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与乡愁：时代叙事的介入（江雪）(2)

　　诗人策兰同样在诗歌中介入了“死亡”、“自由”、“苦难”、“流亡”与“灵魂”的个体化的抒情特质与时间真相，归结起来，仍然是一种“时代之痛”。策兰称诗歌为“瓶子里的纸条”，我们可以想象，策兰表述意味着诗歌存在着“彼岸性”。策兰的一句话触动与刺激了我对“介入”诗歌的理解向度。他说：“因为诗歌并非无始无终。当然，诗歌也力求无限，它试图穿越时间——是穿越，却不是超越，也不是超过。” ⑧ 是啊，“介入”诗歌的最高境界，不就是一种穿越行为吗，穿越记忆，穿越历史，穿越废墟，穿越神话，穿越宗教，穿越种族，穿越时代之痛。是的，我敬仰他们：屈原、杜甫、李白、苏东坡、波德莱尔、布莱克、策兰、米沃什、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斯、北岛、廖亦武等，在诗歌中穿越“时间之殇”与“时代之痛”的人们。最近，有一次我和诗人、批评家赵卡一起谈话时，他说，我们是吸收了西方诗歌的营养成长的，但我们却对里尔克、艾略特、米沃什等知之甚少，看到他们的介入，我们应当羞愧。
　　
　　三　
　　
　　在我印象中，学者张闳写过两篇关于诗歌“介入性”的文章，一篇是《介入的诗歌：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诸问题》（1999）（下文简称《介入的诗歌》），另一篇是《90年代诗歌与“介入性”》，尽管两篇文章大同小异（或许是出于发表目的的需要，论文作了篇幅与内容上的调整），但在我看来，他应是中国当代从学术理论层面上提出诗歌“介入性”的第一人，他的“介入”诗学观念，在诗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学者王岳川在《萨特存在论三阶段与文学介入说》一文中概述的萨特“文学介入论”在诗人也产生了较大影响。随后青年学者叶蔚然以《从美术与诗歌潮流的对比中谈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介入性》（2007）一文向张闳先生致敬，叶蔚然在文中提出当代诗歌的“介入危机”和“虚假介入”两个概念，引起我的关注。我认为，中国当下新诗现状面临的最大问题正是时代叙事的“介入危机”问题。
　　
　　在谈论时代叙事的“介入危机”问题之先，我想谈谈“中国纯诗”问题。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降，有一批诗人在探索中国纯诗的出路和方向。事实上，1989年之后，在中国谈论纯诗，是一种精神自闭的时代症候。王岳川在论及海子之死时，一语道出了中国纯诗遭遇的困境与时代真相：“海子的死标明中国纯诗已抵达人类精神的最前沿却又在现实中濒临绝境。”同样，顾城之死，戈麦之死，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纯诗中的个人“乌托邦”遭遇时代叙事的“介入”之后，开始诞生悲剧性命运，中国式的纯诗命运。张枣的死，进一步让我们体察到中国诗人的“纯诗理想”在时代境遇中遭受的困顿与落寞。如果说，追求“纯诗理想”的诗人也在试图在诗歌中“介入”他们的写作精神与理想，那么，我认为这种“介入”也是可以成立的，正如我在文章开头谈到“介入”的内涵与外延之侧重点的不同，诗学层面的轻与重。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追求“纯诗”写作的诗人，他们虽然内心坚守着纯诗的高洁与光亮，但是少了对时代叙事的参与、对抗、担当，因此会在这个黑铁时代中遭受创伤与磨难，甚至他们会背负更多的来自社会与读者的双重质疑与诘难，误会与中伤，因此追求“纯诗理想”的诗人，面对时代叙事语境，同样会变得脆弱。然而，对时代叙事的参与、对抗、担当，正是我现在要强调的一种诗歌“介入”观的主体行为表现。
　　
　　张闳在《介入的诗歌》一文结尾处这样写道：“在今天，诗歌的‘介入’无疑是困难的，但却不是没有可能的。‘介入’的困难性不单单来自诗艺方面，也不单单来自生存方面，而是来自这二者之间的现实相关性。毫无疑问，‘介入’需要一种道德的力量，同样也需要一种美学的力量。”张闳认为，“介入”的道德，首先是一种对于语言的道德，而“介入”的美学则是通过“介入”的道德实践才能实现其价值。我比较认同他的观点。诗人欧阳江河在其著名的诗歌评论《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1993）中也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人自觉的“介入”意识，不过他在文中更多谈论的是他们那一代具有“中年特征”、“本土气质”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诗人，在经历了1989之后，开始消解“对抗”的、“色情”的、“政治”的、“亡灵”的、“人文”的“介入”美学。事实上，近二十年过去了，他们的“介入”美学，已经在逐渐消解，有的诗人甚至消解殆尽。唯有少数诗人一直在坚持着“介入”的诗学理想。这种介入诗学理想类似于我在《后来者的命运及其自由诗学理想》一文中提及并倡导的“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这种双重意识，在中国大地上深刻地表现为巨大的乡愁，中国式乡愁最大的症结表现为中国极权消费主义的盲目扩张与乡村城市化工业化的乌托邦理想。1965年，阿赫玛托娃与以塞亚·伯林在英国谈话时，伯林对她说：“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为高尚的痛苦。”学者崔卫平由此推论，“如果说，所有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痛苦（断裂），那么，也可以说从‘乡愁’产生的思想，是所有痛苦的思想中最为高尚的或最为中肯的思想。”（11）　　事实上，中国当代诗人一直在努力构建着历史叙事中的诗性正义与时代乡愁，比如黄翔的《魇：活着的墓碑》、北岛的《白日梦》、廖亦武的《死城》、吕德安的《曼凯托》、肖开愚的《向杜甫致敬》、杨炼的《叙事诗》、欧阳江河的《泰姬陵之泪》、西川的《鹰的话语》、柏桦的《水绘仙侣》、俞心樵的《友谊与爱情》、余怒的《饥饿之年》、伊沙的《唐》、陈先发的《黑池坝笔记》、余笑忠的《俯首》、侯马的《他手记》、雷平阳的《祭父帖》、姚风的《绝句》、黄梵的《南京哀歌》（组诗）、黄斌的《老拍的言说》、沈方的《鱼计亭诗话》、叶匡政的《571工程纪要》、朵渔的《大雾》、沈浩波的《蝴蝶》、蒋浩的《纪念》、孙磊的《处境》（组诗）、李建春的《命运与改造》、杨典的《论语别裁》、赵卡的《大召》、木朵的《清明上河图》、陈家坪的《空城》、梦亦非的《苍凉归途》、杜撰的《黑措镇》/《重返黑措镇》、徐淳刚的《南寨》、育邦的《薄伽梵说》、谢湘南的《过敏史》、花枪的《海南三部曲》、江雪的《平民暴力美学的起源》等诗人的长诗、随笔（太多好作品，恕我不一一列举），以及王家新的长诗《回答》和以德国诗人策兰为蓝本的系列翻译、评论作品，深刻昭示了中国几代诗人继承汉诗亘古未变的“介入”传统——“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之诗性正义——的时空性眺望，正如青年哲学家夏可君博士所言，“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后天”思想 ⑩。法国诗人、作家阿拉贡说，“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有自己伟大的诗人。他们是他们当下社会的表达者，而且是变革的喉舌，在那个社会环境里，这种变革已经成熟，但其他所有的人却尚未察觉。在人类旅途上竖立路标的诗人起的这种作用是最崇高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一切时代又最易使其蒙乱。”（12）是的，诗人注定要在自我放逐的命运中成就为每个时代的精神先知，成就为每个时代最杰出的叙事者，他就应敢于负载人类的苦难，乐于传播人类的真理与福音，而不应该恐惧于时代机器所生发的暴力影像与威权行为。诚然，我们在传承这种特定的诗歌介入的修辞美学时，也应该警惕，嬉皮的“介入”、垃圾的“介入”、空洞的“介入”、谎言的“介入”，甚至“犹大”的“介入”——警惕它们，像幽灵一样，瘟役一样，正在我们中间，隐现，漫延……

