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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的问题》是阿多诺1963年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讲课稿，在经过流亡生涯后，阿多诺在此继续思考《最低限度的道德》的“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的尼采问题，“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是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的一个思考。在奥斯维辛事件后，阿多诺对这样的问题有更急迫的一种反思，在1963年5月7日，在康德道德哲学的第1讲，阿多诺就将问题提出来：“人们会以这样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这样一种正确的生活在今天是否还是可能的，或者说，正确的生活是否必须如同我在那本书里所概括的那句话一样，那句话是说‘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T.S.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1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阿多诺的康德道德哲学的思考就这样带有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记，阿多诺这些思考非常低调，彷徨复彷徨。阿多诺没有直接展开分析“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这个问题，而是在讲座中让听者自己去沉思。
阿多诺的《道德哲学的问题》主要还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中间隐含时代之思。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思考受尼采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比较大，阿多诺看到，尼采对康德批判得非常厉害，阿多诺对康德的思考努力纠正尼采的极端，阿多诺的思考更加客观中立一些，这就显示出韦伯的立场，韦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分析，阿多诺将康德定位在这样一个谱系上，阿多诺将康德看作资本主义初期的乐观主义的市民精神，阿多诺在贝多芬年轻时代的音乐中也看到这样的乐观精神，阿多诺肯定这样的精神。阿多诺受韦伯的影响从下面一段分析中可以看到：“康德反对感官欲望的他律，也反对神学，康德的观念伦理学可以回溯到纯粹的意志那里，康德的灵魂不朽与基督教拯救灵魂的表象相联系，这种表象被世俗化，被概括为道德的自为存在。这中间隐藏着市民阶层的无限追求的伦理，其根源是一种神恩选择的基督教传统，这个传统在路德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获救，因此才需要这种无限的努力，以使那种获救的希望成为可能。康德的义务概念以完全抽象的方式与无限努力的概念向一致，由于义务的无限性与无界性，精神才具有了那种永不安宁的因素。”（《道德哲学的问题》，171页。）
阿多诺对康德的道德哲学持肯定态度，阿多诺认为康德的尊严观就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表现：“康德的尊严的概念与19世纪的这个概念的含义完全不同，这个概念在19世纪堕落为这样一种卑鄙的要求，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市民的，与传统的、等级制的、封建专制的论理观是对立的，在康德那里人们可以感受到年轻的资产阶级想要摆脱一切束缚的激情和自我意识。道德在一种精神的意义上是一种德意志的东西，在更狭隘的意义上，道德或者首先是责任只存在于德意志的思维之中。解放市民的巨大激情与无能为力的双重冲突极其深刻地交织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道德哲学的问题》，175页。）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只是韦伯的西方精神谱系研究的一块奠基石，韦伯的总体思考可以看作是对尼采的道德的谱系的思考的继续。阿多诺与韦伯的对话建立在与尼采更深的对话的基础上。阿多诺对尼采的感激：“尼采是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中我最要感谢的一位，也许对他的感谢实际上超过了对黑格尔的感谢。”（《道德哲学的问题》，195页。）尼采既看到了康德道德精神的客观形态，也将其放在整个西方的大传统中进行思考，康德的新教虔敬主义是德意志精神的一种表现，也是柏拉图理念的一种现代性变种，康德哲学只是这个大传统中的一个小传统，而斯宾诺莎在这整个大传统外边思考欧洲精神，尼采看到了康德的极度正直，也极度拘谨。而斯宾诺莎总是能够超然物外，能够领悟宇宙的内在本质。在尼采眼中，康德的过于正统使他从来没有斯宾诺莎那样的超善恶的深邃和幽默睿智。
