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首次公开展览的机会是怎么获得的？
张伟：我当时没有太多参与，只是被通知让我拿画去展览。
马可鲁：当时美协主席刘迅官复旧职，他在监狱里听说有这么一批人在坚持自己的创作，他出来以后就找到了韦海，韦海的父亲是画院的，然后就找到我们，第一次碰面我没去，但是赵文亮他们回来之后说要做展览，当时挺激动的，我们不敢想象能够有这样公开展览的机会。
这个展览的举办对画会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马可鲁：那时候因为展览少，大家热情非常高，同时这个展览又提供一种全新的角度，完全不一样的艺术。我们那时候影响很大，甚至展览结束之后有很多从外地过来的，找到我们家，想要看画。
到后来星星画会第一个画展举办，大的氛围上是不是有更大的变化？
马可鲁：要说起来，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是非常宽松自由的气氛，但是往往是宽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面就紧张得不得了。
80年代初的时候大家在创作上的风格有没有一些改变？
马可鲁：80年代初的时候改变应该算是最大的，星星画会和无名画会都做了两三次展览，能够接触到的信息也越来越多，选择性越来越多，我们也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那个时候大家再抱团在一起就会感到束缚。
80年代初他(张伟)就开始完全画抽象了，不满足于写生，他和朱金石他们是最早做抽象画的，当然也有空间的关系，他有一个可以自己折腾的空间，像我就只有一个单人床那么大的空间。1982年我的艺术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家在绘画上的变化都是由于外部条件和自身的成长产生的。
85’新潮对你们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马可鲁：这跟我们其实没什么关系。
张伟：我觉得艺术的演变是多少年慢慢形成的，不可能突然那一年就新潮了，其实我们早就新潮了。
你们当时画抽象是受国外影响吗？
张伟：有国外的影响，也有自身的追求。
马可鲁：实际上既是西方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中国美学的思考，跟写生的经验也有关系。
张伟：写生要画得快，要把握那个敏锐的感觉，慢了的话那个感觉就不敏锐了，画着画着就和泥了。快就是要简单，简化内容，把最吸引你的东西把持住，那样的话就不那么写实了，三笔两笔了，那个新鲜感觉才在，但是这三两笔你明白，外人看来这不就是抽象画嘛。
其实一旦你觉得没有必要去模仿自然的时候，这个抽象因素就可以变成你画画的目的，你的主题就从自然形象和视觉上感知的一个物体变成了色彩，或者是构图的一些因素，把它生发出来。我开始画抽象画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抽象是画，可是又不满足于模仿自然。有一次我偶然把剩下的颜料随意往纸上抹，这几抹抹出一种感觉来，可是说不出来这种感觉是不是有必要再去重复体验。当时就是剩的颜料不舍得扔，油彩挺贵的。
马可鲁：实际上那个时候进入了艺术本质探索的不可知的世界，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相当前卫了。
张伟：我当时一直跟朱金石在说我想画一张画，是大家看了之后不认为是画的画，我们那时候经常互相交流自己的想法，有了一个大家认可可行的想法就回家自己去探索，他当时就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你想想齐白石的水墨画，那种泼墨、大笔触、写意，那多帅，还有中国传统的韵在里头，可是它是写实的，如果把他的画的一个局部放大会是什么样，我就真的去试了，我把画册放一边，把特别好看的地方在画布上去模仿，可是模仿出来跟原来的画根本就没关系了，是把它一个局部夸张了，这是我自己最开始画抽象画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稀释了的黑色油彩装一个瓶子里，然后从高处把瓶子扔到画布上，看着这个画布很得意。
你们后来都出国了，这跟当时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系吗？
马可鲁：有的。
张伟：我一直渴望出国没有机会，我们家没有海外关系，可是80年代初我交往了一些外国朋友，有些人到了中国也想认识我们这样的人，想知道在共产党的理念之下另外的一些人是怎么生存的，我们也渴望认识他们，得到国外的一些信息，一些新的理念。
有一次一个北大的美国留学生康思同叫我去北大听他美国教授的讲座，讲的是消解哲学，我也听不懂，他就说你是我的朋友你必须来捧场。我去了之后听了一半就听不下去跑出去玩了，讲座结束后美国教授要跟我们这些来捧场的朋友吃饭，后来还看了我的画儿，还有其他跟康思同来往的艺术家的画儿，很感兴趣，就给我们这些人弄了个展览叫“中国前卫艺术”在国外好几个大学里展出。后来我就问他你愿不愿意邀请我过去，他说你愿意来我就发邀请给你，然后我就去了美国，结果就泡在那儿不回来了。
无名画会这段经历对你们个人来说最珍贵之处在哪儿？
张伟：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建立了朋友的友谊，尤其是在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共同的社会处境下建立的友谊。
马可鲁：以及对美学，对艺术的共同的追求。
张伟：也是我当时的一种精神支持，很难说如果没有这些朋友，在“文革”像我这样的人也许熬不下来，因为没有这些人你会多苦闷，没法把自己心里那种感受说给别人听，幸好我有这些朋友。
马可鲁：人不是这么过就是那么过，正好我那十几年跟无名画会的朋友在一起，那是我成长最重要的青春期，这个时期的成长肯定是最深刻的，它形成了我的价值观、艺术观。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这些朋友使你能够保持对美好的期盼，接近艺术，接近文学，整个生活还是很充实的，就像张伟说的否则我们生存真的很困难。
今天展览非常多，质量也参差不齐，感觉大家不像你们以前那样对待艺术了？
张伟：现在多数讲的都是商业目的，我们那时候画画是没有商业目的的，是纯粹的精神追求，而到今天我们参与所有的展览，我个人坦白说我是有商业目的，我也不能批评人家的展览有商业目的就不好，我今天也得靠画画活着，能商业的同时还有些精神混在里边就混着吧，只能这样了。那个时候生存条件就那样，几分钱就能吃顿饭，现在喝一杯咖啡就几十块钱，还非得想喝，养成这个习惯了，改就很困难。
马可鲁：我觉得这也没法苛责，都是个人选择，我也不能说大家都不能坚持，我没权利说，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在面对公众的时候和他在工作室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就像他(张伟)最近的创作大多数是将颜料泼洒在画布上，骑着哈雷在上面碾压，或者让带有颜料的轮胎在画布上驶过，费那么大劲儿，那么大的画能卖吗？他也不知道，他还是想着我得弄出点新东西让自己兴奋度增高，让自己觉得振奋，不再重复过去，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你不能说这也是商业，商业是一个结果，就是你拿画到画廊来。我很喜欢一个美国诗人的一句话：我不为钱写诗，但是我诗是钱，我跟画的关系也是如此，我想他也是。
我们那个时候画画完全是活下去的理由，没有任何条件，到了80年代是另外一个关系，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你在这个社会要和它形成一个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对应关系才能活下去，仅此而已。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