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金钱合谋的笔迹
——从李少君对非非主义和“他们”的批评谈起
董辑
写作界中人知道李少君是因为当年文坛喧嚣一时的《马桥词典》之争。当时，身为《天涯》编辑的少君兄一马当先，为自己的领导拼杀在第一线上，不管其出发点是为了文学还是为领导或崇拜者办事，总之，李少君就此有了评论家的美名。许多年以后，李少君当年的领导已退居二线，少君成了领导当年创下的家业的执行总经理。近些年来，李少君频频指点诗坛，有一种居高临下说三道四的意味。在我看来，与诗关系不大的李少君的所谓“理论”或者言论问题多多——虽然任何一个人的“理论”和‘言论“都难免会有问题，这本是正常之事。但李少君最近的一篇名为《从莽汉到撒娇》的文章问题多了一点，因为多少也算把我牵扯在其中，所以我决定写这篇小文。商量也好，争辩也好，一概不去管他了，只想一吐为快，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一
李少君这篇名为《从莽汉到撒娇》的文章是为李亚伟、默默诗歌合集写的前言。作为八十年代为中国诗歌作出很大贡献的诗人，李亚伟和默默都是我学习、尊敬的前辈和大哥，其重要性在我的认知世界和情感世界中一直是打惊叹号的。“莽汉”和“撒娇”也是中国诗歌进程中重要的拓荒点。“莽汉”与“撒娇”能联手出击诗坛，既完善了历史，丰富了创作，也启迪了后人，为“莽汉”和“撒娇”发言，为李亚伟和默默摇旗，怎么说都是件大好事。关键是李少君一入文就弄错了。按李少君的说法，从“莽汉”到“撒娇”是进化来的，先“莽汉”后“撒娇”，80年代“莽汉”90年代“撒娇”，并且贯穿了一代人的经历。我认为大错特错，一代人的经历如何姑且不论，“莽汉”和“撒娇”都是产生于80年代中期以口语为主要语言载体的诗歌美学倾向，它们是同时出现并在具体的诗歌文本中得以表现的。在我看来，二者其实只是后现代（狭义）诗歌甚至诗歌（广义）中的一种情绪质素或者美学向度，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被李亚伟和默默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二者之所以能在中国诗歌中得以成为坐标似的亮点，一者因为中国诗歌所呈现的普遍的美学疲软和体制假面；二者因为80年代时代巨力的宏观助推。其实，这两种叫法的成立是非常中国特色的——学术匮乏、学术似是而非、学术懒惰主义以及“山头化”“草莽化”——很难经得起学术老师的连续三问。“莽汉”和“撒娇”只是诗歌中的两种质素，李、默二人之前就存在于诗歌之中，之后也将存在于诗歌（甚至可以广义为一切艺术）之中。之所以“莽汉”具体到了李亚伟身上，“撒娇”具体到了默默身上，一来二者有“发明者”的“专利权”；二来二人的诗歌也确实体现了他们的技术优势。其实，作为诗歌血液中的一种成分，“莽汉”与“撒娇”一直存在于诗歌之血中，李白诗中没有“莽汉”吗？杜甫不也有“撒娇”诗吗？兰波的《醉舟》不“莽汉”？金斯堡的《嚎叫》不“莽汉”？默默新出刊的两期《撒娇》已有清醒的历史认识——“撒娇”以前有、现在有、以后还会有，“撒娇”只是诗质之一。 李少君先生错误的将“莽汉”与“撒娇”理解为一种进化关系并令人惊讶的没有看出二者只是诗质之一，脱离诗歌谈“莽汉”和“撒娇”，并空谈了一些不着边际的社会学的东西，就有些贻笑大方了。
二