阿多诺看到了尼采和康德的本质的相似性，康德的绝对律令这样的主体的内在性在当下的不现实，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如圣经语言一样装腔作势，一样软弱无力。在阿多诺看来，尼采和康德看起来敌对，但精神形态是非常一致，都是德意志精神在现实中的软弱性的一种表现。阿多诺对尼采的正确生活的道德的谱系充满怀疑，阿多诺分析尼采的问题：“我至少要对尼采提出以下反对意见，他停留在抽象地否定那种市民阶层的道德上，或者说――请你们允许我这么讲――，他停留在抽象地否定业已变成意识形态、变成遮掩坏的行为的面具的道德上，他本人没有从他所面对的个人道德问题的解决当中过渡到表述正确生活的理念上，由于他只是草率地处理这一问题，并且又从自己这里赋予正确生活一种肯定的道德，而这种肯定的道德无非是他自己曾经谴责的那种道德的纯粹否定的影像。”（《道德哲学的问题》，194页。）阿多诺指出，由于尼采并没有提出一种清晰的正确的道德生活的影像，尼采的高贵者道德的内涵就是软弱无力的，是任意的和带偶然性的：“他的语言并非无缘无故地以一种年轻人的风格――在他的最积极的（至少从学说上来看）主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模仿圣经语言的方式，有一种圣经语言的装腔作势。”“在他面前漂浮的理想――如优雅、真正的自由、高贵的品德、距离等理想，所有这些理想本身都有崇高的规范――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是根本就不能实现的，或者说，它们只能在星期日下午，也就是私人生活里得到实现。下层社会的人应该有朝一日享有优雅高贵！而尼采对此则以有些突然的正当（justament）姿态不予理睬。但是，即使是统治者在支配陌生的劳动时也会深陷灾祸之中，以至于他们无法再拥有这样的优雅。……这些规范其实都是封建的规范，它们不可能直接在市民社会得到实现。它们只是单纯的恢复、革新，是一种在利润统治下的完全无能为力的浪漫理想。但是，这些规范对利润统治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尼采赞扬的作为主人的人（他的原型是粗野、丑恶的雇佣兵队长塞萨尔•伯尔吉亚）在今天无非就是‘有进取心的人’或工业骑士。”（《道德哲学的问题》，195页。）
阿多诺对尼采的精神诊断，尼采对市民道德的否定是空泛的，阿多诺的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欧洲过去的伟大文化对资本主义世俗化是否有本质的意义？如果有，那么尼采的精神对欧洲的未来精神有不可测度的潜在意义，如果没有，那么历史中的伟大对未来是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就会显得非常急迫。至少，对尼采的永恒轮回的问题，阿多诺过于悲观了。尼采的永恒轮回的问题不会如马尔库塞的新感性那样的妥协，那样的实用主义，把汽车和房子造得性感一些不能解决虚无主义问题。尼采推动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后面是对古典理性的一种呼求，在极度变形的现代性之后的古典主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古典主义？尼采的骨子里是一个驯服了酒神的阿波罗的崇拜者。阿多诺在贝多芬的古典的浪漫形式中体验到一种音乐的极致，在马勒和勋伯格的革命性中坚持对虚无主义的反抗，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系在同一性之上，阿多诺在这样的非独立性中立身，人格定位为批判，阿多诺受同一性的控制远远超过尼采。尼采与一切同一性保持距离和张力，这样拉开的空位不好测度，阿多诺开始思考时总有清楚的同一性定位，这样阿多诺更加受同一性的宰制，阿多诺的思维无形之中就向同一性屈服了。阿多诺这样的内在感想可以看到阿多诺的精神的特点：“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善，什么是绝对的规范，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人、人性和人道主义，但我们非常清楚，什么是非人性的。”不知道正确的生活怎么知道不正确的生活？阿多诺将一种历史的有限性的道德谱系系在无限性中模糊了道德的谱系问题。这样阿多诺对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分析就时时带着阿多诺的这些性格的印记。细细体味，阿多诺对尼采的康德批判几乎全盘接受，但将尼采的批判转化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肯定性补充，不否定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整体的积极意义。
