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翻拍经典的风险很大。所以，对待翻拍经典这一点上，我认为整个社会要有一个比较包容的心态，要提倡创作人员有创新，因为任何一个时代艺术家去认识经典、再现经典，一定会带来时代的特点、个人的局限。如果完全照本宣科地翻拍，那就失去了再度创作的意义。应该允许有新的观照、新的解释、新的表现、新的创造，这样才有意思。如果没有包容的心态，翻拍名著将成为一场灾难，任何人去拍都会被“拍砖”。我们鼓励健康的文艺批评、文艺论争，但是要守住一个底线，不能把文艺批评变成文化批判。
影像是传承经典的重要渠道
“警惕民族文化传统变成西方文化资本”
记者：这样看来，经典翻拍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重现，更是一个再度创作、再度阐释的过程。作为当下影响大众价值取向的主要文化消费类型之一，影视业如何担负相应的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
陆天明：文学不存在翻写、重写这样一个话题，可是对于影视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影视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一个特殊的产业，从文学作品变成影视作品，这是文艺产品制造的一个现实过程。近10年来，我们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但是很多人也随之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以经济取代内容，以利润度量文化。文化产业毕竟是内容产业，首先有文化，然后才有产业。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记者：这样说来，对文化传统的不断诠释其实也意味着对文化市场的不断拓展？
李少红：对，美国拍摄的电影《花木兰》曾经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对文艺经典的不断诠释和重读，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文化抢救，我们自己没有守护住的文化财富，很可能就被别人拿走了，变成人家的文化资本。守住我们自己文化的根脉，是中国影视产业走出去的必要前提。
记者：我们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影视产业的发展路径中吸取哪些经验、得到哪些教训？
韩三平：无论呼唤原创还是守卫经典，我们都不应该放弃一个原则，即尊重影视的文艺属性原则，尊重影视艺术承载的价值观念。美国电影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仅用电影创造票房，更用电影传递美国国家理念、国家价值、国家精神。
所以我觉得，现实题材也好，历史题材也好，怎样使观众在两个小时中享受一场视听的梦幻，感受到振奋和励志，或者说充满希望地回家，这是我们欠缺的东西。我们现在的艺术创作常常陷入一个误区，认为善有恶报、恶有善报，这样才是深刻。优质产品仍然不足、优秀作品匮乏，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的一个现实。《杜拉拉升职记》的成功是中国电影产业一个优秀的案例，但是如何让我们的电影产业案例变成可以复制的样本，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报记者 李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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