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过小日子的上海(2)

热衷于过小日子，在我们时代，是要被鄙视的。我经常听到人们揶揄某人，就说他只会过小日子。过小日子，那就是小市民。谁不是小市民呢？大市民又是谁？好像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没有鄙夷小市民的传统，市民就是市民，无所谓大小，没有贬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市民社会的颂歌。西方的看法不同，恩格斯揶揄他民族最伟大的诗人歌德是法兰克福的小市民，“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主张歌颂叱咤风云的无产者，反对歌颂小市民的鄙俗风气。这种思想影响了十九世纪以降的世界激进文学，成为时髦。写日常生活的上海作家张爱玲，被许多大文豪视为庸俗。她居然写这些：“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 烧鸭煨汤，汤清而鲜美。烧鸭很小，也不知道是乳鸭还是烧烤过程中缩小的，赭黄的邹皮上毛孔放大了，一粒粒鸡皮疙瘩突出，成为小方块画案。这皮尤其好吃，整个是个洗尽油脂，消瘦净化的烤鸭。” 鲁迅当年也住在上海，他住在四川北路。读鲁迅的文章，你看不出这是一条怎样的四川北路。今年我又去了上海，到了四川北路，发现那就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在一里弄里，我吃到了上好的老鸭粉丝汤，真是美味之至。鲁迅大约对老鸭粉丝汤之类的视而不见，他的文章里从来没有提到，他吃不吃呢？不知道。我想起甘地，奈保尔说，尽管甘地在英国待了三年，他的自传里却丝毫未提及气候或季节，除了到达当天正值9月末，甘地穿着白色法兰绒登岸，因为不适宜而感到尴尬，下一次明确提到的时间，是他离开那天。“没有关于伦敦建筑的描述，没有街道，没有房屋，没有人群，没有公共交通。1890年的伦敦是世界之都，对一个来自印度小镇的年轻人来说，伦敦一定叹为观止”。奈保尔认为甘地“精神内聚是强烈的，自我专注很完整”。“他的体验，发现和誓言，只满足着他自己作为印度教徒的需要，满足在置身敌意中界定并强化自我的需要，它们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奈保尔肯定是这个世界普遍的小市民中的一个，他关心的是生活世界的在场，是日子如何过。他大约会同意张爱玲女士的名言“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20世纪，文豪关心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宏大叙事成为时代写作的主潮。到文革时代，过小日子都已经成为罪行，“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不是绘画绣花、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暴力成了生活的常态。都热衷于过大日子，大日子怎么过，在广场上，服装一致、万众一心、旗帜招展，高音喇叭。恩格斯的观点只是他的观点而已，并没有使德国成为鄙夷小市民的社会，托马斯·曼、卡夫卡、伯尔……这样的小市民作家继续出现并伟大。而在中国，鄙夷小市民却成了人们普遍的价值观，真是可叹！二十世纪，人们为主义、观念而活，不为过日子而活。但日子总得过，过日子事关吃喝拉撒，文化上不给这些事情正名，于是小日子总是过得偷偷摸摸、猥琐狼狈。如果不是美国的一位文学批评权威夏志清出来赞美张爱玲，我很怀疑中国读书界是否会认识到张爱玲的不同凡响，在中国二十世纪这种文化环境中，张爱玲真的是太另类了！“可以不顾左派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式的写作，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是独一无二。文革之后，继续革命使人厌倦，人们想停下来过过日子，绘画绣花，请客吃饭了，生活的力量卷土重来，西方写小日子的大师，像乔伊斯、普鲁斯特都翻译过来了。但鄙视日常生活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小传统，积习难返，“过小日子”，一时半载是难于名正言顺的。蔑视倒没有了，但无视依然继续，而且麻木不仁，变本加厉，更现实了。现代化不幸正是建立在这种普遍地鄙视日常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上。所以我国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很少从居民如何在其中过小日子、如何颐养天年考虑。只考虑宏伟、高大、宽阔、欣欣向荣、金光大道之类的形象，等而次之的则考虑政绩、轰轰烈烈搞一把，高升。考虑经济利益，考虑如何卖掉，房子按照商品房设计。别小看这一点，从家的角度和从商品的角度设计房子是有天渊之别的。古代中国的房子是家，现代则设计成商品房了。政绩也是以高大全的形象是否确立为标准。因此，新世界的建设以摧毁日常生活的小世界为代价，毫不可惜。建立在传统和经验世界上的中国日常生活世界被视为落后、丑陋、丢脸、脏乱差。昆明城市改造，几个月就消灭了70多个菜市场。新世界建立了，意识形态的象征在现实中得到表现，日常生活世界也消失了。无数故乡消失了，同质化的新世界席卷中国。根据图纸设计出来的形象，面子、观念、商品经济倒是确立了，但不利于过日子。过日子很难看，很庸俗，很丑陋，很脏乱差。张爱玲说，“生命是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虱子”。现在，连袍子都无影无踪了。 20世纪后半期，上海有点声名狼藉，说起上海人，大家理直气壮，那些小市民！上海人在这方面也有点自卑，似乎会过日子是一个难于启齿的缺点。但是，生活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人们过日子。在这方面，阳奉阴违是个策略，面子上，宣传上，文化上、市政建设上高大宏伟，意思是“生活在别处”，人们无可奈何，但你总不能不让我低了头喝老鸭粉丝汤吧。只可惜的是，像张爱玲这样理直气壮、信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种老生常谈，将小日子通过文章升华到不朽的文人实在不多。古代文人经常这么做，曹雪芹就是写过小日子的大师。“凤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贾母跟前剥蟹肉。头次让薛姨妈，薛姨妈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凤姐便奉与贾母。二次的便与宝玉。又说：‘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预备着洗手。”庸俗不堪的蟹肉，经曹大师这么妙笔生花地一写，就成了风雅韵事。现在不同，上海人一面过着小日子，就是吃了大闸蟹，也觉得脸上无光，不好逢人就讲的。文人说起上海，言语间还要解释遮掩，总是迅速站到谴责小市民的立场，“比你教为神圣”。在上海一个文人要获得优越感太容易了，骂骂小市民即刻政治正确。其实上海只是二十世纪中国迷信“生活在别处”、反生活的新文化潮流的一个典型，一头生活的替罪羊。二十世纪以降，中国世界对中国经验、中国生活、中国式的过日子的自卑是与日俱增，无所不在的。这方面，中国二十世纪的写作与生活世界之间，真的是有点名不副实。日子过的是小日子，宣传说的是丰功伟绩，我们一直是那样英勇地生活着么？普鲁斯特何时在上海出现？或者像乔伊斯写都柏林那样写写上海，为它立一座日常生活的语言丰碑。这家伙写煎羊腰子和出恭的那一段，真是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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