尼采的未来的道德实践在阿多诺看来是不明确的，尼采的主人在工业社会就是一位工业骑士，是马基雅维利的理想的君主的原型――粗野、丑恶的雇佣兵队长塞萨尔•伯尔吉亚。阿多诺的尼采分析可以看到阿多诺的自我内心的矛盾，一方面，阿多诺自己在坚守着欧洲的高尚的文明，尼采的高贵道德，阿多诺是一点也不希望失去，阿多诺感激尼采对这些精神的分析；另一方面，在当下的社会，欧洲的华美的文明的整体正在凋零，阿多诺内心痛惜，但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阿多诺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怀旧的心态投射到尼采的身上。但可以看到，阿多诺比尼采还要浪漫，阿多诺比尼采更加迷恋欧洲的文明，阿多诺的内心更加个人化，室内音乐化，阿多诺比较希望在小型范围鉴赏音乐。阿多诺切入的历史视角不会如尼采那样的恢弘，但并不比尼采来得不精致。阿多诺这样在工业社会实际上比尼采更加软弱，尼采从德国浪漫派出来，但基本上超越了浪漫派，在欧洲的精神谱系的整体上思考未来，这样的未来很不明确，但尼采是对人的精神类型的原型进行思考，这样保持了永恒回归的张力，阿多诺基本上是一种乡愁，犹太人与欧洲，阿多诺在心态上就不可能如尼采那样无所畏惧，阿多诺仿佛看着繁华已逝，风流犹存的悲哀。尼采说，昨日好，未来也会好，尽管从昨日到明日的繁华要经过艰难的轮回，但明日，高贵的谱系会回归。阿多诺在时代的阵痛中对欧洲的未来没有恢复信心，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如果诗不是一种抵抗的诗的话。
可以看到，阿多诺的《道德哲学的问题》是很低调的，阿多诺将康德，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性的研究。阿多诺在对尼采的分析中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对尼采的分析就是对自我的分析。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对德国以至哲学的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思想成熟时期的尼采对康德的批判，主要是批判康德的哲学无非就是基督教的世俗化产物，康德的绝对律令无非就是培养一种资本主义的末人，温驯的高度文明化了的现代末人，康德太正直，在尼采眼中，康德没有什么真正的大智慧，康德只是一个德国大庸人，比较斯宾诺莎的智慧就可以看到康德的庸人本色。尼采看来，康德太正统，康德也不属于柏拉图那样的希望为城邦立法的哲学家，康德不是立法者的角色，康德只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守法者。尼采认为历史的真正道路由少数人开拓，高贵谱系由少数人延续。尼采看到了，一般来说，庸众在历史长河中显示出更加强大的力量。而康德鼓吹的道德就是庸众的道德。这样，尼采就处于历史的现实的洪流之外，尼采的浪漫本色这样就显示出来。对未来的精神谱系，尼采没有一个清晰的描述，但也不能对尼采的道德的谱系的永恒轮回的未来命运下一个明确的结论，阿多诺说出了尼采的一个方面，但尼采的另外一个方面，现在还不能有一个明确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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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的康德道德哲学的思考潜在的框架实际上由尼采决定，尼采的道德的谱系的德国新教虔敬主义的定位。资本主义是基督教精神的世俗化过程，由卢梭开始了资本主义市民的总运动，奴隶起义和败类造反，庸众取得了胜利，这是尼采的浪漫化的表达，在尼采看来，旷达高贵的贝多芬也没有逃离这样一个时代的精神，歌德超越了这样一个时代。尼采眼中的康德，一位正直的人；一位资本主义市民庸人；一位基督教道德的教士哲学家；一位编织洛可可蛛网的大蜘蛛；一位食而无味的禁欲主义者；一位谨小慎微的人。但，尼采的这些描述是将康德漫画化，并不能完全当真。尼采对康德的同情的看法大为激赏，尼采对康德的内在尊敬就表露出来。阿多诺对康德的分析基本上是对尼采的这些分析的重复：康德是从柏拉图到基督教，从基督教到现代主体，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大众的柏拉图主义的现代性变种。
