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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遇刺50周年:我们对他依然陌生

2018-04-08 09:29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作者:路聪 阅读

编者按:50年前的今天,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刺杀。他死后迅速被神化,被官方塑造成为所有人、所有意识形态都可以亲近的安全形象。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致力于追求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心怀远大理想,也因此被美国主流社会所不容。某种程度上,他的遇刺“挽救”了他的形象,当然这种“挽救”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因为他的许多更有锋芒的言论和思想被遮蔽,他的理想也远远没有实现。

他在中国的形象更是单薄,除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之外,人们对他所知无多,也对他身处的时代、面临的困境非常陌生。我们希望用系列文章去走近金,探讨他的非暴力思想来源,还原他生命最后时光广受排斥的激进运动,让他成为我们的向导,去认识那个交织着痛苦与荣耀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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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旅起航

1944年的9月,15岁的马丁·路德·金开始了他的大学本科生涯。金的好友、大学同学沃尔特·麦考尔(Walter R. McCall)这样评价他:“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不认为他学习得很刻苦,但他确实足够重视他的学业”。事实证明,金的课外活动十分丰富:他分别在1946年和1948年拿到了约翰·韦勃演讲比赛的二等奖;他是学校社会学俱乐部的负责人;他还是辩论队、学生会、合唱团、牧师联盟和巴特勒大街基督教青年会篮球队的成员。在校外,金还参加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莫尔豪斯分会。

毫无疑问的是,金的大学生活如此丰富多彩,他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种族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思考。而事实是,大学生活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金原有的种族观念,他曾说道:“我看到的白人越多,我对他们的愤恨之情就越发削减,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合作的精神。”与此同时,金也在思考社会改良的问题,就在此时,他阅读了美国著名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名作《论公民的不服从》(On Civil Disobedience)。金曾言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非暴力的概念,“我被这种不与罪恶体制合作的观点深深吸引了”。这种吸引力之大使金“深深感动乃至将书又读了好几遍”,从那时,金开始相信“与罪恶不合作和与良善合作同样是我们的道德责任。”

马丁·路德·金入学克罗泽神学院时的登记照片。

马丁·路德·金入学克罗泽神学院时的登记照片。

1948年6月,金从莫尔豪斯学院毕业,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份,他进入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克洛泽神学院开始了另一段大学生活。在克罗泽,金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神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学习,他阅读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霍布斯、边沁、密尔、洛克乃至劳兴布施和尼布尔的大量书籍,了解了诸种思想流派的主要理论。可以说,在克罗泽的四年时间,金度过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术之旅。

较之莫尔豪斯时期,金一开始并不是很适应在克罗泽的生活,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学校环境的变化。莫尔豪斯是一个黑人学院,金在学校的生活总体来说是很自由自在的,没有受到太多种族隔离的干扰。而克罗泽则不同,金1948年入学的时候克罗泽神学院仅有11名黑人学生,而这给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感。“如果我上课迟到了一分钟,我就会病态般地迅速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感到自己在他人的目光注视之下”……“这种情形在那个时候非常严重。我开始过分地装饰自己,比如保持我的寝室一尘不染,把我的鞋子擦得锃亮并将我的衣服熨烫地笔挺。”这种情况在一年之后才慢慢好转,金也逐渐建立了与同学和教授间的良好关系。最好的例证便是第三年的时候,金被选举为班长。

2

尼采与甘地

金在克罗泽期间的确接触到了形塑他非暴力思想面孔的重要人物与重要理论,这些最终影响他将非暴力思想视为社会改良的一种重要方法。

1949年9月,金参加了著名的基督教反战人士A.J.缪斯特(A.J. Muste)的讲座,缪斯特在讲座中宣扬了他的绝对化的反战主义主张,金虽然被缪斯特的精神所打动,但对他的观点抱持怀疑态度。此时的金认为,“战争虽然不是什么正面的或者绝对的善,但它可以作为一种负面的善来阻止邪恶力量的成长和传播。战争,虽然是可怕的,但总好于向极权制度投降。”此外,金还曾坦言:“在这一时期,我对用爱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一方法感到绝望。”那么,是什么导致金的非暴力思想陷入低潮呢?

答案是尼采。这位著名德国哲学家的观点打击了金对爱和非暴力思想的信心:“也许是尼采的哲学让我对爱的信心有了暂时的动摇。……在他的理论中几乎所有生命都在表达着对权力的欲望与意志——而这种理论,是源于他对普通道德行为的蔑视。他攻击了整个希伯来-基督教的道德体系,包括敬虔、谦卑的美德,对世俗的关注以及对待苦难的态度。”金在几年之后如此回忆道。

