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王瑞如

　　对熟悉中国当代诗歌的人来说，黄灿然是个并不陌生的名字。性格较为内敛的他极少出门，大约每年来一次广州，接受采访的次数也不多。大多数时间，他都在香港的家中写诗、做翻译，唯一算得上娱乐的是听古典音乐。

　　这个自诩为“世界上最枯燥的人”，却有着无比丰饶的精神世界。他与咖啡和香烟为伴，和世界一流诗人进行“对话”，不仅翻译了卡瓦菲斯、里尔克、聂鲁达等人的诗歌，也翻译了苏珊·桑塔格、哈罗德·布鲁姆等人的著作。

　　然而，一旦写诗的灵感来了，无论他当时在翻译还是读书，立刻停下，专心写诗。他说，没有什么比写诗更重要，终极意义上来说，一切都是为了诗。诗歌需要所有东西给它补贴，诗歌是个王子。他从自己“枯燥的生活”中发现诗意，把生活了30多年的香港写得趣致而明媚，孤独而感伤。最近，他出版了最新诗集《奇迹集》。

　　《奇迹集》收录了黄灿然写于2006年至2008年的诗，于他而言，《奇迹集》已然是个“奇迹”，他的诗歌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早前的十多年时间，黄灿然每年的创作量保持在十几首诗左右，2006年起，“感觉像青春期爆发了一样”，每年能写出几十首诗。这是他从未想象过的状态。

　　创作速度的变化带来的是诗歌风格的转变，这让他在丧失了一批读者的同时，又迎来了一批新读者。但诗人从不在意，在他看来，诗人没有义务迎合读者，而读者应该去适应诗人。否则，“还不如去写流行小说”。

　　身为诗人，他认为好的诗歌并没有评价标准。他拿自己最喜爱的中国古代诗人杜甫为例，杜甫生前如此默默无闻，皆因他的诗在当时被认为毫无诗意，而那可是最伟大的诗歌时代盛唐。他假设自己如果和杜甫处在同一年代，说不定会读过杜诗并对其嗤之以鼻。在他眼里，对诗歌的评判，对诗意的界定，一直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非要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好诗永远产生在标准建立的过程中，而标准一旦建立就迅速被坏诗所攻占。”

　　身为译者，他认为好的翻译家一定不会被埋没。他眼中成功的译作，必须能在读者当中产生效应，如果译者翻译得特别精准，但却没有人欣赏，那就是失败。至于译作是否夹带译者自身的感情色彩，是否过于个性化，他认为都不要紧，“只要读者能接受就行”。尽管他翻译了相当多的严肃著作，但他认为翻译并不是严肃文学，“译得好不好，读者是否接受，都是一锤定音的，不需要再等待时间的考验。”

　　身处当代诗坛，黄灿然不怎么混圈子，“我只认一些比较好的诗人、有意思的人”。他也不愿对所处环境做出评价，“很难判断当代是怎样的”，一切都该交给时间，也许几代人过去后，才能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而面对当下文坛各路文人之间的批评，他只说了一句，“少批判人家，小心批判自己。”

　　黄灿然从不抱怨文学日渐式微，也并不认为诗歌在当下被逐渐边缘。只有那些不写诗的人才认为诗歌正在被边缘，“我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多的读者。”

　　【风格】：长句表达是内在需要

　　羊城晚报：写诗的速度发生变化，您的诗歌风格是否也在变化？

　　黄灿然：最早期我的诗很抒情，很主观。后来开始写大白话，写很具体的场景，场景可能反映一个人的一生，有个故事在里边。比如《我的灵魂》里的诗，大部分有具体的人，让你进入具体的氛围去感受。

　　到《奇迹集》又不一样。有些诗歌比较简单、表面，好像拍照一样，严格来说是抒情的，但没有抒情的辞藻和调调。这是普通读者可接受的，让读者看到、接收、有所感，其余的就留给读者去补充。也有些诗比较复杂，比如涉及宗教、人生的，对人生的态度不是单一正面或反面，而是把矛盾的东西看成常态，对不同的人和物，用比较平等的心态来看待。这些诗里有很多观念性的东西。而且我现在写很多有长句的诗，有的长句要断三次才能读完，这种写法基于我一种内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