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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尔特:知识分子有什么用?(3)

2012-09-28 11:38 来源:读品 作者:王立秋 译 阅读

  答:一个彻底贫困的资产阶级家庭。因此也就有了一种强化真实的贫困的符号学的效应,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在物质上失势的意识,即便在这个家庭成功地维持了它一些先前的生活标准的情况下也如此。比如说,我记得,每年开学时候发生的小危机。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没有钱买学校用品。没有钱买教材。你瞧,这是一些在你身上留下长时间印记,并在日后使你奢侈过度的小事。

  问:这就是你再三声称的对小资产阶级的厌恶的来源么?

  答:我在我的书里使用那个术语是真的;但这些天我用得少了,因为你会厌倦自己的语言。不管怎么说,这是不可否认的:在小资产阶级那里有某种既让我入迷,又使我不快的伦理的和/或美学的元素。但这真的很具有原创性么?在福楼拜那里就有。他会承认小资产阶级的存在?政治上和历史上,小资产阶级都是世纪的关键,上升的阶级,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在身边看到的东西。资产阶级和普罗阶级(无产阶级)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抽象,而小资产阶级则无处不在,甚至在资产阶级和普罗阶级——无论他们还剩下什么——中也如此。

  问:那么你不再相信普罗阶级,不再相信它的历史任务,及其所有政治上的产物了么?

  答:我说的是曾经有段时间普罗阶级可以被看到,但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在法国,普罗阶级受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普鲁东的社会主义传统的震动和刺激,但今天,这个传统已为马克思主义和常规的(职业)工会制度所取代。

  问:你曾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么?

  答:“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表达中,动词“成为(tobe,去当)”意味着什么呢?我已经在这里解释过我的立场了。我很晚才在一个后来死去的好友的鼓励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goover)”,他曾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因此我参与却从未成为一名激进主义者,并且我的参与是通过一个与当时已经被称作斯大林主义的那种东西无关的持不同政见的群体来完成的。我只能说我读过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当然,并非所有的著作,我只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现在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重读过他们的作品了,除了在这儿那儿出现的一个马克思的文本。

  问:你像读米什莱,萨德,或福楼拜的文本那样读马克思的文本么?(把它当做)一个纯粹的符号体系,生产着纯粹的享受?

  答:马克思可以这么读,但列宁,甚至托洛茨基都不行。而且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像阅读任何其他作家那样阅读马克思,人们不能忽视(马克思引起的)政治效应,以及后来作为结果的刻印——马克思的文本完全存在于其中。

  问:你的态度有点像拉德罗(GuyLardreau),扬贝(Jambet),或格吕克斯曼(AndréGlucksmann)……

  答:我知道格吕克斯曼,我们曾经一起共事过,我也喜欢他做的东西。至于《天使》(L’Ange),我没有读过,但我听过它。我想你能够理解——我感觉与这些立场非常接近但我必须和它们保持一种不可计算的距离。我想,这是出于风格的原因。不是某种写作的风格(文体),而是普遍意义上的风格……

  问:我的意思是,和许多其他采取你的立场的人不同,你身后并没有任何的“政治路线”……

  答:我的书面作品不包括任何在政治这个词的主题意义上说的政治话语:我不处理那些直接是政治的,带有政治“立场”的话题。原因在于,我无法在政治上兴奋,而如今没有激情的话语是不可能被听到的,就这么简单。要使话语被听到,就必须跨越一个分贝的临界值。而我没有跨越这个门槛。   问:你看起来为此而后悔。

  答:政治不尽然是谈论,它也可以是聆听。也许我们缺乏一种在政治上聆听和注意的实践。

  问:如果我们不得不为你选择一个标签的话,“左翼知识分子”看起来正好。

  答:要说左派是否认为我是其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这还有待他们的决定。对我来说,这样还好,只要左派不单单被理解为观念,而同时也被理解为一种不屈服的敏感性,一种感知现实的方式。在我这里——(这意味着)一种不变的无政府主义的根基,在这个词最词源学的意义上说。

  问:一种对权力的拒斥?

  答:我们可以说是对其普遍存在——权力无处不在——及其持续——权力是永久存在的——的一种极端的敏感性。它永不疲倦,不断向前,就像日历一样。权力是复数的。我因此而有这样的感觉,即我个人的战争不是与权力而是与多种权力,无论它们是什么,打响的。这也许就是那使我更成其为“左派分子”而不是“左倾”的那种东西;但使事情变得复杂的是,我并没有那种左派的“风格”。

  问:你认为一种“风格”或一种对“风格”的拒斥足以设定某个政治过程么?

  答:在个体的层面上,一个政治过程是存在(主义)地设定的。比如说,权力不仅是压迫的,压制性的,也是使人沮丧的东西:无论在哪里,只要我变得沮丧,那里就有权力在运作。

  问:而今天,1977年,你不觉得沮丧么?

  答:沮丧,但不是特别地愤怒。知道现在,可被称作左派气质的那种东西也还是在于那些并非计划而是重要的主题的焦点的关系中(被)决定的:1914年前的反教权主义,战争期间的和平主义,接着是抵抗运动,再然后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今天,第一次,一切都变得不同了:我们有吉斯卡尔,他毕竟是一个相当不那么死板的代理人,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我实际上并不把它看作政治感情的团结点——即便它确实是一个好计划——的“共同计划”。在我看来,当前情景中新鲜的地方,在于我无法找到任何导向的标准。

  问:这就是为什么你接受吉斯卡尔的午宴邀请的原因么?

  答:原因不在于此。我是出于好奇,一种聆听事物的喜好,有点像潜行的神话猎人。而一个神话猎人,正如你知道的那样,必须四处捕猎。

  问:你对这次午宴有什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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