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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在巴黎

2012-09-29 02:0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问生 等译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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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里留下的一幅海明威和友人当时去参加“圣费尔明节”时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五个人,自左至右分别为海明威、哈罗德·洛布、达芙·特怀斯登夫人、哈德莉、唐·斯图尔特(Don Stewart)和帕特·格思里。

  西方有一句谚语:“每个人都有两个国家,他原来的,还有巴黎。”(Everyone has two countries, his or herown-and France.)表明巴黎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一点,美国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amingwat,1899-1961)是有深切体会的。1950年,海明威曾这样对一位朋友说:“如果你年轻时就够幸运地生活在巴黎,那么在以后的一生中,你无论去哪儿,巴黎都会使你流连,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流动的圣节”(A Moveable Feast)!海明威不说moveable festival,而特地用了Feast一词,表明他是怀着敬畏之心写下这个短语的,因为“Feast”是一个神圣的用词,在历史上总是属于某个与纪念或庆祝农业的、宗教的或社会文化的事件或季节相关联的日子,不但有舞蹈、体育比赛以及狂欢等娱乐节目,甚至伴随有纪念性或开斋等庆祝活动。因此A Moveable Feast就都被译为“流动的圣节”,而不是直译为“流动的节日”。

  这也不难理解。海明威是在经历了四度失败的婚姻、因家族遗传的精神疾患感到灵感枯竭并一次次遭受电击治疗的痛苦之后,在自杀的前五年,即1957年以《流动的圣节》为题来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在巴黎的这段美好岁月的。因为巴黎是他纯真爱情的开始,是他文学生涯的起点,是他和许多著名作家友谊的发端;巴黎象征了他的青春年华,代表了他的成功风发。他怎能忘却巴黎!

  1921年,海明威与来自圣路易斯的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后,遵照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的建议,以《多伦多明星报》(Toronto Star)驻欧洲记者的身份,与妻子一起去巴黎:由报社支付旅费,文章刊出后还有稿酬;同时,由于哈德莉继承有一笔遗产,所以他们在巴黎的生活虽算不上富裕,却也不寒碜。

  海明威夫妇是在这年的12月22日到达巴黎的,先是住进勒穆瓦纳主教街(rue Cardinal Lemoine)74号的公寓;后因考虑这里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差,就另在笛卡尔街(rue Descartes)39号租了一个套房,才能在安心写作的同时,结交朋友和外出干他所喜爱的旅游、钓鱼、看赛马等事。

  对海明威来说,在巴黎期间最值得回忆的大概是与斯坦因夫人的交往。

  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是旅居巴黎的美国先锋派作家。德国有产阶级的家庭和善于经营的长兄利奥使她们两人有条件最早收藏了巴勃罗·毕加索、昂里·马蒂斯、乔治·布拉克等立体派和当时法国其他实验画家的作品;她最先入哈佛大学师从威廉·詹姆斯攻读心理学,随后从事语言哲学研究还有文学创作,这样的经历,又使她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鉴赏水平,而事实上他的文艺批评也总能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她随便讲的一句话既可使人成名天下,也可让人名声扫地。不过,她对文艺家的亲善态度,又使她的位于花园街(Ruede Fleurus)27号的沙龙成为他们的最佳聚会之所。

  海明威是在卢森堡公园认识斯坦因夫人的,他记不得她当时是不是像平时那样带着她心爱的狗散步。接受夫人邀请后,他就常去她的家了。抬眼即可欣赏她收藏的一幅幅名画,又能享用夫人终生女伴爱丽斯·托卡拉斯(AliceB.Toklas)提供的上好白兰地和糕点,自然是愉快的;最有意思的当然是斯坦因夫人在交谈中对许多作家的深刻的评论,使海明威记忆犹深。

  谈到斯坦因夫人的评论,文学史家和传记作者提得最多的是一次谈到海明威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步入成年、在20年代获得文学声誉、但又“蔑视一切,喝酒喝到醉死方休”的年轻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youarealla lostgeneration)。”现在,她这句名言已经被公认成为是对海明威、斯科特·菲兹杰拉德、舍伍德·安德森、多斯·帕索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哈特·克莱恩等这一代作家的特指。另外,即使好像是斯坦因夫人不经意而说的话:“你为什么要读这本无聊的书呢?”“你为什么要读死人的书呢?你难道看不出他已经毫无生气了吗?”“你应该只看真正的好作品,要不就只看绝对的坏作品。”(孙强译)总是让海明威震惊,它直接影响到海明威的阅读。海明威常去奥德翁路12号(12 ruedel"O déon)西尔维娅·比奇(Sylvia Beach)的“莎士比亚之友”(Shakespeare And Company)书店租借图书时,总是要挑选列夫·托尔斯泰、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安东·契诃夫等大作家的作品,并切切实实从中获得教益,如他体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有许多可信而不能信的东西,但其中有些情节真实到你读了不得不信的地步;他写出了人的脆弱和疯狂、圣洁和邪恶、赌博和愚蠢,正如屠格涅夫描写了风景和道路、托尔斯泰再现了军队的调动、战斗的地形、军官的形象和厮杀的场面一样。”斯坦因夫人又教导他:“你不应该写任何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写那些东西毫无意义,是愚蠢的,也是完全不应该的。”这话也影响海明威对自己作为作家创作的严格要求,最后形成他有关作品内容的“冰山理论”和创作态度的“站着写”。