阿多诺的分析思路就这样开始。康德道德哲学在德意志先验唯心论方面是对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发展，对莱布尼兹和沃尔夫来说，相对于人而言，自然的所有可能的设置都是从中心单子的假定中，完全直接、简单和有限地推演出来。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内在起因的原则依赖于上帝这个最大的单子，康德将单子从上帝的管辖中脱离出来，康德道德哲学就成为了人的主体性的启蒙理性的一种表达,康德在将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单子从封建贵族的巴洛克式解放出来，成为资产阶级市民的孤独单子，但还是继承了单子的内在性，这种内在的唯灵论是典型的德意志精神的一种特点：“自我为了那些形而上学的实体的存在而去设定，自我在根本上不是为了上帝的存在而自由的行动，而是上帝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自我能够自由的行动――这是康德哲学的一个大的悖论。”（《道德哲学的问题》，74页。）
《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的“我应当做什么？”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阿多诺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起始于《纯粹理性批判》，先验哲学的基本观点，康德道德哲学以认识论为基础。康德在纯粹理论理性中分析自然，自然遵循因果原则；道德表现的是纯粹实践理性，其原则是自由。康德认为惟一的善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是不可分的三个公设。康德的主体和因果性的关系，主体怎样在一个点中插入进来。在理论范围生效的就是因果性，在实践理性方面生效的就是自由。康德将主体方面的统一性原则以一种公设绝对物的形态渡让到物自体那里，追溯到一个统一的、创造意志的世界秩序，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三个对象，《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过渡到基督教神学那里。（《道德哲学的问题》，68页。）
柏拉图的理念概念具有被动性，康德的理性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概念，康德将理性概念从基督教中转化出来，同时保持理性概念的精神力量。阿多诺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一方面反对基督教神学，但将基督教神学的精神性转化为一种资本主义的能动性力量，这样比柏拉图比较被动的静态的理念概念更加有积极的创造力量。自由和必然的断裂，二元论，康德的新教传统，非理性的神恩选择这个概念是，主体只有通过无限努力才能享受恩赐，一定程度上秘密的、尚未表达出来的悖论的模式，康德在这里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悖论。康德又从启蒙的角度批判这样的神恩选择的概念。康德想从哲学上拯救神恩的内涵。（《道德哲学的问题》，115页。）
这样与英国的经验论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到康德的内在性，康德的实证主义精神是很弱的。康德把一切经验的东西统统从道德哲学的论证中排除出去，以良知来强制经验，经验科学正是在这里取得了重大进步，作为启蒙者的康德则完全可能是否定这种进步的最后一个人。尼采指出了康德的自律的纯形式中的他律性因素。（《道德哲学的问题》，91页。）康德与实证主义精神本质上也没有冲突，休谟等人在因果性的外向性方面的推动，康德是无法与之相比的，造成了因果性不再临驾于物自体之上，因果概念变成了一种秩序概念，主体根据这个秩序原则将前后相续的状态结合起来。（《道德哲学的问题》，56页。）
康德的道德的东西就是完全独立于经验的东西。康德的道德伦理是一种观念伦理学，与他相对的是一种责任伦理学，责任伦理学将经验的东西包括在内。基督教的他律与康德的自律。自由的客观法则于正在发生的行动的自然法则区别开来，实践的法则。绝对律令和自然法则区别开来。康德道德哲学的目标，就是在把纯粹主体的原则归结到理性本身的同时去拯救道德法则的绝对的和牢不可破的客观性。康德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绝对律令就是一种主体理性本身，绝对客观的有效性。纯粹理性的最高规定就是先验，先验综合判断。康德的全部道德哲学与自律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道德法则的给定性，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原则，在必然性中潜在着其对立面自由。自由就是一种自律的自由，一种给定的自由。
