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戈，曾用网名韩苏，1964年生，河北丰润人
1982年开始写诗，1990年出版诗集《吉祥的村庄》，先后在《诗刊》《星星》《诗歌报》《诗神》《大河》《诗林》《诗潮》《诗人》《山花》《芙蓉》《草原》《飞天》《中原》等杂志上发表作品。1998年后开始厌倦固有的诗歌圈子，逐渐淡出所谓的诗歌界，不再公开发表任何作品。努力使自己像诗歌本身一样被放逐、被边缘化，不再参与省内外任何诗歌活动，喜欢半隐居的低调生存状态，重精神甚于重物质，潜心工作（为了活着）、读书和写作。自喻为“地下诗歌写作者”。 2004年开始了第二次诗歌创作转型。诗歌母题主要是对故乡、童年的追忆，对时间无限性的追索，对人类际遇的喟叹与和解，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赞美。作品充满着对消逝之物和羸弱之物的怀恋、悲悯与同情。诗歌呈现忧郁主调。强调想象、象征和隐喻在诗歌写作中的重要性。崇尚本土文化、知性和自然。
2010年4月辑印《通向往昔的路：诗文手稿1987——2010》（内部交流版）。曾从事过记者、诗歌杂志编辑、公务员等职业，现在一家公共服务机构领取些许碎银子。
一生必须做的事：平安地挣点小钱养命；不紧不慢地读书；凌晨之即安静地写作；一个人在大地上孤独漫游。远离流行诗歌，远离权力话语中心。
还有什么值得我去激动
——韩文戈访谈
王夫刚：没有想到这篇访谈会晚产这么久。按照计划它本应该在去年完成——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喜欢在缓慢光阴中寻找乐趣的家伙来说，迟来的收割也算不上多么失望至极或者离经叛道。开门见山吧，以一个小游戏开始我们的对话：“我吃惊于我的沉默。/与其说我在唱着逃亡的悲歌，不如说我在/走着我该走的路”。不错，这是你的诗句而我喜欢，能够凭着记忆说出它们出自你的哪一首诗吗？
韩文戈：知道是我写的，但忘记诗的题目了。我记忆力向来不怎么好。记得1990年代，有外地诗友打过电话来，给我念了一段诗，然后问我是谁写的，我听来耳熟，但实在想不起出自谁手，朋友大笑，告诉我这是我写于某时某地的句子。这事说来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我是一个很笨的人，特羡慕那些写完后能大段大段背诵的诗人，我身边的朋友中就不乏这样的人。
王夫刚：我陆陆续续花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看完了这本待印的诗文集《通向往昔的路：诗文1987——2009》，我的认真态度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这当然不是在说我们的友谊，仅有友谊的阅读是不足以支撑这个过程的。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次精神的遨游：在细腻、淳朴、节制而又挥洒的文字中回到久违的故乡。通向往昔的路，也通向灵魂的栖息地。如果我感觉准确的话，这本书几乎一网打尽你所有的作品，而这显然传达出你作为一个诗人面对中年逼近时向“总结”屈服的某种信号。
韩文戈：是的，屈服。但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人到中年的逼迫，或许另有隐情，比如上天赐给我的时间的紧迫。我曾经跟人说过，不到一定时候不准备出集子的，现在各色诗集实在太多了，世上也不差我这一本。我一再说，诗这东西完全属于自己的心灵，写出来束之高阁也未尝不是个好办法，何必拿出来被人指手画脚地玩味一番？真正能有几个人进入你的心灵读懂它呢？
王夫刚：对于诗人而言，童年与其说是一个过程，不如说是一种记忆或曰经验。你的童年——像你在这本诗文集的跋记中透露的那样——你有亲生父母但却活在养父母的无尽恩泽中，生命的荒诞感、漂泊感和流浪感自小就牢牢地跟随其身。生活的错位提供了另一个向爱致敬的角度，跟我们说说你心目中堪称伟大的养父母吧。
韩文戈：其实，从小到大，在我内心就没有“养父母”这一概念。今天为了这个访谈的缘故，才在父母二字前加上个“养”字，以示区别。我生下来一百天就离开了亲生父母，来到养父母家，来到岩村。时间足以证明一切：此后的几十年，直到养父母相继离世，我都是他们惟一的希望，而他们也是我惟一的根。他们是极其普通而善良的农民，不识字，没出过远门，但知道怎样抚爱我，使我成长。就说一件小事吧，我参加工作后，一次回老家，偶然在木柜的角落里翻到一件婴儿衣服，很旧，布料旧，款式也旧——在我不断地追问下，养母有些局促地小声告诉我，那是我被抱来时穿在身上的衣服。看着那件小得可怜的衣服，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感恩。
