直跑到南京路上，哈哈大笑。我们每个人身上只带着100多元人民币，晚上住在火车上，白天旅游。实在不行要住旅馆，也是去住大众浴室。晚上浴室不营业，供浴客休息的床就出租，五毛钱一个床位，还可以洗一澡。只是床是坡形的，躺一下很舒服，长睡就太难受了，但我们总是睡得很香。南京路上人群密密麻麻，都是来买上海货的，但商品并没有堆积如山，商店并不多，少数的几家店里，挤得水泄不通，也就为了秤几斤大白兔奶糖带回去。我们中的一位，第一次出远门，怀里揣着一百元人民币的巨款，缝在内裤上，感觉到处都是小偷，他自告奋勇，总是跟在大家后面，提醒我们这个人很可疑，那个人眼神不对，小心啊，丢了就回不去了。我在一家较小的铺子里买了一双黄皮鞋，22元，这种皮鞋我在红卫兵抄家的时候看到过一双，但昆明的皮鞋店里的皮鞋都是黑色或棕色的。除了这双皮鞋，我还买了两本书，就是我此行的收获。晚上，我们去外滩看，外滩在中国相当有名，就像一个传说中的诺亚方舟，名声暧昧，与男女之事有关。去过的人神秘地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而且告诉我们要在八点到十点之间，去早了，人还没有来，去晚了，人就走了，戴红色袖套的人不准大家呆到十点以后。我们到了外滩，看呆了，一对对男女面贴面，搂着、抱着、挨着、一对接一对，沿着黄埔江边的栏杆排下去，一眼望不到尽头。就像解放前夕，钞票贬值，南京路上排队换金圆券的人，只是排队的目的不同。大家耳鬓厮磨，喁喁私语，嗡嗡之声像是天空里飞翔着无数的蜜蜂。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到处是高音喇叭，你在公共场所听见大些的喧哗，那必定是在喊口号、念社论、开庆功会、批判会。公众，居然发出这种声音，我从来没听过，将来恐怕也不会听到第二次。有些人居然抱成一团！没有路灯，黄浦江上有些微弱的光，只看见黑影憧憧，也够令人热血沸腾的啦。在外省，这可能就要被当做流氓抓起来。新来的恋爱者，只有在一旁等着，等先来的恋人谈完走了，才能插进去。我们走了一阵，看别人谈恋爱，很是孤独。
上海我太熟悉了。我当时工作的工厂，就是从上海搬过去的，厂里的师傅大部分是上海人。我初中没有毕业，就被国家分到工厂去做工，我的师傅就是上海人。外号排骨，因为他相当瘦。说是师傅，其实他只上过小学，家住在闸北区。国家号召支边，支边就可以有个铁饭碗，18岁就跟着工厂来到云南，我们的工厂，就是这些上海人在一片坟地上盖起来，然后运来机器，生产产品。我来到这个工厂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上千人的大工厂了。我师傅看不来图纸，交给我们干的活计，还得我看图纸，开始他偶尔支使我去给他买烟，后来知道我比他有知识，很尊重我，我们相处得很好。他经常给我说上海，说十里洋场、说百乐门，说城隍庙、说小K，上海给我的印象，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我看过王重义的连环画《十里洋场斗敌记》，怎么斗的我忘记了，只想着将来要去上海玩玩。工人们也说北京，但我从来没想到北京去玩，我想的是去北京瞻仰瞻仰天安门故宫什么的。我们生产的产品是矿山运矿石的翻斗车，每到月底，就把刚刚漆了黑油漆的矿斗，一台台垒到大卡车上运走。那是一个欢乐的时刻，全厂一起出动来干这个活，男女工人一边推矿车，一边彼此打闹，就像在秋天乡村的打谷场上。上海人不喜欢空谈，空谈是那个时代的普遍风气，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也是心怀全球，想着怎么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像是游击队的政委。上海人大部分不喜欢高谈阔论，技术很好，工作一丝不苟，勤俭，干净，钻头觅缝地过小日子。我记得有个车工，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给邻居缝补衣服，他裁剪，老婆缝，缝纫机整晚哗啦响。那老婆，长得白，很美，每天要拿个箩筐，到大路上去捡煤渣。她知道那些运煤炭的大卡车几点会从工厂门口经过，工厂门口有些大坑，卡车一过就要颠下些煤炭来。车一走过，工厂里的女人就上去抢。有一天，这个女子，被卡车撞死了，尸体抬到大路边上，脸和手很白。他正在车间里车轮子，听到噩耗，戴着手套就跑，哭得个呼天抢地，风云变色。他们夫妻，感情很深。我1980年考上大学，就离开了工厂。二十年后我偶然回去，这个工厂已经倒闭，荒草丛生，厂门口挂着条大标语，要求解决职工的养老待遇，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工人在标语下面坐着发呆，我没有看见我师傅在里面，他已经老得不能出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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