阿多诺对康德的绝对律令的道德持肯定态度，从阿多诺的康德和黑格尔的道德学说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阿多诺对康德的态度：“康德的伦理学以其普遍性原则摆脱了任何与它相对立的世界的确定形态，这门表面上的形式主义的伦理学对社会和实际关系以及有限的道德范畴的批判就比有内容的黑格尔激进了许多，而黑格尔则把自己与他对社会的思考和对确定的社会形态的批判混为一谈。”（《道德哲学的问题》第16讲，187页。）
康德的道德哲学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伦理学，以区别于黑格尔的责任伦理学，康德的道德哲学保持了对有限的现实的一种批判力量。这是阿多诺对康德的道德哲学最为肯定的一点。撇开尼采的道德的谱系对康德的形式伦理学的历史来源的分析，阿多诺肯定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先验性的内在纬度，这种先验性的内在性不是经验的内在性，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形式的，观念伦理学，康德将其主体的内在性中，非心理学的内在性，理性规定的先验的自我。
道德和伦理是什么关系？阿多诺提出来，作了一个分析。伦理学（Ethik）的概念是道德中的单纯的良知，或者是某一种方式的道德，伦理来自于希腊的ήθος άνθοώπ δα.ϊμωυ 这句话，其意思为：习性（ήθος Ethik）是人的魔力，习性是人的命运。（《道德哲学的问题》，12页。）阿多诺将道德和伦理分开，伦理偏向于人内在的一种习性，个人德性，道德是一种社会性的德性。按伦理学内容来说，伦理学偏向于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伦理学反对外在的规定的、强制性的东西，康德道德哲学中将伦理和人格性联系起来。那么，伦理概念在康德这里打上了个体肉身的印记，而道德是一种先验的普遍的形式性。
实践理性在康德那里的含义就等于实践的纯粹理性，等于正确与错误、善和恶作出判断的先验能力。实践这个词在康德这里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任务，一开始就是要求、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约定，这种方法的实践不应该与经验有任何关系。行动应该独立于与之相联系的质料。康德的道德哲学产生于市民阶级的个性解放的理念，在康德这里的自律、对人的嗜好、同情等欲望和兴趣的冷酷和严厉的压制，仅仅是因为自由的缘故：“自由的原则理应就是理性，就是纯粹的理性，这样的理性不可能在任何外在于它的、陌生的和自身并非是理性的东西那里发现自己的界限。”（《道德哲学的问题》，80页。）
康德的道德哲学就是资本主义的市民道德的实践理性，康德的资本主义初期的乐观主义与贝多芬的乐观主义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阿多诺只是分析了他们之间的相同的一面，就是资本主义的主体的一种人格尊严，贝多芬出生于波恩，靠近法国，贝多芬不是禁欲主义的，贝多芬缺少德国新教虔信主义的内在性，贝多芬是在一种无限透明的南方的伊奥里亚的阳光般的清澈中体现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贝多芬的音符无比简洁、透明、胸怀旷达。康德哪一点都不像贝多芬，康德的伦理是资本主义的市民的工作哲学，但康德的确是韦伯的合理性的认同的典范，在资本主义的主流形态上，康德是目的理性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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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自然的必然和意志自由的二律背反问题就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关键问题。康德的自然观念就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关键问题。阿多诺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实际上是以认识论为前提的，就是以康德对自然的理解为前提的，这中间就涉及到康德的自然和自由意志的关系问题，康德的意志概念与心理学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追问康德的灵魂和精神概念的质料内涵。如果康德将灵魂看作一种心理学概念，那么康德的意志概念就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继而，康德必须思考灵魂的自由意志的肉身问题，那么，自由意志就是一种在肉身中的自由意志，肉身的自由意志的模式就离不开自然的模式，离不开自然的因果律，离不开纯粹理论理性的认识论模式，那么，康德的自然和自由的二律背反问题就成为了一个自然的认识论问题。康德的主体的道德哲学将基督教转化为人自身的问题，那么，康德就无法回避将人看作一个心理学、生理学的主体的问题。如果丢开灵魂的圣灵的纯精神模式，康德的二律背反的问题就是一个有限性问题。
