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辑：是被自己感动，还是被诗歌感动

　　自诞生之日起，汉语新诗一直没法在大众和学术的双重领域获得令人信服和可以夸耀的胜利。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并为之愤怒和忧伤。
　　
　　其实，这很正常。关键问题是这“胜利”的指标，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胜利。让大众都象熟悉“床前明月光”“关关雎鸠”一样的熟悉汉语新诗及其传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旧诗已经有2000多年的传统了），而且，这种要求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一种文化的法西斯主义，凭什么大众就都得喜欢新诗呢？这不符合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后一个问题在我看来也不是问题，学术界很大，被称作学术的东西太多了，新诗只是学术王国中的一片小小的土地，有人研究，那是因为他愿意研究或者阴差阳错就研究上了；很多人对之不感冒，也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有他们要研究的内容。不能因为你是诗人，你就觉得新诗高高在上，很多人都要研究之，都要为之发言。
　　
　　问题是，关于新诗，大众一点不熟悉也不好，大众关于新诗的修养一点都没有也不好，这其实很可怕，因为如果读者和受众彻底抛弃了新诗的话，新诗就沦为了没有观众的舞台，没有观众的演出再卖力，也不会长久。如果真的没有观众，新诗也许真的会一点点的消亡了。事实是，新诗有观众，只是不那么多而已，比如不如韩寒的观众多，更远逊于赵本山的观众。需要诗人和诗歌界努力的应该是：一点点的把有关于新诗的教育普及到大众中去，一点点的扩大受众的面积，努力建设新诗，让新诗健康的发展，而不是以怨妇、精神病、荡妇、文盲或者自大狂的形象示众。对受众，不要打杀，不要高高在上，觉得大众都是狗屎，而新诗与蓝天平行，大众只配去嗅小沈阳的体味而不配欣赏钻石一样的新诗。也不要捧杀，低三下四，非得迎合大众的需要，写出那些按摩心灵的、伪格言的、口语的、生活的、废话的、国真体、梨花体或其他什么体的向大众主要是像愚众（后面还有市场和其他世俗的名利）低头或者献媚的汉语新诗来。至于学术，至少目前还有关于汉语新诗的学术，只是这学术不很醒目不很主流而已；只是这学术地位一般而已。同时，因为新诗历史短，成就有限，标准不明而混乱，学术传统也短，所以有关于汉语新诗的学术难免不令人满意。这没什么，这只是历史的必然而已，历史会给出答案。
　　
　　上来就表达自己的看法，而自己的看法难免有偏颇。所以偏颇过后，说说与标题有关的问题。
　　
　　上几天与本乡一著名诗人A哥茶馆闲聊，他提及一人，言其诗歌很好，过硬。我提出不同看法，简单交流了一会，没办法达成共识。回家，仔细思考这次没能走上同一条道路（也没走上第三条道路，哈哈）的交谈。觉得交谈或者争辩这种事情虽小，但是其根源却不小，正是因为对诗歌的看法不同，才会有争辩；而为什么对诗歌看法不同呢？是因为目前关于新诗的标准太过于多元，以及怎么样做一个诗歌读者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有关于新诗的学术问题以及读解者的态度问题。
　　
　　我觉得，我和A哥的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种分歧是读者定位、读法不同造成的。A哥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诗歌；而我力争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坡面上看诗歌，更多的参考已有的学术标准和其他学科的成果，同时不乏小人之心，用既有的诗坛集团作为苹果筛子，来漏这个诗人和他（或者她）的诗歌。这就好比对女人的审美一样，喜欢瘦女人者坚定的认为只要一个女人瘦，就美；而真正的审美者是要参考多种标准的，比如五官、肤色、体态、声音等等，才能最后给这个女人打分。我与A哥的分歧，第二是下结论的方式不同。A哥下结论的方式是，只要能打动他的，就是好的；而我关于一个诗人的诗歌下结论要更难一些，打动我，只是读解的第一步，因为打动并不是诗歌的标准，事实证明，很多能打动人的诗歌，时过境迁之后，都成了二三流诗歌或者末流诗歌，需要用更为有效和学术的米尺反复丈量，才能确定一首诗歌的长宽高，决定其好与不好。所有不同最后可以归结为一个不同，那就是“标准不同”，正是因为使用了不同的度量衡，我和A哥才会对同一诗人的同一些诗歌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而标准为什么会不同？当然源于学术建设的不力，在目前这个阶段，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读新诗，我觉得，可以根据自己的掌握的标准，对读解对象进行评判，这没问题，但是判断一定要轻下，尤其是好或者坏的判断更应该轻下，如果下，就要雄辩，就要用更多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判断。如著名诗人A哥这种读解法和判断法，我认为有所不妥，我认为这是一种有所自恋的读法，就是读者被自己有关于新诗的看法给感动了，被自己的标准给感动了，而并没有依据一定的学术标准和历史标准甚至经验标准说出读解对象的本质，或者说出来了，但是无法服众。
　　
　　所以说，是被自己感动，还是被诗歌感动，是摆在汉语新诗读者面前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很多新诗的评家包括知名诗人，对新诗尤其是当下的现在时的新诗的读解，都有这个毛病。就是他们有时候读诗，太喜欢从个人好恶出发进行判断，太在乎自己给新诗下的定义，他们不是被对面的这首诗歌感动了，而是被自己心里的有关于新诗的观念给感动了，而无法或者不愿意应之以科学（学术）的、历史的、基本约定俗成的其他标准。
　　
　　结果如何呢？就是关于新诗的标准更加混乱了，新诗成了没有学术缰绳的野牛，可以为所欲为的乱跑乱跳。有些人就把这乱跑乱跳也说成是诗歌，让中国新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跑越远（如同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一样），诗坛更加多元无序，诗歌更加无解暧昧。于是无数的混乱和败象从兹生焉，大众和学术界也离诗歌越来越远了。谁愿意和一匹危险的野牛为伴呢？谁愿意又怎么能够欣赏和研究一匹乱跑乱跳的野牛呢？
　　
　　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的感性的意气用事的简单的甚至别有用心的有关于某些诗人和诗歌的判断（这种判断来自于名家就更为可怕），正在使中国诗歌这匹野牛变得更野。
　　
　　2009年7月13日写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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