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类图像欲望的最后的观点，是现代抽象的艺术纯粹主义，它对观者在场的否定在理论家沃林格的《抽象与移情》中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在早年的罗伯特·劳森伯格的白色绘画最后的概括中也有所体现，艺术家把表面视为“高度敏感的身体薄膜，在苍白的皮肤下记下了最细微的现象。”抽象的绘画都是不想成为图像的图像，而是想从图像创作中解放出来的图像。但是不想表现欲望的欲望，如拉康提醒我们的，仍然是欲望的一种形式。整个反剧场性的传统再次提醒我们图像被预设为女性，被视为必定会唤醒观者欲望的东西，而没有揭示欲望的符号，也未意识到它被窥视，观者有如钥匙孔上的窥淫狂病人。芭芭拉·克鲁格的照片拼贴艺术“你的凝视伤害了我的脸”是和纯粹派艺术家相当直接的对话，或是对图像欲望的过度拘谨的叙事。图像中大理石的面孔，像夏尔丹作品中吹泡泡的男孩那张全神贯注的脸，以侧影的形式展现出来，完全忘却了观者的凝视，忘却了脸上投射掠的高光。人物的深意、无表情的眼睛、石头般不在场的表情，使它看起来远离了欲望，使我们在纯粹的平静状态中联想到经典的美。但是贴在图像上的语言标签却传达了一个绝对相反的信息：“你的凝视伤害了我的脸。”如果我们阅读雕塑所说的话语，整张脸突然就变了，仿佛它是一个才刚刚变成石头的活人，是处于美杜沙的观者，把激烈的、凶恶的凝视投射在图像上。但是题字的放置和分割（没有提到你我的人称转换）使文字看来交替向上浮起，把自己固定在图像的表面。这些文字“交替”地属于这个塑像、图像和艺术家，作者的剪贴劳动竟如此醒目。我们也许可以把它解读成一条直接的关于凝视的性别政治的信息，或关于女性对男性暴力注视的抱怨。但是雕像的性别非常模糊，它可能是一个美少年。但如果文字属于这幅图像或整幅作品，那么我们又把它归于何种性别呢？图像至少向我们传递了三条不一致的关于欲望的信息：它想被看、它不想被看、它漠视被看。但首先，它希望人们能听到它说话，然而，于这幅无声的、静止的图像，这是不可能的。就像阿尔·乔逊的海报，克鲁格图像的力量来自于某种闪烁的交替解读，它也让观者陷入某种麻痹状态。在克鲁格之可怜的或冷漠的图像面前，观者如暴露的窥淫狂病人一样，不由自主地陷入凝视，有如美杜沙被欢呼其致命的双眼。相比较而言，阿尔·乔逊直接欢呼的图像预示着从麻痹和无言中解脱出来，是无声的、静止的图像对声音和动作欲望的满足。这个要求表面上通过电影图像的技术特点就能得到实现。
那么，图像到底要什么？从以上探讨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尽管从一开始我就表明了态度，不探讨图像的意义和力量问题，而是研究其何所欲的问题，但我已频繁地绕回到符号学、阐释学和修辞学中。图像何所欲的问题当然不会消除对符号的诠释。它所完成的是诠释微妙的错位，对现有符号本身的图像所做的些微变形。这种变形或错位的关键，一是赞同图像构成的虚构，它被看作获得了生命的事物体、准作用者、模拟人。第二是不把图像视作自主的主体或空洞的精神而是看作劣势图像，它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人的视觉社会领域里充当中介和替身。对这种策略性的转变，关键是我们不能把图像的欲望和艺术家、观者或图像中人物的欲望混淆了。图像的欲望不同于它们传递的信息或者它们所产生的效果。甚至不同于它们说出的欲望。这就像人，图像也许不知道它们想要什么，而必须通过人际对话来帮助它们回忆其欲望。
如果观看抽象绘画（不想成为绘画的绘画）或者风景画之类的作品，可能会使探讨更难，因为用拉康的话说，这类作品里出现的人格不过是“华而不实”的东西，所以我才用面孔作为原始的对象和拟态的表象开始，从禁忌的面目到被绘的面孔。但是对任何一幅图像，我们都会探讨其意欲何为的问题。
图像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我们又没能给其什么，这是视觉性能否胜任本体论的想法。当代视觉文化的讨论往往受到修辞学创新和现代化的干扰。人们想使图像的力量赶上文本，想用电影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来更新艺术史。人们想消除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差异，想“把艺术史变成图像史”。人们还想打破艺术史对幼稚概念“相似和拟态”的假设性依赖，打破看来很难杜绝的对图像迷信的“自然态度”。他们求助于图像的“符号”模式或者图像的“话语”模式，而这一切都会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是清醒的批判所反对的技术性方面。
关于这种视觉文化思想是错误的或是无果的，人们所知不多。然而，它在令人昏昏欲睡的艺术史学界产生了一个了不起的转型。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切吗？或者（更重要的是）这就是图像所要的一切吗？寻找视觉文化合适的概念标志着最深远的转变，它着重强调了视觉的社会领域，即注视他人和被他人注视的日常过程。这种复杂的视觉互动并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副产品，而且是积极的构成。在调解社会关系中视觉和语言同等重要，它不可以沦为语言、符号或者说教。图像想和语言拥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变成语言。它既不想等同于“图像的历史”也不想被抬高为“艺术史”，而只想被视为占据多样主体位置和身份的复杂个体。它们希望潘诺夫斯基能详述其解读法，把最初的遭遇图像比作是与大街上脱帽向我问好的“熟人”的相遇之前，有一门能回到其图像学最初态度的阐释学。
那么，图像想要的是：不要被观者诠释、解码、崇拜、粉碎、暴露、公开，也不想迷住观者。也许，它们甚至不想让善意的评论者去假定其主观性或人格，尽管评论者认为人性是他们能给予图像的最高赞美。图像的欲望也许是残忍的、非人的，最好用动物形体、机械或电子人甚或更基本的图像，即伊瑞马斯·达尔文所谓的“植物的爱”进行塑造。那么，图像想要的，用最后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它们希望我们能询问一下它们到底想要什么，去理解它们，因为它们的回答很可能是“一无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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