 追溯海明威在巴黎的生活,有一件事不可不提。

  那是1925年7月里的几天,海明威约几位朋友去西班牙纳瓦尔省的省会潘普洛纳(Pamplona)去观看具有悠久传统的“圣费尔明节”(FiestadeSanFermin)的节日活动,特别是最重要的斗牛节目。在一周时间里发生的事,为海明威提供了一篇小说的题材,来表现他、他的几个朋友和一位年轻斗牛士之间的关系;最后就在巴黎这个海明威认为“世界上最适合作家创作的城市”,成就了他的一部成名作。

  档案里留下一幅海明威和友人当时去参加“圣费尔明节”时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五个人,自左至右分别为海明威、哈罗德·洛布、达芙·特怀斯登夫人、哈德莉、唐·斯图尔特(Don Stewart)和帕特·格思里。

  英国的达芙·特怀斯登夫人(Lady Duff Twysden,1892-1938)原名多萝西·斯默思韦特(Dorothy Smurthwaite),父亲是约克郡的一位富裕的店主,也有说是一修道院的副院长。母亲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叫斯特林的家族,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达芙在巴黎受的教育,但随后的婚姻都是以失败告终。第一个丈夫年纪比较大,于是当她在为英国秘密机关工作并受到一些年轻军官的诱惑时,很快便就范了。于是,1916年底,丈夫就以她通奸为由和她离婚。1917年1月结婚的罗杰·托马斯·特怀斯登是一位准男爵,还是皇家海军指挥官,两人生有一子。但她的公婆非常看不起她,认为她是一个酒徒,一个把他们的儿子引入歧途的坏女人;达芙则认为她丈夫是个酒徒。因此夫妻关系一直不和谐,两人常常分居。在此期间,达芙就逃往她外祖母在苏格兰的宅邸,最后落入她表弟帕特·格思里(Pat Guthrie)的怀抱。后来她和帕特又一起逃到巴黎,把幼小的男孩丢给祖母和外祖母照看。不久后,特怀斯登和她离婚。

  达芙·特怀斯登夫人是1927年在巴黎开始认识海明威和他的朋友的。

  达芙身材苗条,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卷发剪得短短的,穿一件男式的花呢外套,后脑勺上戴一顶男式皮帽,漂亮又潇洒,且有气派。但她本性淫荡,喜欢在男性中间周旋,使海明威和倾心于她的哈罗德·洛布、帕特·格思里等争风吃醋、吵架斗殴。

  美国人哈罗德·洛布(Harold Loeb,1891-1974)出身于华尔街一个银行家的家庭,是著名艺术品女收藏家佩吉·古根海姆的表兄。1921至1924年与朋友一起出版一份国际性的艺术刊物《布罗姆》(Broom)。他是在一起练习拳击时和海明威成为朋友的。他原来和驻巴黎的几家美国舞蹈和时装记者,以基蒂·坎内尔(Kitty Cannell))而闻名的凯塞琳·坎内尔(Kathleen Eaton Cannell,1891-1974)有过一段时间的恋情,后来又迷上了达芙·特怀斯登。

  在对基蒂·坎内尔感到厌倦之后,洛布一天下午进一家咖啡馆,走到达芙跟前,请她第二天和他一起到一家偏僻的酒吧去喝一杯。这次约会让洛布如愿与达芙上床。对达芙这个久涉情场的女人来说,与洛布上床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美好的梦;但对洛布来说,则意味着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开始。他确信自己赢得了爱情,他要回味一下作为爱情征服者的滋味,让海明威和格思里尝尝他在达芙的感情世界中顶替了他们位置的滋味。

