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的《幻城》中的“宿命悲剧论”，有相似的一面，但是又有所不同。在有关“宿命”的确立上，《幻城》开篇有这样一个预言：“卡索，我年轻的王，红莲即将绽放，双星终会汇聚，命运的转轮已经开始，请您耐心等待……”读完全书会发现，这是一个“徒有其表”的预言，且不说这个预言涉嫌明显的模仿(《圣传》中九曜的占星：“六星陨落，其为背天之暗星……汝所孕育之红莲火焰，将烧尽一切邪恶”)该预言的指向非常模糊，在小说开头匆匆出现后再无下文，并不像在《圣传》中贯穿整个故事。“红莲即将绽放”，如果指的是樱空释即将开始他一系列计划的话，那么“双星”又是什么？是指兄弟两人最后的见面？那又为什么要耐心等待呢？最重要的是，小说中真正的宿命，其实是来自于“渊祭”对于众人命运的操纵，这个“预言”不是形而上层面的，是有现实对应的。
且举一例，小说的核心情节，卡索和樱空释的“宿命”悲剧，究竟是谁造成的？小说试图通过上一世“囚徒”与“霰雪鸟”的故事，将樱空释的死解释为轮回般的“宿命”。然而，现实是，樱空释的死不是“宿命”，而是卡索一手造成的。作者所谓的“宿命”，实际上只是“渊祭”的一个游戏，这一悲剧只来自“渊祭”的操纵而已。
《幻城》中的渊祭就是“宿命”，可以随意的决定他人的人生，而这个“宿命”是“恶”的，他恶意地伤害了诸多人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幻城》中宿命不是一个完整的有逻辑的东西，而是可以经由一个“上帝”来随意操纵的。而“上帝”本身仿佛是自然存在的。在这种逻辑之下，什么事情都可以随意发生，只要上帝挥一挥法力无穷的诞星杖，人类存在的意义就被全然抹去。CLAMP的作品绝然不同，他的宿命也是“恶”的，但是这个宿命只是一个已占卜的结果，绝不存在所谓“上帝”。CLAMP所要叙述的，就是人类的情感战胜命定“恶”之宿命的故事。
显而易见，郭敬明利用了“宿命”这一概念，成全了“永远是孩子”的幻觉——“我”永远是无辜的，是“宿命”在玩弄“我”。“我”又有什么错呢？上天可以随便改变我的命运。在如此命运之下，我只能做一个“忧伤的孩子”了。
这一逻辑在《幻城》中有充分的体现，正是基于这种情感逻辑，卡索才会永远是一个忧伤的、寂寥的王——因为所爱的人都走了。造成悲剧的原因在哪里？是“宿命”——他似乎成为了一个“生而注定孤独的王”。但有意味的是，现实显然不是这样，他所面对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
“我们”和“宿命”，在CLAMP的“宿命悲剧论”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宿命”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消失了，(没有宿命，阿修罗又何以存在？没有宿命，“天之龙”和“地之龙”又何以存在？)“我们”就是为了抵抗“宿命”而生的。在强调“宿命”的同时，更加强调的就是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反抗。在这一观念下，“宿命悲剧论”已经不再是纯粹悲剧，而是生命的“必须”，是生命的“意义”。
然而，郭敬明却悄然地把“宿命”置于“我们”之上。悲剧被无限放大，抵抗被无限缩小，人最终成为“宿命”的玩物。这是郭敬明式的对于“宿命”的理解：他的“宿命”是一个酝酿“悲伤”的源泉，无关抵抗，仅供忧伤。
在小说的最后，卡索感到了生命的无望，选择了自杀。这或许就是郭敬明于无意识之间给予我们的答案。而“自杀”也正是对于CLAMP“宿命悲剧论”最大意义上的反写。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青年一代(又何止青年一代！)的历史能动性丧失殆尽，我们生活的“幻城”，真的不可改变么？我们面对的“宿命”，真的亘古常在么？悲伤逆流成河，这忧伤却如此乏力。
不可否认，郭敬明的“幻城”击中了一代人的潜意识(舍此无法解释他惊人的畅销)，将不可讲述的现实以魔幻的方式呈现，这是一种“野草”式的象征性写作，但是郭敬明的“野草”式写作，是为了熄灭地火。从现实到魔幻，从魔幻到现实，郭敬明的所有作品，从时间上营造“小时代”，从空间上营造“幻城”——这座新的铁屋子，或者说来自“野草时代”的铁屋子的变形，却不见了“呐喊”。这是一种非魔幻非现实又魔幻又现实的“郭敬明主义”，这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很不幸，真正的“主旋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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