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现代文明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先进思想引导落后思想，相互碰撞、学习、借鉴、交融，从而更快走向成熟，不但不应视作为现实功利，而要从哲学意义上认识到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不是对异族和器物层面的征服，而是追求人类彼此启示、彼此欣赏、彼此关怀和世界大同、心灵自由与每个人的尊严。如果我们的民族主义能够升华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国际）主义，那是比再造汉唐盛世更崇高、更伟大、更值得骄傲的伟大事业。
我一直认为，已经拥有了几千年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气象流溢，刚强坚毅，灵秀俊朗，风度挥洒，自然倜傥。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没有文化的高度自信与包容，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和新时代的价值谱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成熟有赖于人民的成熟，豁达开放的和谐社会的成熟体现于文化精神层面上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深入骨髓的平等观念。
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灵魂深处的法制意识。
无需提醒的人文意识。
理性思考的独立精神。
“五四”精神并未过时
《艺术市场》：今年是“五四百年”，回顾自“美术革命”以来各种主义、流派等，你如何看待这一口号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和局限？
周天黎：这个题目有点大，狭义和广义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有全景透视，有瞬间描述，有理性分析，有感性复原，也不乏对中国文化历史命运的洞察，看到历史的桑榆之下凝聚了百年的沉重。
我如果再去说得更宽广更深刻直白一些，甚至生死回视，空间霹雳，可能会超出刊物的发表尺度。归纳的来讲，头脑层面上的智力开发和内心层面上的审美导引则是历史在人文层面上的动因。有感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未止步，所以，我认为对当代中国美术探索前行的战略意义并不是仅仅体现在一些笔墨技巧和绘画风格上，更关键在于思想视野上，在于体现为一种对社会、人生意义的理解和价值判断上。
拿破仑对这个问题说得很在理：“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秉要执本，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与不平凡，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而一个没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一个丧失了哲学智慧能力的民族、一个不再分享思想的喜悦和感念的民族，可以说是一个不健壮的民族，如果思想死去了，这个民族会弱变成一位步履蹒跚的年老乞丐。
逻辑性的大胆怀疑是智慧的开端，由其衍生的批判精神是一个时代进步所必需的过程。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构成了科学的思考方式的本质。尽管杰出的思想者，总会遭受到很多的偏见甚至不公正的待遇，但正是这些有思想的精英人物，才是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清醒者、反思者。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相互交融、逐渐演进的过程，在这个实践过程中产生与不断完善的进步思想，可以催生一个民族的伟大与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如果以此为逻辑立论来看“五四百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中国近代史上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到洋务派改革学校制度，到推翻两千年帝制的壮举，就是一部受西方文明感召的历程。心灵是生命自由的依据，西方文化通过“文艺复兴”的精神运动，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精神专制，而当年的“五四”运动，在西方现代文明思潮的冲击下，历史性的开拓了中国国民的认知疆界，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国民个性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对被元、明、清三个封建王朝血淋淋的残害打断双膝、丧失了应有脊梁骨的知识分子，注入了新的元气，促进了人的灵魂与精神的解放，从而形成一种打破近千年来封建精神枷锁的进步思想。