  不过海明威是懂得如何惩罚他的情敌的。于是,他故意策划在去西班牙访问期间,让哈罗德·洛布和帕特·格思里与达芙·特怀斯登夫人这一个三角关系暴露,陷入斗殴。

  对于这次去潘普洛纳的活动,哈罗德·洛布和另外两个人——比尔·史密斯和唐·斯图尔特是主动要求加入的。既然洛布决定去了,海明威得让帕特·格思里和达芙也来,不然,戏就演不成了。于是,他热烈邀请这一对参加他们的旅行游乐,并欺骗性地向洛布保证说:“去潘普洛纳将会是好玩极了。”他相信,这样一来,两个情敌肯定都会抓住达芙不放。果然,海明威的传记作者肯尼思·S·林恩写道:

  “一天晚上,在旅馆酒吧里喝酒时,达芙趁着帕特离开的空档对洛布直言相告,她不再渴望他了。‘帕特已经破除了你的魔力’,她说:‘他干得很努力。’……洛布……一次又一次地希望能够把她赢回来,结果却发现达芙除了和帕特共居一室之外,还大叫大嚷地追求海明威。……

  “……星期五的晚上达芙独自一人和洛布出去一个小时左右。第二天午饭时,她那宝石浮雕一般的脸上出现了一只乌青眼,额头上有了一块极丑的伤疤。……(是)帕特用拳头惩罚了达芙……

  “那天晚上,海明威的报复计划达到了高潮……”(任晓晋等译)

  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在论文《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中指出:“每个小说家差不多都从直接描写自己美好的心灵、自己的幻想或爱情故事开始的。”的确,海明威最早的两部小说都写了他的爱情故事: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里写的是他与达芙·特怀斯登夫人的爱情,随后的《永别了,武器》里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意大利的医院与女护士阿格尼斯·冯·库罗夫斯基(Agnesvon Kurowsky,1892-1985)的爱情。

  海明威先是在1925年7月21至23日三天里写成一个短篇;23至27日开始将它改为长篇;两个月后,到9月21日完成了第一稿;1925-1926年冬,海明威第一稿改定后,请巴黎的一位打字员打字,于1926年的4月将书稿寄给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 publishing house)。出版社接受菲兹杰拉德的建议,在10月22日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太阳照样升起》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美国青年流落欧洲的生活。

  杰克·巴恩斯在战争中因脊椎受伤,失去性爱的能力。战后在巴黎任记者时,他与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布雷特·阿施利夫人相爱。战争给他们造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使他们对生活感到厌倦和迷惘,只好以精神刺激来度日。两人联络几位朋友一起去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去参加传统的狂欢节,观看斗牛。在此期间,夫人迷上了斗牛士佩德罗·罗梅罗,对罗伯特·科恩的一意追求不屑一顾。然而33岁的阿施利夫人和19岁的罗梅罗毕竟年岁相距太大,而她又不忍心毁掉这个纯洁的年轻人的前程,于是离开了他,回到巴恩斯的身边。小说结尾描写两人虽然“紧紧偎依着”,希望真正“能在一起”,但心里都清楚,他们彼此永远也不可能真正结合在一起,只能自我安慰:“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

  小说出版后,读者都认为,这是“一本坦率的、根据真人真事所写的小说”,他们清楚地认出,小说里的“我”杰克·巴恩斯即是作家本人的化身,达芙·怀特斯登夫人就是布雷特·阿施利夫人,罗伯特·科恩是哈罗德·洛布,迈克·坎贝尔是帕特·格思里。还有小说中的弗兰西斯·克莱因就是凯塞琳·坎内尔,比尔·戈顿是以作家的朋友唐·斯图尔特和他童年钓鱼的伙伴威廉(比尔)·史密斯(William‘ Bill’Smith)两人为原型的。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斗牛士佩德罗·罗梅罗,也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奥多涅斯为原型而写的。卡耶塔诺·奥多涅斯(Cayetano Ordóez,1904-1961)外号“帕尔马小子”(Ninodela Palma),是20年代著名的西班牙斗牛士;他的儿子安东尼奥·奥多涅斯(1932–1998)也是一位著名斗牛士,和海明威是朋友,海明威在《危险的夏天》里曾写到他。

  《太阳照样升起》被认为是表现“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因此也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作品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英国学者伊恩·乌斯比在论述《五十部美国小说》中这样说:“在它刚刚问世之日,这部小说曾轰动一时。正如马尔科姆·考利在《流亡者归来》(1961)一书中所证实的那样,它掀起了一股‘热’。‘小伙子都试图像书中男主人公一样喝得酩酊大醉而泰然处之;正经人家的姑娘也像女主人公那样以同样心碎的方式结交一个又一个情人。他们说起话来都和海明威笔下的人物一样’。对研究‘迷惘的一代’的学生来说,它仍是一部重要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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