　　谈到这里，我终于可以回到文章落笔的起点了。我的个人诗学介入观，仍然可以看作是对诗性正义的一种延伸与抵达，也就是说我的诗学介入观，是试图在时代叙事中，通过“介入”来揭示文学中的谎言与真相，并且剔除它们，保留现实与历史中的最真实、最可靠的疼痛感。法西斯时代的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是真理，多么可怕的论调。然而这种极权主义的论调，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仍然存活，仍然侵蚀戕害着我们的肉身与灵魂。“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更是一针见血，“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支柱。”在此，让我借用学者杜君立的话“介入”本文吧，一起唤醒我们这个时代最疼痛的乡愁：“2011年7月24日，从今天开始，每个中国人都应当问一下自己：我们高铁时代的生活，究竟是在神话中，还是谎言里？”

　　2011．7．27 夜，草于牧羊湖，“7·23”温州动车特大事件后的第4日。
　　
　　注释：
　　
　　① 王岳川：《萨特存在论三阶段与文学介入说》，《社会科学》杂志，第6期，2008。参见中国艺术批评网
　　② 阿尔多诺：《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德语诗学文选》下卷，华东师大版，2011，第423页。
　　③ 狄尔泰：《各种世界观在诗中的地位》，《德语诗学文选》上卷，华东师大版，2011，第387页。
　　④ 阿诺德:《当代批评的功能》，《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版，1984，第78页。
　　⑤ 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序言》，东方版，刘文飞译，2009，第6页。
　　⑥ 乔治·巴塔耶：《文学与恶》，《威廉·布莱克》，北京燕山版，董澄波译，2006，第53页。
　　⑦ 让·保尔-萨特：《波德莱尔》，北京燕山版，施康强译，2006，第58页。
　　⑧ 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凤凰传媒集团版，李尼译，2009，第135页。
　　⑨ 张闳：《介入的诗歌——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诸问题》，论文，1999。参见“新诗理论专辑”网页：
　　⑩ 夏可君：《后天》杂志第4卷（江雪主编）卷首语，《时代的经验：在“后天”思想》，第1页。
　（11）崔卫平：《思想与乡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版，2011，第102页。
　（12）阿拉贡：《从彼特拉克到马雅可夫斯基》；《法国作家论文学》，雷光译，三联书店，1984，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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