尽管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要焕然一新，可能需要百多年的岁月、几代的光阴。但是，现代文明与野蛮落后的缠斗中，良知立命，凌波成赋，奇崛狷介，峥嵘头角，“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更应为“五四”之精髓，回荡于远水苍山，见证着文化启蒙之于历史，有着何等惊人的创造力！
当年陈独秀与著名佛学家、现代美学家吕澂联袂提出“美术革命”命题，有其自身特定的历史条件。其“革四王命”的呼吁和对传统的反叛有其合理性，但作为激情革命活动家的陈独秀从艺术服务于政治的思路，战斗檄文式地将其美术理论局限在“必须用写实主义”为唯一方向；更高层面上是“美术革命”运动（或称思潮），没有认清楚伟大的美只能由自由心灵创造的这个美学本质，同时取决于人们在美学上的感悟程度；没有去深刻揭示顽固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在艺术进步观、艺术多元论和对自由人格完善上来不及从思想理论上更多的启蒙展开与更深入透彻的阐述，就在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各种激进潮流导向下，很快嬗变成“二元论”思维模式，甚至简单地被一股革“中国画”的革命浪潮所掩没。
为此，1921年，以乐观态度面对现代艺术到来的陈师曾，从中国绘画内在规律认知出发，以白话、文言两种文体发表《文人画的价值》的重要文章，对如何看待中西两大艺术思想体系的联结问题，比较全面地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点，一直影响至今，留下一片有着晶莹露珠的清馨芳草地。
除陈独秀外，康有为、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人对中国美术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承接古今之变，然步履维艰，任重道远。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世上留下自己包括精神和思想在内的痕迹。我认为冲突与震撼之中的文化更新不太可能完全离开传统而独立地完成，因此主张以新文化的澎湃之力扫荡旧传统之弊，并融于创造新文明的再生之源中完成新的价值重建。故相对而言，绘画上，我比较接受康有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合中西而成大家”的改良主张，希望自己能逸能厚，能墨能彩，葆有中国古风，俱当今画品，抽象与具象之间，走出一条既有现代精神、又有民族传统的艺术新路。
我要强调一点是，艺术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的向前发展，来自于不断地探索，而探索又来自于嬗变，把许多人认为是终点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起点。敞开胸怀承受外来艺术思潮的撞击，深刻体验现代环境中的个体视觉经验，由变革进而开新，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画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我们要宽容地理解每一代人都会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我从今天的人文视角与学术立场而言，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复旧复古，不能颟顸地往回走，去迎合历史坟墓里的酸涩回音；我们可以哲思地往回看，往回看的目的，是为了从磅礴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现象中，熔炼出有利于生命意义化、人格高贵化和情感优美化的精神原则，为现代转型和创新性转化倍增动力。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得好：“美将拯救世界。”我要忠告并寄希望中国美术界的青年朋友们：每一个新的时代总是期待着大灵魂的生命激情！不要为自己的艺术思想套上铁锈的桎梏而不敢展翅，要明朗地面向星辰大海，冲破狭隘之气、小家之气、恶俗之气和没落之气，渴骥奔泉的倾情纵横！不以创造性为依归而单纯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是艺术创作的一大歧路！
我很认同这种观点：“五四”精神在今天并没有过时，我们应该在“五四”精神的照耀下审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也就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引导下去汲取我们的文化资源。
