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版数量堪称“世界之最”。以刚结束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为例，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量，此次具有申报奖项资格的作品就有7800部之多。茅盾文学奖每四年一评，那么保守估计下来，传统写作出版加上网络文学的长篇数量，大约每年至少2000部。而“建国十七年”(1949—1966)的长篇小说总和，也不过500多部。当下中国长篇小说这样的写作出版规模，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文学史知识和文学理解力，对于这个数量奇观，人们几乎无法给予解释和估价。
如此庞大臃肿的创作数量，带来一个致命的困难，那就是无法“通读”和比较。这一点，在客观上令普通读者与“专家”的界限模糊起来。数量的广阔平面，缩小了质量差异的敏感性，精神产品以往那种深邃、高贵的美学气息，被稀释在浓重的现代性狂欢中。当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阅读都是有限的，并不存在某种“全能的阅读”。但是当下长篇小说写作与出版演进到了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它永久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学阅读生活，并因此使得整体把握文学态势的意图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再可能。这不仅考验着读者的鉴赏能力，也意味着文学史的写作和判断需要一种更加严肃慎重而广阔的学术视角。 文体的歧路
与诗歌、戏剧相比，长篇小说无疑是一种“近代文体”。它的出现和繁荣，与文艺复兴和市民社会的兴起息息相关。举目世界文学史，长篇小说的写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源氏物语》。但只是到了中国的四大名著，长篇小说才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近代文体而广为人知。在欧洲，长篇小说的辉煌历史奠基于《堂·吉诃德》，成就于伟大的十九世纪。在它们的背后，隐含着一种通过长时段叙述而结构历史、发现“绝对精神”的诉求。这也决定了长篇小说的文体主要不是以语言的精致或者技术上的巧妙为特征，而是特别强调“史诗性”、厚重以及深刻刻画人物性格命运。这方面，我们信手举出几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人间喜剧》、《红与黑》、《艰难时世》、《红楼梦》、《静静的顿河》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看做是以某种“整体性”为前提的“宏大叙事”。然而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写作的历史语境，面对的是一个零散、破碎的多元化的世界，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赖以成立的叙事基础早已从内部被抽空被消耗殆尽了。正是这一点，使长篇小说的写作变得轻松惬意起来。它不再是那种“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呕心沥血，也无需“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自寻烦恼。一种哲学的考量、一种历史的抱负乃至一种文学的雄心偃旗息鼓，长篇小说文体的歧路就此形成。类似《白鹿原》、《你在高原》的砥砺磨难横空出世，也许只是过往时代长篇小说的回光返照。今天，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作品，其实是别的东西，它们仅仅是被称为“长篇小说”而已。
历史观门槛
自有现代文学史以来，长篇小说一直被视为衡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高峰的标志，正是上述原因使然。文学活动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中最为诉诸感性、感动、感染、感伤的特殊形式，伴随着人类逐渐成长，早就开始了它反思、发现和回忆的中年旅程。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厚重、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人物的性格命运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命名，并且逐渐历史化和经典化。无论今天的长篇小说怎么写，始终都无法回避“历史观”这个门槛。所谓历史观，表征着写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乃至文明观，宣喻着写作者对于历史变迁中价值倾覆的痛苦或者欣悦。这是文学经验中“回忆”的本质要求。但它在人们的文学实践中，又经常被误解为对某段具体历史事件的翻案改写。在最为粗陋浅薄的时候，你说汪精卫汉奸，我就说他曲线救国，你说潘金莲淫荡，我就说她女权……这样的纠缠，仅仅是一种以二元对立为表象的相对主义而已，与真正的负责的历史观相去甚远。作为长篇小说的门槛，历史观或者表现为一种沉思，或者表现为一种回忆，或者，它还表现为一种洞察之后的谅解同情。无论怎样，最终，历史观将指向写作者和他所刻画的人物的灵魂。
题材选择与文学品质
赖大仁
题材本身的意义，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小说的意义价值。不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题材的意义只是一种非常表层的意义，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意义。过去“题材决定论”的偏颇在于把生活事件本身的意义当成了文学的意义。反过来，如果认为文学的意义价值与题材没有多大关系，也有问题。“怎样写”要以“写什么”作为前提，倘若一个小说作者，能够在自己生活积累的基础上，选取某种具有普遍或独特意义的题材，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对题材的内涵加以深入开掘，融入对这种生活与人生的深刻理解和独到感悟，赋予作品深厚的审美意蕴，同时也有足够的艺术功力将这一切表现出来，那么这样的作品也就具有了优秀小说的文学品质。
从近期读到的一些长篇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题材选择与处理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学品质上的差异。有的作品选择写大题材，如《麦河》、《农民帝国》等写当代农村的大变革，题材本身就具有突出的时代特性及社会意义，同时作家致力于从文学的意义上对题材加以提炼与开掘，努力将情节与人物典型化，力求将生活表象背后的深刻矛盾及本质性的东西揭示出来，将题材本身的一般性社会意义转换成文学性意义。比较之下，有些写类似大题材的作品，则似乎并未实现这种转换，仍只是停留在题材本身意义的层面上，没有脱出报告文学式的写作模式，只不过在题材的基础上构织了一些表面的矛盾冲突，增强了一些故事性和可读性而已。再如某些以往文学关注不多的特殊生活题材，它本身也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但只有经过作家的深入开掘和艺术创造，才能获得更丰富的文学意义。如《天行者》写民办教师的生活，《推拿》写盲人的生活，通过文学写作将这种边缘化人群的生活展现出来，引起社会对这些特殊人群及其命运的关注，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如果作品仅限于真实描写这类社会底层人物困窘艰辛的生活样态，唤起人们的同情怜悯，那就仍然没有超出题材本身的意义。而上述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对题材内涵的深入开掘与创造性表现，《天行者》既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描写了民办教师为“转正”而纠结的辛酸，更以极大的敬意写出底层教育者的责任与良心，凸显了人物的卑微与人格的崇高之间的巨大反差，给人以心灵情感的震撼。《推拿》则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探入盲人的心灵世界，表现他们渴望理解与尊重的内心诉求，这不仅对于残疾人，即使对于健康人也同样能引起情感的共鸣。还有以个人苦难命运为题材的写作，像《水在时间之下》这样的作品，同样很注重对题材意义的开掘，而并非停留于写一个人的命运遭遇。一方面从人物本身而言，不仅注重刻画人物性格，而且写出生活经历如何决定人物性格，而人物性格又如何影响人生命运，写出生活、性格与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通过个人的经历遭遇及其与其他人物所交织的复杂关系，折射出时代生活的动荡变迁，反映出人世的复杂、人生的曲折和人心的幽微，融入作者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与感悟，将生动的人物性格、充盈的生活内涵和丰富的思想意蕴融为一体，使作品形成内在的艺术张力。然而实际上这样具有较高文学品质的作品并不多见，更常见的还是仅仅写人物的苦难经历本身，除了让读者从中感知生活苦难和人生不幸，引起某种怜悯同情外，似乎并不能传达出更多的东西，其文学意义当然也就非常有限。
可见，小说作品文学品质的高低，文学意义的大小，既与题材本身的意义相关，同时更取决于对题材内涵的开掘及艺术创造。当然，所有这些最终还是取决于作者的文学修养与艺术功力。
从地域角度看文学创作
许 辉
文学奖参评作品，我有时会有意无意把它们纳入地域文化的框架里观察，如果把中国中东部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分南北的话，那么参照系统和历史文化的判断背景改变了，对阅读对象的评价自会生成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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