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刚：有一段时间——大概至少超过10年，你忽然在诗界销声匿迹了。不知道这期间你只是隔绝了与诗界的联系呢，还是干脆连阅读和写作也中止了？回首这段被你自喻为“地下行走”的经历，你有什么切肤感触要和一直关注你的朋友和读者交流？
韩文戈：10多年来，我基本与所谓的诗界处于隔绝状态，不怎么读诗歌刊物，包括民刊，有时浏览一下刊物目录，随手就放下了。但诗歌写作并没有终止，这也是习惯吧。有时我会跟不读诗也不写诗的朋友们去喝酒喝茶打牌旅行，有时会连续在家看DVD（我的时间相对宽松些）。写作总是在不紧不慢的状态下进行着。读的诗限于国外现当代诗人的作品——我喜欢异质、边缘的东西。多说一句，2000年我曾创办过一个网络论坛，就叫“边缘者”，当时影响比较大，后来关掉了，太浪费时间，也因为厌倦——其实，也是因为厌倦才离开诗坛的，我厌倦诗人之间的拉帮结派和无休无止的争论，与其承受喧嚣，不如逃开图得安静。我认为诗歌不一定需要面对面地交流，诗人依赖的是个体的悟性与鉴赏力。诗人应该知道他需要什么。我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做一些事。
王夫刚：不断有所谓的“诗歌新概念”出笼，不断有花样翻新而被人耻笑的“诗歌事件”发生。真的不清楚那些迫不及待的人要把中国新诗赶到什么角落，当文学史装订成了“在场者”的小家谱——这种集体梦游运动虽然比不了朝鲜10万人表演《阿里郎》，但其折射出的隔靴搔痒的意味却说明他们师出一门。你怎么看待这种“不热闹，毋宁死”的现状？
韩文戈：中国文人一直有着普遍的“被史化”情结——也就是渴望进入历史而千古不朽。在我看来，这些事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我给予的关注不是很多。我想，诗坛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各种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尽管我对一些事情持有保留态度。关于一些文学现象的看法，我在《诗歌手记》里有过表述。
王夫刚：最近几年，你的创作进入了转型期——像你所说，诗歌母题呈现出对故乡、童年的追忆，对时间无限性的追索，对人类际遇的喟叹与和解，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赞美。但我阅读《通向往昔的路》时，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你的第一本诗集《吉祥的村庄》——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你的理解有一点出入：我觉得你的写作没有割裂，没有断层，没有变化也不需要变化。维特根斯坦说，必须说新东西，可它肯定全是旧的；米兰?昆德拉则认为，艺术以对抗时代的进步而获得它自身的进步。你有没有感到你对创作转型的判断与大师们的忠告发生了局部冲突？
韩文戈：我理解你的意思。我的那番话是从个人纵向视角来说的。无非是自己的创作整体与局部、阶段性的重点与兴趣转移。这就像一条河，有时朝南流，有时朝北流，在流动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支流汇聚其中，也会有很多渡槽把水分流，但那条河依然是那条河。不能轻狂言新，《圣经》上说：太阳底下无新事。
王夫刚：诗歌寂寞，但并不妨碍有人坚称，中国新诗已与世界最高水平并肩而行，更遥遥领先中国当代文学。对此论调你做何判定？如果允许，请列举一下你喜欢的当代诗人，你喜欢的当代诗篇——就局限于国内和身边的吧，30年来，把我们鲜活有加的灵魂与生生不息的命运强行剥离开是残忍而且完全不足取的，而我们献给诗歌经典的感激又是那么缺乏新意。
韩文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他们虽然有点过于自信，但汉语诗歌的确在走向成熟，其表现就是有相当多的诗人从癫狂状态转向冷静。第二个问题，一定要列举吗？这样说吧，我的阅读面很窄，换言之，我特别关注的诗人不多——前面说过，这多少是我有意而为。严格讲，每个诗人对我都有影响，即使是我不喜欢的那部分诗歌，读过后也一样会对我产生影响。这里简单列举一些我喜欢的“现在”诗人，他们的作品或部分作品都曾经给过我很大的震撼和启发：河北（我身边的）诗人大解、姚振函、郁葱、陈超、李南、王建旗、陈德胜、赵素波、高粱，北京诗人林莽、蓝蓝、何三坡，甘肃诗人娜夜、阿信、人邻，山东诗人王夫刚，海南诗人王小妮，浙江诗人叶丽隽、津渡，安徽诗人杨键、陈先发，云南诗人雷平阳，湖北诗人张执浩、小引，福建诗人汤养宗、子梵梅，河南诗人丛小桦（可惜很久读不到他的诗了），广东诗人东荡子，辽宁诗人雷子，四川诗人举人家的书童。另外，我不知道诗人张作梗和魔头贝贝是哪里人，但我喜欢他们那些我所能够读到的诗。提到的这些诗人，有我不曾认识的但这不妨碍我对他们诗歌的由衷喜欢。在这里我想引一句我在《诗歌手记》里写过的话：“喜欢我诗歌的人，我们会有一些相同的人生体验。不喜欢我诗歌的人，我不怪。他有他自己喜欢的诗人。不同的生活、情感经历和审美取向，决定着不同的诗等待不同的阅读者。‘对谁而言言说是困难的？对不为我们所期待者（读者与诗人）’（捷纳狄·艾基的话）”。这对别的诗人也一样适用，他有他自己的心灵默契者和趣味相投者。肯定还有很多我所喜欢的诗但由于阅读面窄而没有读到，这不能不说是我的一个遗憾。