李文的第二部分问题最多，文风也很成问题，此段深刻而完整的暴露了李少君先生“言诗无力症”患者的嘴脸和症候。少君起手要“从诗歌的意义上再谈几句”，而在我看来，其所谈距诗歌远矣。“八十年代中国诗歌界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第三代人诗歌运动。在我看来，莽汉其实是最能代表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精神的，而不是被势力的诗歌界捧上天的什么‘非非’与‘他们’……”。就我看来，这一句话里有如下几处属于不负责任的乱说：1）“莽汉是最能代表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精神的……”姑且不论“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精神”是什么，武断的说“莽汉”“最能代表”也是不对的，是与历史不符的。第三代作为一个大的文学史概念，已基本被公认，一般泛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与朦胧诗一代具有不同诗学倾向和美学趣味的（由现代转向后现代、由单纯转向复杂、由“纯诗”转为综合诗、开放诗，由一元转为多元，由结构转为解构，由书面语转为口语或类口语等等）一代诗人及其创作、活动和影响。“莽汉”只是其中之一，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很重要的有较高创作实绩的诗歌群落之一。 因为在理论和延续性上的空缺，“莽汉”作为一种流派其活动时间很短，“最能代表”的“最”有点盲人摸象的意思了，这说明李少君既不懂“第三代”也不懂“莽汉”。“第三代”中谁最能代表“第三代”？谁也不能，大家都是组成部分之一，只不过所占比重不一样罢了。2）“而不是被势力的诗歌界捧得上了天的什么‘非非’与‘他们’……”。首先，这句话的文风就很有问题，感情色彩鲜明得有些偏颇了。“势力”一词从何而来啊。“什么”一词又太轻薄，李少君穷一生之力，估计也难望“非非”和“他们”中重要人物文学成就之项背。先入为主的“势力”和轻薄的“什么”，说明李主编的个人好恶影响了他的文学判断力。“非非”和“他们”并没有被捧上天，评论界也没有什么“势力”。“非非”和“他们”之所以能频频暴光评论界，是因为二者的贡献使然。3）要论“第三代”最核心的、最有学术价值、最有影响和最有“代表性”的几种创作倾向，“非非”和“他们”还真得排在“莽汉”的前头，“撒娇”就更得靠后了，这不是什么“势力”，而是事实。 “非非”是“第三代”中最完善、最有理论色彩、最具美学颠覆性的诗歌流派，“第三代” 中，也只有“非非”堪称流派——有明确的纲领、有刊物、有理论、有创作、最重要的有持续近20年的历史。“非非”在诗学上的激进态度及其主帅周伦佑的创作实绩，一直是当下中国诗歌无法绕过的风景。在评论“第三代”时，“非非”作为最重要的流派和最具80年代色彩的事件，也已深深扎根于文学史，在各种学术和评论中蔚然为一片森林。“他们”更不用说了，以韩东和于坚为主的“他们”极大的扭转了中国诗歌的走向，并彻底宣告中国诗歌告别朦胧诗时代，沿新路而去。“他们”以其扎实的创作使“口语诗”得以成立，韩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他也许不如李亚伟天才色彩那么强——韩的作品是克制的、理性的，而不是李那种放纵的、感性的——但考虑到其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以及持续性，都令人不得不说韩东重要。“莽汉”和“撒娇”虽然也是口语（与‘他们’一样），也是后现代倾向，也解构（与‘非非’相同），但因为“莽汉”和“撒娇”带有更多的个人特点和天才性——这既是其长处也是其短处——所以不可能大面积的影响中国诗歌，天才往往到自己为止。所以论影响，不可能抵得上原创理论色彩的“非非”和具有货币一样可流通性的“他们”。 接下来，李少君先生充满感情色彩的强调了一番“莽汉”的“身体性”和“反文化”，总体不错。“莽汉”李亚伟确实无法让其里比多只停留在他的诗行里，它们必须洪水一样的涌进生活，只有这样，他内心的风暴才能得以释放，他才能不疯狂或破碎。但回到诗学，这种以肉身为笔狂草生活之纸的“行为诗篇”，其影响负面多还是正面多，尚不好说。李有天赋，他可以只写几年的诗就青史留名，但对那些天赋不强的后来人来说，过分临摹李的“身体性”也就是“莽汉”的“身体性”，效果只会适得其反。