中国文化命运一次次从惊涛骇浪之中渡过危机的严峻史实告诉我们，如果心灵之光熄灭，如果精神创新和对永恒真理的探索一旦中断，文明也将颓然终结。眼光放长一些看，人类社会求新求变、求进步求发展的向前演进是不可遏制的。因此，文化与艺术也需要认识论上的不断升华。任何一个时代，文化的繁荣，艺术的辉煌，是无法从世故大于思想，利益甚于辨析中开风气之先，从此建树起来的。所以，特别对置身中国历史语境的艺术家们来说，只有超越了生存之道的谋求，在有关存在的思考践行体味中，才能真正接近与进入艺术大家、大师之列，才能在美术史上留下真实可喜的一页。
另外，我要再一次指出，中国美术史上，历代大家大师所创造提炼成熟的笔墨技法，既是一笔财富，但对不思进取的人来说却是一种包袱。不断抄袭拷贝下，众多猴子式的模仿中，衍生出陈腐、低俗、虚假、僵死等等积蔽与顽症。一个真正杰出的艺术家，不会陷入思维堵障与精神板结，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必定会有一种强大的叛逆精神。因为在艺术上，一个不叛逆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也无法展现其强大的原创力的。而缺乏原创力的人，只能成为画匠、书匠及抄稿者、复制者。因此，以某种角度而论，在艺术上，叛逆的程度越高，原创力就越强。
爱国爱港是香港文化主流
《艺术市场》：你艺术成就令人瞩目，著述甚丰，有颇高的声誉。作为海内外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杰出艺术家，你对香港文化现状有那些观察和思考？
周天黎：乱世星火天有记。据出土文物和史实记载，楚、汉文化在秦汉年代已在香港有所交流。唐朝正式在今日的香港屯门区设镇驻军。香港最早的书院是宋代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进士邓符协在今日香港锦田区创建的“力瀛书院”。邓符协死后葬于今日的香港元朗，其坟墓至今保存完好，由于该大墓“山腰横向入穴、把棺横吐而入”，风水设置奇特奇好，被誉为“仙人大墓”，成为许多人观看的亮点。
1874年2月，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王韬，在香港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家影响极大，倡导以言报国、变法自强的报纸《循环日报》，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激荡鼓应，主张为振兴中华、抵御外敌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这里，在中国近代史上人民斗争高涨期间，还一度成为进步思潮的活跃之城，对社会变革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过去百多年间，香港曾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故此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层次影响，但又从未脱离远东文化版图。上世纪中期，内地许多文化学者和文化名流移居香港，以香港为人生驿站和文化驿站，酿造成华洋融合的独特文化。
从19世纪的转口港，到20、21世纪的国际都会，其金融影响力和纽约、伦敦并驾并驱。独特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元素，使各种文化在香港不断发酵，世界各地的文化也持续影响香港文化，但其原始记忆仍是中国文化，怀念着那片曾经诗酒流溢、弦诵烂漫、产生了孔老孟庄无数先哲天才、有着充满无限生命哲理、有着悲怆英雄史诗的神州大地；向往着那茂密翠绿的丛林，清澈见底的河流，一望无垠的草原，纤尘不染的湖泊，洁白如雪的沙滩，巍峨苍茫的山峦……并在历史的折叠和岁月的动荡中躲过了文化上的剧烈迭代。甚至可以说，骨子里始终带有传统中国人的精、气、神。
回归祖国后的香港特区政府，“一国两制”的政治架构下，“多元发展”、“尊重表达自由”、“保护知识版权”、“民间主导”、“与世界建立伙伴关系”等，一直是官方对文化艺术立下的倡导原则。有内地的学人著文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是“次生性边缘文化”，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读误解，我不同意这种肤浅片面的观点，这只是看到香港商业化功利发展的一面，而没有了解香港文化思想和各类艺术创作蓬勃生动的一面。更不了解深埋于香港人心中那一份由中华文明熏养出来的、可贵的爱国情怀。
回顾一下山河凿刻的皱纹：香港有一个“宋皇台”，1278年，中国宋朝皇帝宋端宗赵昰和赵昺被元朝军队追杀南逃避难，途经香港九龙半岛的一座小山。他们曾到了山上一块估计约有300公吨的巨岩边休息夜宿。后来赵昰病死在香港，在弥留时遗下了一份北望的嘱咐与无奈的宿命。而赵昺则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崖门镇）海战战败后自杀，数万军民相随跳海殉国，十分惨烈，大地恸哭。在“崖山之后无华夏”的嚣嚣声中，附近的民众却自发地在那块可以容纳50多人的巨岩上，刻上“宋皇台”三个大汉字，表达对外族入侵的愤懑和不忘亡国之耻。