王夫刚：尽管诗歌翻译被诟病由来已久，但大多数中国诗人还得依赖翻译才能感受国外诗歌的各色魅力——这意味着诗歌翻译的当下存在允许指摘，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你对国外当代诗歌一直怀有浓郁的兴趣，列举一下你所喜欢的国外诗人和他们的译者吧。
韩文戈：大概有这样一部分诗人为我钟爱：佩索阿（葡萄牙）、策兰（德国）、阿米亥（以色列）、巴列霍（秘鲁）、博纳富瓦（法）、扎加耶夫斯基（波兰）、荷尔德林（德国）、特拉克尔（德国）、耶麦（法国）、里索斯（希腊）、博尔赫斯（阿根廷）、赖特（美国）、勃莱（美国）、默温（美国）、西密克（美国）、特朗斯特罗姆（瑞典）。我视佩索阿为自己的精神教父，因为他的诗，更因为他的随笔《徨然录》。
我喜欢的诗歌翻译家有戴望舒、王佐良、孟明、北岛、黄灿然、傅浩、周伟驰、陈东飚、王家新、树才、西川、罗池、李以亮、杨子、韦白、阿九、董继平、李寒、孟丹丹、舒丹丹、张祈。我很挑剔一首诗译自谁手，这似乎是一种病态。对这些翻译家的劳动与对那些大师的劳动，其尊重程度应该是同等的。
王夫刚：好像是1990年，你在《诗神》月刊（《诗选刊》的前身）做编辑，从众多来稿中拣出我寄到编辑部的稿子，然后给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不吝溢美的回信。多年来我一直想从你那里求证一个疑问——你给很多来稿者写过这种带有鼓励性质的信吗？
韩文戈：那不是溢美，是真的喜欢。类似的信肯定还有过不少，已不记得具体什么人了。我的记忆力很差。但能够使友谊保持始终的人不多，你是其中一个。其原因大概有两种：一是我的懒惰和对“某种”友谊的怀疑，二是事过境迁中人的世故以及对人交往的麻木。我这样说，你会理解的。
王夫刚：上世纪80年代后90年代初是《诗神》月刊的黄金时期，温和的面孔中蕴藏着不易觉察的先锋色彩和有来由的气度，犹似旭宇先生的墨迹。你和大解、郁葱、杨松霖等同仁创造并见证了这一新诗发展的集体荣誉。回忆那时盛景，除了“以诗歌的名义”，似乎再也寻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理由了。这段经历对你的诗歌写作产生过具体的影响吗？
韩文戈：这是个愉快的话题。我曾对很多朋友开玩笑地说过，那是我的“霞光街10号时代”。霞光街10号是当时杂志社为部分编辑在城市里的村庄租赁的住处，有很多外省诗人曾经到过的。应该说那是我诗歌阅历中闪亮的阶段，不是因为我的诗，而是因为霞光街10号，因为友谊，因为诗歌年代。那时的编辑部里，我的年龄几乎是最小的一个，其他人全是师长和兄长，旭宇的宽容，郁葱的沉稳，大解的洒脱旷达，松霖的睿智，德胜的幽默，都给了我极深的人生教化。除了人格上的熏陶外，还有他们的诗歌和全国各地诗人的作品对我写作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加速我作品和鉴赏力的提升。
王夫刚：姚振函先生对你的诗歌语言甚为激赏。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一位“新乡村诗”的代表诗人献给另一位“新乡村诗”代表诗人的礼节性礼物。现在，“新乡村诗”已经成为诗歌地平线上日益安静而遥远的风景，但我以为，它在你的精神世界所引发的波澜曾是一场漫长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洗礼式革命。请从当事者的角度总结一下“新乡村诗”的诞生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韩文戈：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问题，首先不应该由我这个当事人来总结，其次我愿意把过去时态里的事情封存在原生态，尽了人事，就顺天意吧。既已成为遥远的风景，就不必再搅动它的寂静。我读过太多对文学往事的钩沉文章，无非是当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对往事与故人臧否一番，很有王婆卖瓜的嫌疑，还是不谈它吧，清风明月，无迹可求才好，都过去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时候的“新乡村诗”不仅仅是在河北，据我所知，湖南、河南、甘肃、山东、安徽、吉林、北京、陕西、浙江等省份也是它的根据地，诞生了很多诗人，我对他们的了解太少，没有能力来谈论这样的话题。对于我，“新乡村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它的确对我的精神世界引发了一场漫长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洗礼式革命。
王夫刚：在这本诗文集中，通向往昔的路有两条：诗歌与散文。我有几个疑问请教于你，你写散文的动因是什么？你觉得散文是对你的诗歌的弥补还是你的诗歌情怀的另一种延伸？如果把散文和诗歌放置在同一个高度，是否意味着对于“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说法构成了不确定的质疑？
