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即关系”。1986年，刘向东提出了“纽式艺术”的概念，他给出了“纽式艺术”的哲理性定义：“用衣服中起维系作用的老式纽扣形象暗喻事物之间的关系，并用极端的手段使‘关系’发生变化，让新物态在变化中显现”。简言之，刘向东的“纽式艺术”是一种关于“关系”及其变化的探索与尝试。此后，刘向东以双层、大圈套四个独立小圈的“纽扣”为主体符号，创作了一系列行为、装置、绘画作品。我之所以认为“纽式艺术”的意义超越其符号表象，是因为刘向东的这一符号并未停留于表面的可辨识价值，而更具有哲学层面的启示意义。一方面，这一符号并没有束缚此后艺术家的创作风格，而是为基于此的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很认同刘向东对于“关系”及其变化的研究，在我看来，“关系”（或“纽式”）实在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词。中国自古以来既没有一个足以强大到可以维系国族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形成一套可作为全民伦理准则的法律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儒家以宗族伦理为基础进而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网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第十二》），每个人都是这个关系网络中的一分子，因此中国千年来的主流文化并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强调人的个性，也不关心对内在自我的探究，每个人的身份和相应的行为都要按照他所处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来定义。刘向东1995年的油画《纽式中山装》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世界存在于关系（纽式）之中，或世界即关系（The world exist in inter-relation/buttoning or world is relation.）”，应当是对这个理解的澄清。因此，我认为，与某些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伪中国式艺术相比，刘向东的这些“纽式艺术”是真正中国式的，虽然它们并不讨巧，也难以使一些叶公好龙式的西方人理解。(岛子：《刘向东的艺术精神》2008)
七、象象主义艺术与意派的“差异”
高名潞（2009.7)尽管我在2007年才正式用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对“意”的兴趣，可以追朔到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艺术史研究。1970年代末我对魏晋时期的形神理论，特别是顾恺之的“传神”理论很感兴趣，并写了一篇有关顾恺之“传神”理论的文章《迁想妙得》。后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论文中，我写了《赵孟頫的“古意”：宋元绘画美学的变异》的长篇论文。我反对当时那种把艺术创作视为社会背景的反映的那种庸俗社会学的艺术史理论。试图从艺术和社会政治生活、文化氛围、文学书法等其他艺术门类互动的系统结构中去解读宋元艺术史的发展和变化。简言之，宋元艺术是宋元“世界关系”中的一部分，它当然会有这个社会的印记，但不是反映或者折射一个“它者”，相反，自己就是自己，艺术要想证明自己就必须把自己放到那个结构中去,……
……《理性绘画》是我的当代批评中最早和“意派”有直接关系的文章。理性绘画的核心是超越现实，“超越”在八十年代就是形而上的冥想，也就是“意在再现之外”。这和’85美术运动的哲学化都有关。所以’85美术运动的这种“超越”艺术观整体上都具有意派倾向。……我在画册中发表的《跨国现代性：大陆、台湾、香港的当代艺术》中，已经指出中国的整一现代性不同于西方的分裂现代性，并且从这个角度分析了２０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史。（《“意派”导读——给“意派”批评者的几点提示》2009.7）
刘向东：（2007.8）可以说，“象象”的酝酿、积累约从1984年就开始了，（而“象象”雏形自1975年我十一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断断续续，中间夹杂、穿插了大量的写实、写意（表现主义）、变形书法、装置、观念艺术等实践活动，……最后要着重提到的是，我的美术、文学、电影理论的创作和研究都是运用我1986年就提出的“纽式”理论。我在“纽式”中重点研究、分析和表现事物的关系并关系临界点的转折变化(“象象”就是具象和抽象间的“纽式”)，……(《象象主义艺术宣言——从八五、纽式到象象》)
《“意派”的突破与缺陷》：在我看来，“意派”在理论的来源上存在着两个缺陷。其一：不管是《周易》中对“意”与“象”的讨论，还是张彦远谈到的“意”、“理”等概念，它们与“意派”中调和了“理”、“识”、“形”的“意”仍然是不同的。一方面，前者是一种哲学思想，而后者是针对古典绘画的品评和鉴赏提出的。但是，“意派”却是一个完全当代的展览，甚至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展览，因此，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古典文化观念与当代艺术形态结合时的有效性问题。另一方面，不管是“意象”，还是“形”、“识”、“理”等概念，它们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时性发展，然而，“意派”则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换言之，这种结合很容易抹杀作为一个审美概念、抑或是艺术观念赖以依存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何桂彦）
（刘向东：但我只是看到在历史织体中仍然不断流变的脉胳，把它揭示出来，我是“古为中用”，并没有把它放大到不同时空系统中去让“死人统治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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