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一个寓言，人类从柏拉图的洞穴走出来之后重新回归到“地下的理想国”。这个危机感贯穿着对欧洲共通体的焦虑。这种焦虑可以联系到美国奥巴马上台后的金融危机和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地下理想国》并没有提供一个光明的画面，相反，它描绘了信息化和技术社会的世界极度浓缩的情景。它呈现的并不是利奥塔意义上的后现代多元社会，而是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日益微缩的高度统一化的媒体社会。它预示着不安和更大的破坏将要来临。世纪末的灰的情调是以高科技和冷时尚来完成的。
地铁、大都会意味着世界的内在化的加速。世界的内在化源自外在世界的过渡萎缩，首先是能源衰竭和世界金融市场崩溃，地面环境的恶化和外在精神空间的荒芜。地铁在电影中是一个隐喻。地铁中反复出现的“倾听你的内心”的广告，但这个内心的声音实质是一个外来的控制，其实每个人的内心并没有多少丰富性可以聆听，这种丰富性被极权的单一取代，这个极权是冷的、简单的，而非狂热。Metro，既有大都会也有地铁的意思，它预表着庞大的资本主义的运作系统，一种畅通的整体。在片头中，“和平”和“移动性”（mobility）是地铁带来的，它是“最简洁的方式和最美丽的风景”。它如同信息和金钱的流动性一样，以牺牲多样性作为代价。鲍德里亚说对的，现代社会依靠着消费自身的排泄物而继续进行，因为这是一个死亡的文化。
外在环境的恶化递变为内在环境的恶化。如果说外在资源是指的是可以支配的物质，内在的环境就是可以支配的精神空间，支配对精神空间是对身体控制的最好一个方式。在电影中，身体的出轨演变为精神出轨是必然的，但身体已经不出轨，它已经微缩。剩下的是精神的虚假的出轨。而地下理想国的片名，在某种意义上都指向柏拉图的封闭的洞穴，但从古代到现代，内和外之间的地理学上的隐喻也发生改变。由于外在的萎缩，内在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场所，而外在（地面的世界）沦为一种驱逐和惩罚。在电视节目中，外在是游戏失败者被放逐的空间。
但是，后现代的监控并非福柯意义上的监控，而是鲍德里亚意义上的监控：监控者和被监控者的身份已经无法界定，他们相互混淆和渗透。洗头水通过头皮的毛孔入侵是一个最好的隐喻。权力的细致的渗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但仍旧没有意义，因为无聊，它暗示着整个帝国的无聊的阴谋。监控者与被监控者居然是同样的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电视机相互消费。监控已经消失了原来的严肃的意义，它带着闹剧的性质。呈现在屏幕上的是幻想，而幻想的材料，也是监控者所提供的想象素材。监控者与被监控者融为一体，甚至已经无法彼此区分。他们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而不同的只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这个位置让被监控者将监控者杀死。因为被监控者仍然相信某种压抑的假象。在同一的社会中，异质性是听到了另外一个外来的声音，并且很想将另外一个声音铲除。它可以解读为将一个代表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父亲”形象铲除，但这个“他者”并不是别人，而是另一个自己。
3D技术打造的阴暗和冷时尚，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力度。因为批判仍旧与主体有关。后现代艺术的参与性更多与“事件”和“发生”有关，而与叙事和表达无关。实际上，前者的要素一直存在于艺术作品之中，只是人为的干扰一直阻止着它的充分自我展露。技术作为一种装置，会否是一种风格的可能性？技术的分布、排列和组合在何种意义上决定了一个作品？技术、材料真的如同利奥塔所说的一样，决定着我们的“此时此地”的思考吗？我想这是技术乐观主义和人类自大混合产物，它背后是对上帝不诚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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