阿多诺分析康德的自然概念：“康德的自然Natur这个词的双重含义，自由的法规从其方面来讲也陷入作为一个业已确定的关联的自然关联中。道德法规是一个给定的东西，黑格尔所说的，道德法规在自身方面仍然是一个变易的东西，在起源上仍然必须服从自然的因果性。康德是否在一个更高的神性的自然观中统一自然和自由的矛盾？”（《道德哲学的问题》，103页。）什么是康德的神性的自然观？是否人的主体的内在性中有没有广延的不可还原的精神实体？“自然Natur这个词在康德这里的思考，就如康德对物Ding这个词表现的双重含义：一方面，‘Ding an sich’（物自体）是指自我的诸现象的所谓不明原因，即一个绝对的先验物和一个绝不给予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Ding’作为构成物（Konstitum）是指对象。自然Natur在康德那里是构成的东西，是有限物，作为欲望的能力，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被设定为一个与极端的恶相同的东西。自然Natur另一方面，又是物自体存在的根据，在人自身又是一种本质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理性，理性在康德这里是善的工具，自我保存的理性与满足人需求的理性不能分开。”（《道德哲学的问题》，105页。）
阿多诺这里分析的康德的自然观的两面性：康德的自然是一种有限物，是根本恶；自然又是一种无限，善，理性，存在的根据。如果恶是被造的第二性的存在，那恶就是上帝所造出来的善的不充足，恶没有自己的本质，恶是一种有限的存在。恶的无限性是一种有限的无限性。康德这样的模式也是直接从基督教模式中转化来的，并不能现象直观到，是一种预设的模式。这样，康德的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就是这样的模式中得到思考。
阿多诺看到，康德的实践理性的理性也是以认识论为前提的，因为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公设也是一种纯形式的公设，其模式就是纯粹理论理性的认识论模式。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中，康德强调了实践的优先性。实践理性是道德的反思性力量，独立于任何直观，任何经验性材料，独立于任何从外面去适应于理性的东西。道德行为是纯粹的，康德的道德哲学就具有纯粹的、抽象的本质特性。道德哲学以精确的认识论为前提。那么，康德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以二律背反为出发点的。（《道德哲学的问题》，30页。）
康德的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自由和必然、有限和无限、有罪和无罪、善和恶的关系，集中在康德的二律背反的思考中。自由意志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道德问题在康德这里就是自由问题。康德的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的问题，人的肉身是一种此在的存在物，受自然律的限制，人的精神是一种理想的无广延的存在物，受上帝的控制，但康德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哪人的精神落在什么地方？有否一种脱离肉身的精神？康德的二律背反直接面临这样的问题。康德将知性放在肉身的范围，将实践理性放在精神的范围，知性的根还是在实践理性中，康德预设了实践理性的三个公设，为了驱除上帝，但又保持将精神在主体深处内在化。那么，康德的二律背反是一个没有证明方法的公设的现象形态。
阿多诺分析，康德的意志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康德也没有完全脱离心理学的概念，尽管康德一直排斥心理学。康德将意志看作是善，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的开篇，康德说纯粹意志就是善。康德的意思就是只要意志是被纯粹理性控制的欲求能力，意志本身就是善。而恶就是没有意志的东西。无意志之物、混乱之物，就是收归拢和命令的机构所驱使的东西。（《道德哲学的问题》，149页。）