后来本地人担心激怒元朝的皇帝，为避免遭来屠杀之灾，将“皇”字改为“王”字。虽还一度遮掩，但这古迹在当地人民千方百计的保护下，一直得到保存至今。当年遗民南渡，华夏衣冠，长存于香港弹丸之地，现在宋皇台公园成为香港的一个著名景点，假日里，当地人还会带着小孩子到此讲述这段历史，斯文慷慨，代代相传。可以说，香港在一千多年前，就是一方具有爱国精神的滚热土壤。如杜鹃啼血，如海鸥鸣涛，历史的跌宕起伏中，中华民族的人伦底线从未失守，而这种人文温度一直默默地蕴藏在人民的热血里。
鸦片战争时期，香港就有义士主动为中国军队通风报信。宣统元年（1909年）秋，孙中山、黄兴在香港成立同盟会，进行较大规模的“反清兴中”活动，策划了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香港社会都给予了大力资助。起义失败，令苍天都欲哭无泪之时，又是香港人士出钱出力，西风残照、喋血唾面，冒险为死难烈士收拾尸体。这和香港浓厚的支持社会正义进步的家国文化情怀是分不开的。100多年来，孙中山、黄兴等人士的活动场所一直得到良好保护，从未被破坏。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出资购入，并耗资9100万港元修葺，统筹改建为孙中山纪念馆，成为人民的纪念胜地。
至于香港社会在抗日战争中对内地抗日游击队的各种支援更是多不胜数。近些年，在内地遭遇几次大水患、大地震自然灾害时，香港同胞倾力动员，演艺界纷纷出动，参加筹款义演，不遗余力地送去了热诚的关怀和慷慨的帮助。
香港被外割百年中，中国文化之魂和精神的故乡却从未丧失，永不沉灭，更从未曾与内地同胞相割离，香港广大同胞始终与内地同胞心相连、情相牵。我们要看到，爱国爱港才是香港文化的主流，任何人无法剪断那根血水相融的脐带。优秀电影《十月围城》形象地再现了1906年10月的香港，为保卫孙中山在香港的人身安全及支持辛亥革命，香港许多志士舍身取义，血染刀刃的英雄故事；金庸这朵武侠小说奇葩之所以能产生于狮子山下，也有其人文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必然性……
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影响着社会的文明理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内地与香港热烈的文化艺术交流，使香港文化的内倾态势越来越强，使本身与祖国正宗主体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香港文化快速与母体文化融汇，从而促进了香港地区中华文化的复兴。
目前，在特区政府的资助下，香港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不同类型的艺术展览。一年一度在香港举办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有来自全球35个国家的顶级画廊参展，展出包括油画、中国画、雕塑、装置、版画、摄影、影像及多媒体艺术。也吸引了世界众多收藏家云集香港。佳士得、苏富比这两家世界一流的拍卖公司先后在香港开展艺术品拍卖业务，它们相互促进，完善规则，开展良性竞争，进一步促进了香港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艺术品市场每年的成交总额屡创新高，很多艺术品门类的最高成交价格都是在香港市场刷新的。
还有，如杭州西泠印社这样在全球华人世界有品牌效应的艺术社团，在这里开设“西泠学堂”，颇受欢迎。另外，香港近几年优秀的女性艺术家比较活跃，除了像香港“天趣”这样的艺术机构致力于推广女性艺术家以外，和香港许多大财团乐意资助女性艺术展览有关。
当然也不必讳言，香港社会也碰到了深层次的问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由于香港地价和房价不断攀高，生活压力增大，许多画家忙以教画为职业谋生，并且生活在中下层，社会地位不高。有的读书不多，没有深度，艺术上也有待提升。只有少数具有中西教育背景的艺术家活跃在社会上层，一幅作品可以卖到几十万港元、几百万港元、甚至上千万港元。当然，小街陋巷，漆黑楼层，曲径通幽，藏龙卧虎，也会有一些优秀的画家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被公众所了解。整体上和内地美术界的状况有些相似。
想想自己也曾经年轻过，岁月并没有完全带走人生情感上的喜、哀、怒和砥砺奋发。但毕竟已过了知天命而到耳顺，本身时间又不够用，以及不喜欢尘嚣热闹，因此甚少参加香港群体性的艺术活动，但对香港的艺术发展还是常常关注的。今天，香港的文化艺术已经成为大中华文化艺术的一部分，血脉相连，文化思想资源更为博大丰厚，又有面对世界的区位优势，前景更为远大，责任也更加重大。
