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诗，一旦身临诗境，几乎无法把诗人的生活和诗歌分开，诗句所传达的，仿佛就是诗人现实生活或人生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好诗，特别是被广为传唱妇孺皆知的那些诗作，基本上都是诗人在生活现场的灵机一动有感而发脱口而出。陈子昂登上了那个幽州台，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一叹，这诗是“登”出来的，“叹”出来的，不像是写出来的；李白登黄鹤楼，举头一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现场感太强烈了，太可爱了；另一次写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朋友远去了已经没影儿了只见天际恍兮惚兮了，李白还在楼下目送朋友，其中多少深情多少惦念，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读新诗也有类似的情形，但总体感觉有所不同。尽管许多新诗看似是从生活现场来的，但它们不能被还原到生活现场中去(停留于某些现场的貌似诗歌的小型个人琐碎纪事除外)，需要重新确立一个诗歌现场。难道这与古体诗词和新诗的区别有关？前提是，承认或否认古体诗词是散文的内容、诗的形式，而新诗恰好相反。
我暗自承认了这个前提，为此欣赏并四处鼓吹大解的一些诗。
大解和我，有缘同出燕山，有着相似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上世纪90年代初，调到河北作协一个门下干活，一并参加了诗刊社第11届青春诗会；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石头收藏，常常结伴上山下河。正是在这样的早出晚归中，自以为知道他的一些诗的来路。
火车连夜开进燕山 /凌晨三点到达兴隆/ 这是晚秋时节/正赶上一股寒流顺着铁轨冲进车站/把行人与落叶分开/在树枝和广告牌上留下风声//凌晨三点 星星成倍增加/而旅客瞬间散尽/我北望夜空 那有着长明之火的/燕山主峰隐现在虚无之中//二十年前 我曾登临其上 /那至高的峰巅之上就是天了/那天空之上 住着失踪已久的人//今宵是二十年后/火车被流星带走 夜晚陷入寂静/在空旷的站台上 我竖起衣领等待着/必有人来接我 必有一群朋友/突然出现 乐哈哈地抱住我/必有一群阴影 在凉风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见证人，我知道那是1999年晚秋，我老家兴隆组织诗歌赛事，让大解和我去担任评委。“火车连夜开进燕山”，我们俩凌晨3点抵达兴隆车站，大风中刘福君来接，乐哈哈抱在一起。随后我们躺在燕山主峰雾灵山下金牛洞热得快要发红的大炕上挺兴奋，大解是因为20年前登临燕山“至高的峰巅之上”，不由怀想，我是因为回家。转辗反侧睡不着，先是仰着说燕山，说着说着说到燕山中的诗人：郭小川、刘章、何理……侧过身来面对面，一看彼此也是诗人，相互鼓吹一番；之后趴着、坐着，从智利聂鲁达到衡水姚振函，把诗星悉数一遍，成倍增加。难以见证的，是那些住在天空之上的失踪已久的人和那凉风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那群阴影，以及流星带走的火车。
类似的我觉得知道出处的作品，大解有很多，像《百年之后》《车过太行山口》《泥人》《漏印的书》《一个修自行车的人》《原野上有几个人》等，单是我们一起拣石头“拣出来”的诗，他就有一个“河套”系列，包括《石斧》《睡佛》《小石人》《衣服》《河套》等。
大解有两把石斧。一为迁西诗人碧青所送，另一把眼见他在韩信背水一战之河滩上捡起，他写到的应该是第一把。“睡佛”出自赞皇河滩。那天大解统共遇到三尊石佛，一尊比一尊形象，一尊比一尊精致。那时我们不懂珍惜，熊瞎子拜棒子，看到一个好的，就把前面捡到的随手丢在河滩，看到更好的，又把上一个放弃。他提到的这尊，在乱石滚滚的河滩里，竟然睡着了，胸前带着自然而然的念珠，当他乘坐200里汽车之后被大解搬到楼上，依然没醒，至今还睡着。至于他和家人捡到的小石人，可不止一个，哪一个都好，都值得一提。我常常羡慕大解家儿女双全，都有出息，他说还要加上大猩猩(也是一块石头)小石人，一个都不能少。说到《衣服》和《河套》，那也是我陪着他在井陉河套里“捡来的”。
三个胖女人在河边洗衣服/其中两个把脚浸在水里 另一个站起来/抖开衣服晾在石头上//水是清水 河是小河/洗衣服的是些年轻人//几十年前在这里洗衣服的人/已经老了 那时的水/如今不知流到了何处//离河边不远 几个孩子向她们跑去/唉 这些孩子/几年前还呆在肚子里/把母亲穿在身上 又厚又温暖/像穿着一件会走路的衣服
这就是《衣服》。本来是一群妇女在绵河边洗衣裳，他把其中三个且胖且年轻的挑了出来，以便于突出她们的大肚子强化她们的生育能力。此诗问世，好评如潮。的确好玩，有趣，内里充满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休戚关系和生命意趣，令人会心，往深了想，“衣服”这个细节化的意象加上流水背景，还具有时间意味以及“1+1＞2”的意义可能。但两相比较，我更偏爱《河套》，尤其偏爱这两节：
河滩上 离群索居的几棵小草
长在石缝里 躲过了牲口的嘴唇
风把它们按倒在地
但并不要它们的命
今年秋天在坝上草原看草，再次说到此诗，大解我们俩几乎异口同声说出：“风把它们按倒在地/但并不要它们的命”。当时我们就谈论，为什么我们写了许多诗连自己都记不住，而对这样揭示或呈现我们的生命和生存状态的诗句念念不忘？
更令许多人念念不忘的，是他的《百年之后——致妻》：
百年之后 当我们退出生活/躲在匣子里 并排着 依偎着/像新婚一样躺在一起/是多么安宁//百年之后 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也都死了 我们的朋友和仇人/也平息了恩怨/干净的云彩下面走动着新人//一想到这些 我的心/就像春风一样温暖 轻松/一切都有了结果 我们不再担心/生活中的变故和伤害//聚散都已过去 缘分已定/百年之后我们就是灰尘/时间宽恕了我们 让我们安息/又一再地催促万物 重复我们的命运
从今生今世写到了身后，还是我能够见证的吗？我说能。我能够见证的，是诗人的处世和襟怀，百年之后，不过是一转身的事。
好了，再如此“见证”下去是愚蠢的，我知道。
终归，艺术永远不会等于生活，不等于人，需要特殊形式的见证。
诗是感觉的文本，凝聚了的经验，其视野和目标更接近具体的异议、光明磊落的隐私，不可能是现实本身，甚至连准现实也不能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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