阿多诺在这里就将康德的灵魂概念放在心理学的范畴中来思考，意志如果是一个心理学概念，那么就不能离开有限性的肉身的困扰。康德的意志自由和自然的必然就会同一到一种更高的神圣的自然观念中。阿多诺这样思考：“康德的自我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康德的绝对律令只能是运用于规范中的，被提升为统辖自然的抽象原则。康德不能把作为统辖自然之原则的精神辩证地调整为人自身的本性进行自我反思，康德就停留在自然和精神的二元论里。”（《道德哲学的问题》，119页。）“自律和他律，绝对的没有法则，自由和不自由是一样的。绝对自由，对自身没有规定的自由，就是否定自由。精神分析的超我，康德的自我是以一种固定的持续的自我为前提的，而这种自我在今天是不存在的。”（《道德哲学的问题》，141页。）
那么，阿多诺看到了康德的意志概念的神学本质，康德不能离开基督教神学模式建构他的理性，康德主体的内在性现在看来，许多是一种时代局限的产物，在康德自己的模式中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换一种思考方式，康德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的意义，至少以康德自己的方式讨论的意义。阿多诺看康德的自由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当今陷入无限之中的并且是在业已扩大的不可度量的经验环境，只有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中，像道德哲学或德性一类的事情才是可能的，才可能存在康德的自由一类的东西。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崇高的绝对自信的因素与早期市民阶层的局限性联系在一起。”（《道德哲学的问题》，110页。）
康德的二律背反的问题到底存在否？阿多诺集中分析康德的第三个二律背反，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阿多诺指出了康德的反证法，康德的正题和反题的两种证明都是否定证明，从对立面出发，以对立面为基础，推出与对立面相反的结论。康德为什么不从正面去证明？正面证明要遇到无限性的问题，这是不可能得到直接思考的。其实康德是从有限的现象出发去思考无限的，不管正题和反题均是从有限立论，以无限来否定有限，康德的方法就是，我不知道无限是什么，但我知道无限不是什么，即：有限不是无限，康德的真正用意就是，我的二律背反证明其实是对有限和无限的关系作现象学描述，这个描述有一个结构，就是无限和有限关系的一种在有限中的延展结构，除此，不能有其他的描述，所以康德在二律背反的证明中玩了一个障眼法。而有限就在一个深渊之上，康德为了避开这样的问题，康德证明我们的思维的一种现象学延展的过程，我们只是能够这样去直观一种有限和无限的矛盾，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做什么。
这样，阿多诺就看到了康德的实践理性的认识论模式，康德对实践理性的预设模式就是对自然的认识模式，自由和因果性的关系，阿多诺看到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自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因果性。先验的自由，说的就是行动的绝对起始的开始，与因果法则相对立，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从属的、被推演的因果性，没有最终的原因，就没有完整的因果性，充足理由律。这样，一个绝对起因的实质会导致矛盾。超出了经验的可能性之外去运用了因果性，陷入二律背反。康德，假定一个绝对的第一性就会导致矛盾。在康德，虽然绝对者和第一性的概念导致矛盾，但还要坚持这样的概念。这种情况促使康德用一种强力行为把自由建立在一种独一无二的法则，它对实践哲学如此重要，这个法则一开始就处于实践理性优先的意义上。（《道德哲学的问题》，53页。）自然的因果律是谁强制的，是肉身的有限性强制的，那么，道德的正中独一无二的因果性是谁强制的呢？康德自己预设一种强制，但为什么要预设这样的强制？阿多诺分析，如果避开弗洛伊德的超我这样的强制，有没有一种无强制的形式存在？康德的道德哲学最后就面对了上帝已经死了的人的主体性问题，这样就面对良知和人格的心理学问题。康德的无限性问题就必须面对此岸的肉身问题，一种不能得到完全反思的肉身问题。阿多诺看到了康德的道德哲学问题就是认识论问题，就是心理学问题。这样，康德道德哲学的当下意义就只能转化为实证主义的秩序问题，人类只能自我拯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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