所以说，“莽汉”树立和传播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还是不推广为好。学习和浸淫天才的作品，而不要盲目照抄天才的生活甚至疯狂，这是后来者必须有的清醒的认识。贵为官方刊物主编的少君先生，不应该过于强调纯物质的“身体性”吧，而且是在文学中加以强调。 李文第二部分的第四自然段问题最多,而且很多判断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到了贻笑大方的程度。其中，有些判断更有恶意中伤之嫌。“但是由于莽汉诗人大多主要将精力集中在诗歌领域,专注于诗歌和诗人本身的修炼……”这句话在此出现有些贻笑大方了。大家都知道，“莽汉”诗人多有一定的天赋，是靠天才写作而不是靠修炼写作的，80年代中期至89年是他们主要的写作时段，其代表作和重要作品多产生于那段时期。1990年以后，他们基本已远离诗歌，在书刊界呼风唤雨，以经商为主了。90年代是周伦佑、欧阳江河、西川、孙文波、王家新、陈东东、王寅们专注于诗歌和诗人本身的修炼的时期。“莽汉”诗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将精力集中于诗歌，更因为命运而没有“专注于诗歌和诗人本身的修炼”。这个玩笑，李少君先生开得大了。“不如‘非非’‘他们’之善于社会经营，以各种手段掌握和操作话语霸权，从而达到篡改历史的目的”。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非非”主帅周伦佑一直远离诗坛，既与主流诗坛无关也不介入民间诗坛的是是非非，十多年来，从不参予官方或非官方的任何文学活动和文学会议。1992年《非非》复刊后，周伦佑基本以《非非》为唯一窗口敞向中国诗歌，何来社会经营。他不过是一介布衣，既不是大款、也不是书商，更不是报刊主编，他怎么经营啊？怎么掌握和操作话语霸权？韩东和“他们”复杂一些。作为职业作家，作为类似“宗师”似的人物，韩东难免要和文坛发生关系和形成以自己为主的系统，并构成“经营”之嫌，但也达不到操作和掌握话语霸权的程度，他要是能掌握的话，李少君的这篇文章就不会出来了。“从而达到篡改历史的目的……”，这句话太耸人听闻了，且不说在这个资讯广场化的时代，历史如白纸上之黑字很难被篡改，“非非”和“他们”又如何篡改了历史呢？证据何在？真相和假相又分别是什么啊？李的信口胡说已不单单是可笑了，甚至有些恶毒。接下来李少君更是胡说到了有可能被人起诉的程度：“甚至干脆按耐不住自我编写，比如最近周伦佑在《非非》上自封大师并排名第一就已成为诗坛笑话。”这里牵扯到了我的一篇习作《谁是当代中国的诗歌大师》。在刊发于《非非》“体制外写作讨论专号“上的这篇文章中，我从自己的认知出发，选择了活跃于当下诗坛9个大陆诗人，做为“大师”侯选者，并以量化的方式进行了“排名”。文无第一，排名本属荒唐，但这么做多少也算科学，能说明问题，文人之高下毕竟还是有可比性吗。首先，文章是我董辑写的，在写作此文前我与周伦佑素未谋面，根本不认识。文章出来后，我才与周老师通过电话认识，周在征求我的意见后删掉了许多我写他的他认为有溢美之嫌的文字，并建议我对北岛、韩东等的一些过低了的判断加以提高并详细给我分析了我为什么不对。何来周“自我编写”之说？何来周“自封大师”之说？此文我文责自负，与周伦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李少君同志看过此文，他不会看不到文下的董辑二字吧。明知这是别人写的文章，却偏要说周“自我编写”“自封大师”这是不是有些他奶奶的了吗！李这么指鹿为马凭的是什么，不就因为他是一省官方刊物的主编吗？不就因为他手中掌有体制赋予他的审稿权、发稿权，就觉得自己已是文坛贵族了吗？“已成为诗坛笑话”，这也是造谣。文章写出后，网上转载率很高，争论也不少，《诗选刊》2004年第8期还全文转载。转载也好，争论也好，认同也好，反对也好，都属学术范围之内的事，但没听说什么“笑话”呵，谁在笑？笑谁？