尼采运用其出众的批判力对基督教中“爱”的概念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以此为前提构筑自己的“权力意志”学说。这种批判在西方思想史上造成过重大影响,并导致了尼采信徒与基督教信徒两大派别的分离与对立,这种情形在美国亦有表现。金在脱离了学生身份而以专职民权活动家的身份进行民权活动时,也经常遇到此问题。而这些无疑再一次激发了金对于“权力”与“爱”这两个宏大概念的重新思考和定位。1967年8月16日,也就是金被暗杀的前一年,金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组织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了《我们将从这里去向何方?》(Where do we go from here?)的演讲,这亦可视为金对尼采思想的最后批判以及金对此问题的最终认知。

“历史上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爱和权力这组概念经常被人们当作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因此爱就被定义成是对权力的无奈顺从,而权力则被看作是对爱的否定。这种误解是哲学家尼采导致的,作为一个强调权力意志的哲学家,他拒绝了基督教中爱的概念。……然而,我们需要领悟到没有爱的权力是鲁莽的、恶毒残暴的,而没有权力的爱则是多愁善感的、脆弱的。最好的权力其实是通过爱来达成社会公正。”

这番讲话清晰地表明了金不仅没有抛弃学生时代就确立下来的对爱之力量的信心,还显现出他对这一重大思想分歧问题的独到理解与思考。他巧妙地把尼采所强调的“权力”概念之内核替换成了“爱的力量”,将两个原本对立、颉颃的哲学概念统一、融合起来。不得不说,这是金独有的重要思想贡献。

此外,金能在民权组织的内部会议上说出如此言论,也从侧面证明了尼采及尼采言论在金民权思想中的地位——尼采和他的理论对于金来说,是一种带有破坏力的“反面教材”。虽然金年轻时曾深陷于此种理论不可自拔,但一旦他走出这个阴影,他便学会了对其进行有效的批判,并将这种批判传播至那些对爱丧失了信心的人。虽然是“反面教材”,但依然可以说尼采在金的民权思想与斗争策略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是处在一个阴暗的、受到排斥的角落。

那么,光明之地摆放的又是谁的思想呢?这便是印度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被世人尊称为“圣雄”的甘地(Mahatma Gandhi)。

1950年的春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金出发去费城专程去听时任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校长的莫德凯·约翰逊博士的布道。而约翰逊那时刚刚从印度旅行归来,他在布道的时候讲到了甘地的生平和思想,而这引发了金“极大的兴趣”。金事后回忆说:“他(指莫德凯·约翰逊)所传递的信息深刻而令人振奋,我在布道结束后迅速买了六本讲述甘地生平和成就的书来阅读。”……“而在我读过这些讲述甘地成就的书后,我对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深深着迷了。……甘地讲述的整个‘真理的力量’(Statyagraha)的概念对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通过讲座与阅读的方式,金和甘地第一次“相遇”了。在这样的“相遇”中,甘地用他自己的思想和实践成就驱散了尼采权力意志学说观点在金脑海中的残影,重建了金对爱和非暴力思想的信心。金在之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剧变:

“当我深入地研究了甘地哲学之后,我对于爱的力量的怀疑便逐渐消失了。……在了解甘地之前,我认为耶稣的道德仅在个体关系中有效。……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方法,霍布斯的社会契约理论,卢梭‘返回自然’的乐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这些思想家的经典理论没能给我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满足感,我从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哲学中找到了。我开始认为,甘地的理论是受压迫的人们争取自由的唯一在道德上和实践上有效的方法。”

就这样,在克罗泽时期,马丁·路德·金因为一次偶然的讲座与甘地的思想结缘,深入阅读之后,金的思想发生剧烈转向,将之视为社会变革的唯一有效方法。至此,金非暴力思想的肖像逐渐刻画清晰。

在金的眼中,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核心理念是“真理的力量”,而甘地组织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证明了这种“真理的力量”是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这种成就极大地刺激了金的思想与灵感,让他认识到“甘地理念中的爱的伦理——亦是基督之爱,是可以成为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社会策略的。”

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本身是甘地智识与实践活动的提炼和升华,其来源和构成相当复杂,但其核心是爱和感化。甘地自己曾说过:“非暴力就是以积极的形式来对待一切生命的善良意志。非暴力就是纯粹的爱。我在印度教的经典中, 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读到过它。”“在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名称发明之前,它的原则就已经存在了。……我曾用英文的‘消极抵抗’这几个字来阐释它,……但我发觉‘消极抵抗’这个词含义过于狭隘,它被当成是弱者的武器,强调的是仇恨,最后甚至会演变成暴力。我必须反对这些解释……。”

通过对这段充满“斗争”的思想史的梳理,可以探明的是尼采与甘地在金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这二者所引发的金对于“权力、爱、真理的力量”这三个概念的思考,成为他民权思想的起点。之后,虽然尼采在与甘地的“较量”中彻底被审判者金打入冷宫,但这不妨碍二者都成为了金的民权思想与斗争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只不过一个是反面形象,一个是正面形象。甘地的理论被金吸收后成为金的主导思想,主宰了他的民权思想以及种族斗争的理论和策略,说甘地是金的民权思想的“伟大导师”可谓是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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