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真实、生动的对话。一段很说明问题的对话。如此对话，俯首可拾。
有作家说，如今的文学评论不过是些“中心思想”。确实，不少评论说的都是作品反映了什么、说明了什么、表达了什么，诸如曾被广泛当作真理传诵的“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之类。
这是否也与“统治”文坛的“大”之理念有关？大理论、大评论、大历史、大政治、大文学。彻底抛弃一切的小。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胸中无大之人才会格外爱大？当今文坛，几乎已没文本分析、已没作品论。没人再有兴趣谈谈具体作品好在哪不好在哪，哪个细节起了怎样的作用，哪个形象是靠怎样的细节勾勒出的，谈谈文字技巧的魅力，哪段文字制造了怎样的感觉、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以及效果与局部、整体的关系、与作者的希冀间的差距……太多太多。太多作家想听、读者想听的赏析，太多能给作家、读者带来触动与帮助的提醒，太多文学评论家真正该做的责无旁贷的事。
中心思想不是不需，而是不能光有。就算小学语文，中心思想前，还得课文分析，分析结构、层次、段落大意，还得做些文字推敲、语言玩味、细节讲解。缺少了这些步骤，凭空获得的中心思想，就算再伟大，也是空中楼阁，没有到达的梯子，有没有关系不大，没有或许更好。没有了那样的空中楼阁，至少抽去了一块可以信口开河的平台，不至增添不必要的扰乱。
一个优秀评论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读者。作为优秀读者，必须具备的是良好的理解能力和良好的感悟能力，阅读作品时，应首先打开的是自己的所有感官，充分并且正确地接受作品中发出的任何一个信号。这样前提下，才对阅读中得到的感觉与自身储存的感觉进行碰撞，进行比较分析辨别。读者的认识起于感觉，是以感觉为基础的。人的感觉是最“原始”、也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对事物的反应，是个人思想情感的综合；再高的理论，也离不开最基本的感觉。
在首先是个优秀读者的前提下，一个优秀评论家，如能了解并且懂得创作、懂得作家的话，他的评论将可能更全面、更准确、更可信、也更精彩。根本来说，作品是作家全控制的产物。作品中，不管大局小局框架细节甚至语言运用，说到底，都是作家的精心设计，是作家有预谋的操纵。只有作家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用心，知道自己想达到什么效果，怎么具体制造这个效果。也因此，评论家评论的作品用心如非作家用心，那么，说得再漂亮也不足以信；不说有害，不说误导，起码可说，其存在的价值几近于零。毕竟，评论的准确性不能完全寄托在作家们的歪打正着上。
不要再说理论了。当今中国文坛真正需要的，不是仅和理论、评论家對話的理论，而是既和作品對話又和作者對話的作品論，特别是今天。理论是灰色的、枯燥的。能对中国文坛起到真正作用的是具体文本分析。也只有具体的文本分析，才能帮助作家看清自己，帮助读者看清作品，我们的评论家也能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理论究竟掌握如何、有用无用。
（三）不要再说外国人说了什么
《河岸》写得怎么样？实事求是地说，不怎么样；将之放到苏童的大名下、放到得奖位置、得奖高度上，那就更不怎么样。
苏童不是没写过好作品，但写得好的不是《河岸》。
轻了些，浅了些，——只能这么说。
这轻不是轻盈，而是轻飘；不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是文学不愿接受之轻。
这浅，浅在难以勾起我们的记忆、拨动我们的情感、进入我们的心灵；我们的阅读感觉似乎是，连基本的生活常识、经验积累都无需动用，或者说，动用不多。
人物单薄了些，有点概念化，模式化，少了弹性、张力；文字语言缺少内涵，缺少能够感动我们的、染有作者本人的体味……我们努力了，想靠近，想触摸，哪怕只是感觉其中的跳动。可是，它们在眼皮前掠过，在努力伸出、努力捕捉的指间漂散，就连想让它们掌心稍作片断停留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一滴水机械地孕育另一点水，一秒钟沉闷地复制另一秒钟”——这是书中难得的能让阅读停一停、让阅读觉得存有高明可能的地方。然而——
一滴水是生不出另一滴水的；而时间则无法复制，过去的每一秒钟都不会回来。——这是常识。
就算意会，也需提供意会的准确性。写作中的任何一种变化手法，都以准确提取事物的本质为前提，不管这种本质是就整体而言，还是仅就整体中的一点而言。而在已有准确对应的前提下，还要提供被意会的不可取代的妙不可言。离开了不可取代、妙不可言，意会同样不能成立，至少成立价值不足。可这两句话，不仅不合常理，又无实质内涵，且还是可被任意取代、又无可回味的，唯一所有，只是一点花妙，一点平庸的花妙。这样的花妙，小女生洒满香水的笔记本里能见不少。
其实，这里作者想说的，只是河上生活的单调，沉闷、机械，日复一日，除了水还是水。但是，他不甘心朴素、踏实的写法，想写得玄乎些，不同一般些，读上去文学些，散发些迷人味道。用心不错，但却没能用出感觉，且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花妙是要有本事的，越花妙，精准度要求就越高。这也是不少人喜欢玩弄的手法，看似曲意深隐，实是淡水一勺，妩媚有余，姿质不足，到头来，不过是又一次东施效颦。
《河岸》除了热衷于再现历史（这个前面已谈很多，不再赘述），还热衷于动用一个概念，即同一个人，因出生的不同而获截然不同的遭遇。
这主题深吗？打得动人吗？对一个没这样经历、没读过这类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主题或许能带来几分不解、几分新奇——或许，但在中国，起码一代，甚至二代、二代以上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今天都难有兴致回过头去停留在这样的“发现”上。不是他们麻木，而是这样的“发现”表面了些、起码了些，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已谈很多，谈得比《河岸》厚实、深入、贴切。而就广义来说，古今中外，表现类似主题的文学作品，实在不能算少。
很有意思，一次偶然的上网查阅，发现《河岸》竟有几十万个条目，还在香港得了文学大奖。因好奇，点开一些条目抽样观看，一片叫好。然而，让人惊诧不解的是，所有这些条目，一律只是引用了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写在《河岸》封底分别为二十四字和七十八字的“荐语”。这几行荐语似乎成了这书被叫好、被授奖的所有理由。就在不久前，这书还乘胜追击，继而勇夺国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就为一个美国小说家、一个美国汉学家的两段荐语，便能引起了如此水涨船高的连锁反应？如果是的话，那真是中国文坛莫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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