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饮水思源”，我在文学翻译中取得一点点成绩时，总会回想起那些曾热心开导和扶掖过我的老前辈。其中，最使我难忘的便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
有人或许会问：“老舍先生一生从未做过文学翻译，这个题目是否有点难以成立？”其实，不光一般读者，就连有些业内人士也对这个问题不太了然。前不久，当老舍先生在伦敦的旧居正式挂牌后，有一篇报道说：“《金瓶梅》是老舍先生出国任教时期的译作。”这篇文字见报后立即在一些编译人员中间引起热烈争论。有人说：“老舍先生并非科班出身，《金瓶梅》的英文版不可能是他的译作。”但《金瓶梅》的英译本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这清楚地表明译者在翻译上曾受惠于老舍先生。另外，老舍先生曾先后两次出国教书和讲学，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例如，教汉语；编制汉语语音教材(包括唱片、说明书等)；参与各种翻译及咨询活动。
老舍先生从小就认识到掌握外语的重要性。他虽没念过英文系，但无疑是 “自学成才”的典范。他先是刻苦自学，后又进燕京大学旁听，并经历过一番独特的磨练和深造。科班与否，其实并非关键。老舍先生后来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所展示的实际能力早已远远超过一般英文系的毕业生。
老舍先生对文学翻译是否真有研究？我想通过上世纪50年代向老舍先生当面请教的经过来说明。
1955年秋，由英若诚引见，我在老舍先生的府上向他请教文学语言问题。先生有求必应，先讲解了文学语言的含义，后又阐说翻译中语言处理的难度与重要性，还谈到了莎翁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的正确译法。当时，英若诚在单位里被大家称为“英大学问”，后又被调任做资料翻译，颇不甘心。老舍先生开导说，调动一下有什么不好，要知道，“翻译是个宝，浑身有功效”。因此，调动岗位倒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通过翻译还可以与学者、大师们保持零距离接触。当谈到最喜欢的外国格言时，老舍先生说，他从小就爱读书。长大后，老舍发现书是智慧的结晶。出国后，他进一步感到书是桥梁，是唤醒和鼓励人们的有效工具，是艺术创造的载体。到达伦敦后，重读一些狄更斯等英国文学名家的作品后，老舍感到他自己也同样有能力拿起笔写出一些像样的书来。于是，脑子里一直梦想早日能有第一本自己的书问世。英文有句成语，叫做“Love me, love my dog”，而老舍先生不知在哪本书里看到一条巧妙地换了个词的用法：Love me, love my book，顿时十分欣赏，曾一度书写后挂在床头，以示鼓励。原文的意思是：“要爱我，就爱我的书吧！”当然，这里的“书”还可理解为“信念”或者“精神”。
1956年春，我受北京俄语学院院刊的委托，请老舍先生对翻译标准谈点看法。他开始婉言谢绝了，在我的一再请求下，才谈了一些个人的体会。例如，对“信达雅”的提法，沿用是可以的，但“雅”词的内涵必须纠正：所指的不应是“风雅”(即：桐城派的古文)而应是“风格”。对于等值翻译，他认为概念、术语好说，但独特的文化或艺术却不太可能。中国的语言文化(如犬子、玉照等)对外翻译后，在效果及作用上怎么也等值不了。翻译的关键是“起死回生”，而要做到这一点，决不能“生搬硬套”，而必须“出神入化”。另外，他还指出：翻译艺术既没有公式，也没有“遗传性”，因此，培训非常重要。
老舍先生还认为，翻译艺术的本质是表演艺术。另外，由于种种客观条件(包括原作是别人的作品，理解有个过程等)的限制，要想马上达到最准确很难。对翻译的成效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其实，不论什么艺术，都只有不断精益求精，才能炉火纯青。当他获悉我已转至文学研究所工作，并正在编写关于翻译的论稿时，非常高兴。他再次强调从事翻译工作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是普罗米修斯(盗火者)，既光荣又崇高；但也必须看到，由于语言在不断发展，归根结底，翻译是“为他人作嫁衣”，因此，它是一门既崇高又残酷的艺术。接着，老舍先生又提醒我说：在翻译工作里，也切莫“数典忘祖”。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重视“拿过来”的同时，也应注意“送出去”。另外，他还一再强调：对外翻译必须“两条腿走路”，既要懂语言，也要懂文化；既要鼓励由外国人承担，也要动员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动手。当时，尽管我能挤进文学所已证明自己的英语十分过硬，但对能否从事汉译英的工作还毫无把握。他鼓励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正是从那时起，开始为日后从事对外翻译进行准备和锻炼。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先生对翻译艺术确实颇有研究，如果不是从事过翻译实践和研究，不可能会有这样系统、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我对翻译的很多观点最早都来源于先生的点拨和启发，例如，翻译属于表演艺术，衡量翻译的标准应从整体出发，翻译必须“出神入化“，对外翻译理应贯彻两条脚走路的方针等等。老舍先生的认识和主张，对改进我国的对外翻译工作来说，不仅有很大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对症下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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