证据在哪啊？李少君身为一省官方刊物主编，如此不负责任的乱说，恶意中伤，怎能使人不怀疑其道德水准和学术水平，《天涯》的未来又怎能不令人担忧啊。 “在‘非非’与‘他们’操持的各类评奖、出版、年选、研讨会中，也有意排斥莽汉，或降低其重要性，将之边缘化，有意遮蔽；而肤浅功利只认势力而非实力的评论界也有意无意忽略低估莽汉，在关于当代诗歌的各种叙述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经常被描述成主要围绕所谓的两大派别‘非非’和‘他们’进行。”在这一段里，李少君开始如高热病人一样的胡说了。去除韩东和“他们”不论（我也不甚了解），“非非”操持了什么“各类评奖、出版、年选和研讨会”？“非非”和“他们”又在何种场合、何种地点以何种方式“排斥‘莽汉’，或降低其重要性，将之边缘化，有意遮蔽”了？而且，谁敢这么大胆的就认为评论界“肤浅功利只认势力而非实力”。你喜欢“莽汉”无可厚非，我也喜欢呢，很多人也都喜欢，为崇拜者说点带感情色彩的话也没什么，但一味错误的判断甚至指鹿为马、恶意中伤就不对了。学术能力是一方面，道德水准是另一方面，两方面都很差却又要居高临下做领袖状挥手，其结果只能是沐猴而冠，把自己置于小丑的舞台之上。 至于“非非”是不是“理论怪圈”，“他们”是不是“小资情调”，读者和评论家们自有看法。只是忙着说出自己的高热胡话的少君同志却不慎说得轻率了些，武断了些。响亮是响亮，但闹出笑话也是难免的。
三
李少君敢写这样的文章并敢将此文作为“莽汉”、“撒娇”诗集的“前言”，我认为不是偶然的，这和中国当代诗歌越来越被权力和金钱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权力一直是中国诗歌前进路上最大的拦路虎。有审稿权、发稿权者如李少君先生就敢这样乱言乱语一番，不负责任一番，试想如果他不是官方刊物《天涯》的主编，他敢这样乱说吗？有权力者自认为自己也同时拥有对诗歌和文学的话语权和评价权，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权力与真理之间，没有直达的高速公路；权力的高架桥，连通不了真理的路面。李文出来已久，鲜见有不同之声，何也？畏他手中的审稿权之情绪使然也。不敢得罪文学审稿权的诗歌同仁们，你们是否也不敢面对真理了？权力和诗歌在你们心中谁轻谁重呢？李少君写文章鼓吹“莽汉”、“撒娇”，真是因为诗歌，还是另有原因？如果考虑到李亚伟、默默两位诗人早已脱贫至富，不再是穷诗人了，李少君文章中的褒贬大概也少不了金钱尺度的作用吧。金钱——被权力败坏的中国诗歌现在又深陷于金钱的沼泽。金钱的病菌正大面积的溃烂着诗歌的肌肤，其造成的恶劣后果与权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看看最近所谓的一些评奖，一些民刊，一些出版，那个不是被金钱之酵母发酵了的面团，充满了令人恶心的价值空洞和世俗的酸味。有权力者可以肆意出入于诗歌的殿堂，现在有钱者更握着出入于诗歌天桥的永久通行证；权力和金钱勾结在一起，如狂风摇撼着中国诗歌的大树，真理与艺术之根，在愚众的地面下，又能苦苦坚持多久。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中国的文艺体制和人文、社会氛围最允许权力和金钱败坏诗歌，所以，非非主义高高举起的“体制外写作”这面大旗就显得意义非凡。许多年以前，周伦佑以斗士和走向悬崖不回头的态度写出了《拒绝的姿态》这篇名文，现在，我觉得还需要补充一句：拒绝他们的金钱，拒绝那些沿着金钱之小路溜进诗坛的一切评奖，拒绝那些印制精美的所谓民刊、有钱人“赞助”出版的各种诗集、空间广大的网站、名流云集的研讨会等等等等。 最后，我想告诉李少君先生，对诗歌发言，请：道德的发言，严肃的发言。严肃你之学术，道德你之人格。
2005年1月28日写于长春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