王夫刚：被你称之为“我们岩村”的那个冀东村庄，至今生活着你的童年伙伴韩明玉、韩冬生和刘国生们。童年远去之后，你和他们的关系恐怕已有诸多变化，你是否把这种变化理解为你和“我们岩村”之间的变化？
韩文戈：是的，变化是存在的。一是外在的环境差异，二是心理上的视角。我现在几年才有机会回一次岩村，倒是岩村的伙伴们每年都来看我。事实上，他们跟岩村一样，更多时候是活在我的记忆里，活在我诗的深处。岁月留给我的只有感恩以及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恩所涌出的内疚。岩村是个美丽的小山村，你应该在《我们岩村》里感受得到。它的美不仅仅在于山水，而是孓然、孤立、与世隔绝的美，它隐在群山里，小河旁，仿佛被人遗忘——在这样的村庄里长大，大自然的精华毫不吝啬地为我享用，我不能不感恩。而我又能为它做些什么？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在现实里，一个写诗的人只能写诗。所以回到你的问题上，岩村和岩村的人们，于我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下的关系了。
王夫刚：生活是童话，也是寓言——像我们这些姑且曾经历尽沧桑的“前青春拥有者”，这大抵属于一个虚拟的命题。当年谌容写过小说《减去十岁》，我想问，如果你获得一次减去十岁的机会，你会有哪些与现在不一样的选择？
韩文戈：恐怕不会有别的选择，尽管你是假设。人的一生完全被与生俱来的性格脾气禀性所左右，后天因素的影响微乎其微。我这样说，不是对曾经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不进行反思，而是在命运的大背景下来谈论你的问题。我不否认每个人都想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但事实上，人生是不容你选择的。人到中年，我开始相信命运。
王夫刚：你的作品有着浓得化不开的还乡情结，这与海德格尔的“诗人的天职在于还乡”不谋而合。通过童年记忆或曰经验抵达诗歌之乡是诗人的自修课程之一，这种间接的非理论性的阐释更多源自诗人的本能。当评论家试图用一二三阐释它时，诗人似乎也有责任以当事者的身份去梳理一下这个话题。
韩文戈：说来也巧，紧靠我们岩村，有一条先是从东向西，而后再向南流去的河，叫还乡河，也就是已故作家管桦笔下陪伴小英雄雨来的那条河。前面说过，岩村和岩村的人们给予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依恋。我18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冀东山地，也就是燕山山脉，这是我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同时也是我精神层面上的故乡——18岁后，我生活在地理意义上的异乡，也即同时在人生的异乡里“流放”。我说过，人生是不容选择的，只能“流放”，在这个流放的过程中，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早已经千疮百孔，而惟一得以寄托的便是“故乡”，岩村作为一个符号，它承载了我的全部期许。我愿意在诗的岩村躺下来休息。
王夫刚：柏桦说，每一个诗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两个“秘密读者”。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诗歌的非个性化——即普遍的标准，远远多于个性化。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些貌似聪明的诗人高喊创新口号并因此获益。这里有一个悖论：个性化成就了诗歌的“秘密读者”但许多探索旗帜下的诗人却由于对“秘密读者”的过度索取构成了对个性化的玷污。对此，你有何感想？
韩文戈：我一直是个率性的人，即使在写作程中，也就是说，我的写作基本不受制于任何理论和宣言口号，至少是对流行的一种潜意识的抵制。我可以有写作实践中的感想体会，但我没有理论——我的些微才智使我在这方面捉襟见肘。当然，我相信柏桦说的一两个“秘密读者”的存在，或许这也是诗人写作的原动力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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