在这个全球文明冲突吉凶未卜的时代，人类文明进程中正横陈着一些难以理喻的异像，无论是友善的还是恶毒的、高尚的还是卑鄙的，人们都无法逃避，这也是现代世界的斯芬克思之谜。然而，我对年青一代的艺术家是充满希望的，尽管他们略显稚嫩，但他们有着开放进步的文化胸怀和更强烈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对中西文化的视野也比我们这一代人更为宽广，未来毕竟是属于他们的。人类命运的大河需要源源不断的充沛水源，才会波涛壮阔；只有一代超越一代，中国的文化艺术才会更加辉煌灿烂！
艺术作品的收藏价值何在
《艺术市场》：在2006年台湾新生报《艺术名家》中，你曾对当时艺术市场的黑幕提出警告，时隔十多来年，你对近年内地艺术市场的发展有何看法？
周天黎：艺术品收藏被称为“特殊的有价证券”。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浪潮，全球拍卖与收藏进入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基础，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内地的艺术品市场伴随着经济大潮，呈现出一派繁荣面貌，势将成为继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之后的第三大投资领域。
由于通货膨胀危机存在，为避免纸币贬值带来的财产损失，高端艺术品作为资产配置的一个种类，得到了高净值投资者的普遍认可，真正有人文价值的艺术精品更倍受推崇。政府也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来完善艺术品市场的交易与艺术品交易机构的运营。中国在近30多年发展时间中能获得如此成就已实属不易。
然而，正因为是一项新兴产业，诱发社会上一些人性被扭曲但又头脑聪明的人，加上一些资本价值的增殖方式，伴随着其原始贪婪性与残酷性；加上某些急于捞名捞钱的体制内腐败官员，小市侩式的私欲和物欲至上的绝对利己主义的冲动，钻营法规漏洞，制造出一个个庞氏骗局。
比邪恶更伤人的是道貌岸然的伪善行为，专业知识与权贵权力结合的舞弊比任何舞弊来得更恶更难以防范，官本位的书画淘金市场退潮后，留下了一片狼藉砾石。没有了蓬莱文章建安骨，没有了精神上和美学上的追求，市侩庸人哲学更为泛滥。而社会精英的平庸更让人警惕：一个人如果与智慧、良知隔膜，势必会以恶为善，不但耽误了自己的人生，还诱惑出别人心中的恶。可悲的有的美术官员丢掉初心，利令智昏，不学无术，猥琐庸常，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成为失魂落魄的行尸走肉，有的争先进了牢房，令人唏嘘。古老的《十诫》，被视为上帝赐予给人类的十大行为的终极原则，审视着人性的幽暗，警告人们底线原则不可破！举头三尺有神明，信否？祈祷他们的心灵能得到高贵文化精神的救赎。
真正好的艺术作品，只有从艺术史角度看它所具有的语言创造性、内蕴的思想性，才是判断今天艺术作品的收藏价值。但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伪造赝品、虚假鉴定、联手做局、权力寻租、公器私用、借艺生财、行贿受贿等不法行为时有发生。有时，也可看到艺术品的价格由极少数炒家操控，“黑槌”乱出。这是极不正常的，甚至有些荒谬。而且艺术家的知识产权和收藏者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维护。
为此，薰莸冰炭，当年我在为台湾《新生报》写艺术主持人语时，揭露批判这些丑恶现象，并提醒海内外艺术品收藏家们，要警惕注意价值空虚严重的各种花招与陷阱，在国内外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也因此捅了马蜂窝，得罪了一些既得利益者。有的打上门来，到我的画展来捣乱；有的把可怜的一点文才都发挥在写诬陷信上；有的居然还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在网上出言恐吓威胁，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已一笑而过。
由于中国正处在文化转型期，对艺术品的喜爱和价位认可又具有相当程度的主观色彩。再者，旧的审美尺度和欣赏习惯正在演变，而新的尚未被社会所公认，对艺术的欣赏与接受已经不能完全靠传统美学所推崇的视觉、知觉来完成。加上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各种社会原因的局限，中国艺术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价格的评估系统并没有真正成熟。
但这事急不来，需要时间，需要艺术品市场专业人士和民间画廊、拍卖行、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专业媒体、学术讨论等“社会文化生态”的逐步提升，也需要国际良性艺术资本的关注和参与，才会逐渐明是非、定犹豫，产生比较合理的社会存在模式和市场模式，并且随着民族的兴盛和不断壮大，最终迎来优秀文化价值的凯旋。
（原刊2019年10月号《艺术市场》杂志，2019年11月9日《美术报》。）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