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者相对于读者的那种高度的优越感显然是反常的。这种现象当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但相比于菲茨杰拉德的命运，历史其实给过中国小说家很多厚待。在整个80年代，他们单方面决定了文学的主题和形式。从“伤痕小说”到“文化寻根”再到“先锋小说”，读者基本上唯小说家马首是瞻。小说家不仅可以决定写什么、怎么写，他们还决定什么是“经典作品”，什么是“传统文学”。从这个角度说，马原认为网络文学的作者写出来的东西，和传统文学不是同一种东西，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他是想把“传统”作为一种批评的标准，则要谨慎地使用这个词。
说到传统，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使用的那种抓取读者注意力的技巧，并不是海明威创造的，而是19世纪小说传统的一部分。在《红与黑》的末尾，我们能充分领教19世纪小说通过控制叙事的速度制造高潮的技巧。当于连躺在断头台的下方，广场上的人群都屏住了一口气：所有的支流都已经汇入干流，叙事的河水在于连的死刑到来之前，明显加快了速度，紧张的气氛搞得人人脸色苍白。这和《丧钟为谁而鸣》的结尾技巧极为类似。
从《战争与和平》、《红与黑》一直延续到《丧钟为谁而鸣》，这条小说的传统注重变化、现实和读者。普鲁斯特的小说是对这种小说叙事传统的反动。在他那种显微镜般的小说世界里，速度消失了。时间变成了一条思绪的河流，我们无法从中发现时间的结构。普鲁斯特的叙事没有速度变化。这是小说的另一种传统——更专注于作者而不是读者，专注于记忆而不是现实，专注于不变而不是变化。 对一个长期关注中国小说的读者来说，让他感到沮丧的事情是，很多当代小说家失去了通过控制叙事速度去抓住读者注意力的技巧。即便是声名最显著的小说家，也很容易就能发现他们推动情节方面的无能。许多小说家丧失了小说家作为手艺人的本色，也失去了手艺人特有的从容，笨拙的叙事和凌乱的结构显示出他们写作时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的状态。拙劣的当代小说不断挑战读者的耐性，小说家却反过来指责读者过于愚蠢，市场短视无情，让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在这个意义上，我部分同意马原的判断——小说已死——不是因为小说丧失了对读者的影响力，也不是小说的美学标准已经消融在电视剧之中，(不然何以解释电视剧泛滥的今天，仍然有那么多人通过网络或杂志阅读小说？)而是小说家丢失了那些使小说成为小说的技巧，失去了控制作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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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丧钟为谁而鸣》，还不得不提到对小说家与读者的另一重关系。这也是小说传统的一部分。
实际上，写作于1939年的《丧钟为谁而鸣》，是西班牙内战的一个副产品。欧洲和美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或深或浅地卷进了这场战争。海明威在西班牙待的时间不算长，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他已经从西班牙回到了美国，然后又去了古巴。《丧钟为谁而鸣》和《第五纵队》是在哈瓦那郊区的农场里匆忙写出来的，意在表达海明威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作家与政治的关系，正如写作速度和作品质量的关系，一直是聚讼不休的有趣话题。通常倾向于认为，写作速度与质量成反比，当然也有《丧钟为谁而鸣》这样的例外。作家不一定要参与政治，甚至不一定要关心世事，但对那些苦心孤诣要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来说，他们的生活和写作应该与政治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应该另当别论。
我还记得几年前读到余华《兄弟》时的感受——尽管竭尽全力想要理解并且回应现实，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正在被现实所淘汰。很多从80年代走过来的作家都有同样的问题。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理解和写作的速度，和周遭世界发生变化的速度脱了节，反映在作品上，可以发现作家处理题材和主题时精神上的内缩。小说家尽量回避重要的问题，要不就将他们连缀成一个接一个段子，或者干脆宣布“小说已死”——其实小说没有死，也不会死；当作家和读者的肉身消失，一切看似重大的物质成就都灰飞烟灭的那一天，小说也不会死。即使我们最终失去了写作小说的全部技巧，小说也不会死，它会像那些谜一样的事物——金字塔、复活节岛雕像、巨石阵一样，美妙地永远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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