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中西思想史上的中庸之道

　中西思想史上的中庸之道
   ——《中庸》思想的发生与本体构成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南大学文学院特聘讲座教授)
　　
　　中庸思想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中是很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一方面《中庸》难读难懂，孔子说：“中庸其难哉”。孔子一生都很难做到几次，可见其精神把握的高度和践行的难度。另一方面，“中庸”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遭遇到不断的误读，在20世纪西方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初，更是名声不佳命途多劫。“五四”以后，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国，一些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庸”无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类，应该被批判和抛弃。1其后很长时间里，“中庸之道”变成一个贬义词，成为被批判、检讨、嘲笑的对象。这一文化中断和思想愚化，使得当代人对中国思想经典相当隔膜。朱自清认为：以往曾作为启蒙教材的《四书》，到了今天却成为很难读懂的“天书”，“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2实在是令人痛心，

　　进入思想开放的时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国际关注的话题，以及新的出土文物文献的发现的阐释，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重要体现的《中庸》研究更加深入，其意义不仅为当代中国学界所关注，而且成为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于是，人们意识到数典忘祖文化断根的危险，更进一步关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典的更久弥新的生命，希望通过细读具有重大启迪价值的名篇佳著，从中寻绎古代先贤的睿智与深邃的思想，从而在传承经典、守正创新中，把握未来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
　　
　　一  《中庸》作者论争的思想史考辨
　　
　　研读《中庸》思想和精神，是在反思中阐明并发扬其积极维度，在拓展东方思想中对当代世界生发出新意义。在新世纪讨论《中庸》意味着，“中庸”精神不只具有局部性个体性的意义，而是着眼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世界性视角涉入中国立场，发掘传统思想的积极方价值。无疑，站在新世纪文化地基来细读《中庸》，弄清历史公案中所隐藏的意义和价值，确定《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厘定《中庸》在汉字语境中的意义及其在历史话语中的价值，首先需要弄清《中庸》的作者和成书经过，以及文本细读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维度。而关于《中庸》的作者，历史上的说法可谓林林总总，已然成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值得分梳。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论子思、孟轲之学：“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3司马迁、郑玄称《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史记》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子思作《中庸》”。4而汉代孔鲋《孔丛子》的记载可以作为《史记》补证：子思“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5《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中庸说》二篇，表明西汉时已有人专门研究《中庸》。郑玄认为《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6南北朝宋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和南朝梁武帝萧衍《中庸讲疏》一卷，大抵用佛家的观点阐释儒家经典《中庸》。唐代李翱在《复性书》中阐释发挥《中庸》的思想，力求去建立儒家的心性理论体系。宋代朱熹认为《中庸》的作者应该是子思及其弟子：“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受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7这些说法大多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及其弟子。可以说，从唐宋开始，“道统”论兴起而形成儒家知识基本谱系，子思上承曾参而下启孟子，在儒家“道统”传承中具有了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中庸》也作为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理论纲领。

　　宋代以后学术界怀疑思潮兴起，《中庸》作者为子思的说法受到质疑。宋代欧阳修对《中庸》出自子思提出疑义，认为子思之说与孔子思想不符——《中庸》中有“自诚明谓之性”等，“在孔子尚必须学，则《中庸》之所谓自诚而明，不待学而知者，谁可以当之乎？”所以，《中庸》“所传之谬也”。8南宋的叶适在其《习学纪言序目》中表示怀疑。清袁枚、叶酉、俞樾等因《中庸》中有“载华岳而不重”、“车同轨、书同文”等语，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而必然晚出。宋代王柏认为，《中庸》的前二十章，以及二十一章以下均为子思所作，而其余部分则非子思所作。清人崔认为“《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中庸》必非子思所作。”9冯友兰则认为：“《中庸》所论命、性、诚、明诸点，皆较《孟子》为鲜明，似就孟子之学说，加以发挥者。则此篇又似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所作。”10这些说法，几乎剥夺了子思的著作权。

　　其实，从近年来出土的《郭店竹简》儒家十四篇中，可以看到属于子思的作品起码有《缁衣》、《五行》两篇，而《缁衣》出于《子思子》。11还有对先秦文献思想影响史考订，也可以发现今本《中庸》成书有一个复杂过程，大抵包括原初独立的两篇即《中庸》和《诚明》。在其后的发展中，这二篇才被编在一起形成今本《中庸》。宋代王柏在《古中庸·跋》中说：“愚滞之见，常举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问也。一日偶见西汉《艺文志》有曰：‘《中庸说》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也。惕然有感，然后知班固时尚见其初为二也。合而乱，其出于小戴氏之手乎？”12

　　从学术阐释的历史看，子思之后，孟子最先引用过今本《中庸》多处。如《孟子·离娄上》：“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段话可与《中庸》第二十章17-18条相比照：《中庸》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者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可见，两篇文字和内容基本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中庸》引用《孟子》，恰恰相反，是孟子引用子思《中庸》。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论证《孟子》这段文字晚于《中庸》，证明了是《孟子》引用《中庸》。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