韩文戈：我对散文一直怀有好感，但碍于自己才力不逮，写的很少。《我们岩村》是个特例，它与我的诗构成互文关系。诗与散文不成伯仲，惟看写作者的手艺擅长而已。
王夫刚：《我们岩村》是你的童年回忆录，也是乡土时代冀东山区的一册简约百科全书，因为“岩村的祖先在另一个世界也不会走远”。雷平阳对“没有远方的写作”充满兴趣，《我们岩村》好像也含蓄地支持了这一观点。《我们岩村》之后，你还会有更多的与《我们岩村》一脉相承的文字献给那片生死于斯的土地吗？
韩文戈：如有可能——我说的是生命留给我足够的时间的话，那时候我将步入老年，诗或许不再适合我了，我会继续在散文的路上观察、思考和记录，我相信岩村还有很多应该写而没有写出的原生态事物在期待着我。
王夫刚：为我们手绘一幅去岩村的路线图吧——不用比例，也不需要色彩。或者有朝一日，有人会据此出现在岩村街头，拦住某个奔跑的孩子，打听那早年出离的诗人是否已经归来。
韩文戈：草图（暂略）。
王夫刚：石家庄是你住过最久的一座城市，它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不可回避的影响。这座华北平原上乏善可陈的城市属于你的第二故乡吗？20年前，我把你和大解视为河北诗坛的“双子星座”，现在，我称你是——谦逊一点说吧——冀东山区最后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遗憾的是，这与你居住工作的城市几乎没有关联。
韩文戈：石家庄这座城市，住的再久也不可能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故乡只有一个。用你的话来说，这座“乏善可陈”的城市，只能作为我的居住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要在这里生存，必须的。我与城市的不和解由来已久，这里毫无亲切感，甚至当作驿站都感到沉重和压抑，尽管在这座城市里，我同样享有现代化带来的文明成果。
王夫刚：我在诗集《到诗篇中朗诵?100位中国诗人的100首汉语佳作》中选入了你的《还有什么值得我去激动》一诗：“……一枚硬币对于乞丐的怜悯。/一段闪电的哭泣。/医生手术后的叹息。/电话里，传来某位故交死亡的消息：/我再也无法找到我原来的样子”。每次读到这里我都黯然不已，但我并不把它们看作你对生活的绝望陈述，恰恰相反，我从中读到的是一个诗人曾经沧海之后的不尽眷恋——也许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原来的样子了，人世间却肯定有值得我们激动的什么和什么，润物无声地安抚着我们有所欠缺的心。否则，生活还复继续，生命还复继续？你以为然否。
韩文戈：我是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微小的激动颠覆不了我对生命无常与生存荒诞的绝望，这属于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关系问题。但我有别的寄托，那些微小的激动只是其中之一部分。那种寄托给了我生存的勇气和力量。人是需要宗教的——信仰。有时候我觉得中国人那么可怜，在精神上。这里，我个人的寄托不特指宗教。
王夫刚：在别人看来，这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两个青春不再的男人谈论诗歌，总有一种味道很怪的感觉。但如果我们还承认自己的诗人身份，任何时间，任何环境，向诗歌致敬只不过是诗人最起码的修行。“你可以讨厌诗，但诗歌注定要存在”。这句话理智而准确地阐明了你对诗歌的信心，而我也愿意把它视为我们在视野之外不曾放弃遥望的心灵马达。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在《诗歌手记》中告诉我们：“人走到了一个阶段，回头看着那些用心写的字，青春会回来，爱情会回来，妈妈爸爸会回来，所有活着和死去的朋友会回来，逝去的时间也会回来”。这是诗歌带给诗人的力量，还是诗人赋予诗歌的责任？
韩文戈：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部分，共生吧。前提是作者曾用心写过那些字。
王夫刚：又一个秋天来到了，“秋风来临之际，青春已经荒芜”。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使一些属于我们的文字和我们的心获得了跳动在同一个频率上的机会：这曾是多么难得的期待啊，而今它以有增无减的方式加深着我对你和诗歌的祝福。
韩文戈：谢谢你给了我一次在支离破碎的现实里追溯往昔，回望自身的机会。谢谢你的祝福——对于我，这很重要。
2009年8月，济南/石家庄。
【王夫刚】1969年12月生于山东五莲，现居济南。著有诗集《诗，或者歌》《第二本诗集》《斯世同怀》、诗合集《7印张》和诗文集《练习册上的钢笔字》，编有《新世纪山东青年诗选》《到诗篇中朗诵》《山东30年诗选》等诗歌选本。曾参加第19届青春诗会，获团中央、全国青联首届鲲鹏文学奖、山东省第二届齐鲁文学奖和诗刊社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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