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我的诗生活(2)

　　诗歌与观点
　　
　　问：当下“主旋律诗歌”在艺术上遭受质疑，且绝大部分已经弱化、远离了艺术，那么以您个人的想象与意志“介入”诗歌现场，您觉得这种方式痛苦吗？
　　
　　答：我对“主旋律”写作是我写作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是我职业的需要所进行的写作，我从来不这样看。我对“主旋律”的概念从来都不赞同，但是我改变不了这个既定的符号。所谓以题材划分“旋律”这是一个误区。我的《三十年河东》写的是新中国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30年，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演变甚至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脉络。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时代，也是在我生命中留下重要痕迹的“生活”。选择写作这样的30年，是我以为值得我写，值得我留下我的文学记忆。实际上这样的“生活”进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倘若写作者找到了写作的兴奋，找到了写作的路径，为什么要抵制或者拒绝呢？问题是很多人找不到兴奋，找不到路径，即是说找不到写作的方式。这不是可不可以写的问题，这是自己能否把握这样的题材，能否驾驭这样的宏大的技术问题。这样的写作确实有难度，但是这样的写作也很淋漓，可以把自己对这个民族的大思考植入自己的写作，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痛苦。
　　
　　问：您曾经说过，优秀的诗人一定要和社会有“瓜葛”，这种所谓的“瓜葛”是指什么？一首诗中，身体的“瓜葛”与精神的“瓜葛”哪种更重要？
　　
　　答：我的所指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瓜葛”。当然没有身体上的瓜葛就谈不上精神上的“瓜葛”，当代诗人最应该深切体会。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真正优秀的诗人不是玩文字游戏的高手，而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真正注入自己诗歌的人。古人说的“文以载道”“诗言志”就是这个道理。
　　
　　问：您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您的文学书写是“代表国家形象的方面进入”的，有没有人觉得这种“姿态”太高了？在您的诗歌写作中，是不是有一种“干预的力量”，比如政治？这种干预对诗歌有损伤吗？若干年后，您觉得您的诗还能“代表”“国家”吗？
　　
　　答：我大概是在谈《三十年河东》的时候说的吧？就这个作品而言，我的意思是，在写作时，由于这样的题材，我必须站在这样一个高度上进入。如果自己没有这样一个高度，你就无法把握这样的题材。这不是说我有什么高度，是这个题材必须要具备的进入高度。关于干预，应该说，现在政治干预文学写作的力量已经很微弱了，因为文学的写作能够受到政治的干预的现象并不多见了，这只能出现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尽管中国社会依然还有诸多亟需改进的地方，但事实上，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并不封闭。
　　
　　问：您对诗歌的长短有什么看法？3500行的长诗《三十年河东》，您花了多长时间写成？写长诗的诗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答：诗的长短对于诗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长短取决于你写作时所要选择的容量。《三十年河东》写作整整耗费了我半年的时间。时间一是用在资料的消化和取舍，二是解决这部长诗的构架。一部长诗很重要的是构架，构架没有解决这部长诗就等于不成立。我以为写长诗是一个很辛苦劳动，它需要诗人具备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比较广博的知识结构。《三十年河东》我所期望达到的是，在作品里调动我所有的积累，体现出它的诗性、史性和知性。
　　
　　问：爱伦·坡有“长诗是不存在的”的说法，陈东东也曾表达出了对长诗的不相信，作为长诗的亲历者和实践者，您怎么认为？
　　
　　答：存在即是合理。无论古今，无论东西方，有诗歌以来就存在这样的诗歌样式，这就是很好回答。
　　
　　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首长诗中，如果说“河东”对应的是一种过往，即“叙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风云激荡”，那么诗歌内在潜伏的“河西”对应的是什么呢？是“现实进程”吗？
　　
　　答：《三十年河东》为什么几次要我改名，我都没有同意。因为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写这这三十年的辉煌、艰辛、甚至苦痛和迷惘，我的确需要有我的民族一个心理暗示，这个暗示就是希望我们的民族、国家都应该在体会辉煌之后，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毁誉只是一瞬间，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只有有了这样的警惕，我们才能够继续“河东”，才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保持这样的姿势，一泻千里。一个题外话，去年的“鲁奖”评奖结束后，有人告诉我这个名字也是这次被拿下的很重要的理由，我听了以后，很开心一笑，笑得很得意，而且就因为这个成为了理由。
　　
　　问：您在《三十年河东》中把小岗村18个农民的名字，一个不拉地罗列在诗歌中，这应该是一种创作的刻意，您自己也是这样认为。有时候，技巧是苍白的，尤其在宏大的叙述场景下。由此看来，您也是一个反对诗歌技艺的人？
　　
　　答：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鄙视它的技术，技术是成就任何一门艺术所必须的手段。《三十年河东》中罗列18个农民名字的刻意，是另一种技巧的必然。写到那里，从责任、从道义，从艺术最真实的感染力出发，你没有理由把他们的名字拿下。这正是我在这里寻找到的最适合、最有冲击力的表达技巧。
　　
　　问：如果诗歌丧失了技艺，如何才能抵达诗歌艺术的深度呢？您的经验是……
　　
　　答：其实上面一个问题我已经做了回答。
　　
　　问：您说过，“诗歌必须要在技术层面上向西方发展”，那么巴列霍、史蒂文斯和惠特曼，这三种感觉的诗人，您更喜欢谁呢，他们在诗歌技术上有什么区别呢？
　　哪些技术可供我们去学习或参考呢？
　　
　　答：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写专门的文章，但就我本人而言，我更喜欢惠特曼的肆意和汪洋。
　　
　　问：2008年那场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三天，您就书写了长诗《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那么玉树地震后，您写诗了吗？真正的诗人应该有所担当，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当人们面临不可预知的灾难时，您觉的诗人应该怎么做？
　　
　　答：诗人其实和所有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如果你身临其境你都会有行动，你的行动是你最真实的参与。我在地震的第二天晚上，一个人回到已经人去楼空的我的住所，在电视机前，在不绝于耳的救护车尖锐的呼叫中，在15层楼高不断摇晃的房间里，写那首诗就是记录自己的感受。当时什么也没有想，也来不及想，这是一种本能反应。洪晃女士后来专访我的时候我也说了，这跟担当无关，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在那种时候的写作就是一种本能。
　　
　　问：我所知道的诗人，尤其是功成名就的大龄诗人，很少有人上网，更别说写博客了，我看您对博客这块“三分地”打理的很勤快，不仅更新快，而且几乎对每个人的留言都认真地回，这种平民化的姿态非常难得。那么您如何看待网络的兴起？网络对诗歌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喜欢我博客的“三分地”，那是与文学与诗歌沟通的一个最便捷的地方，所以我尊重每一个光临我“三分地”的朋友。除此之外，我还是一个编辑，我可以在博客里发现一些新人，会把他们从网络上介给《星星》的读者。网络不仅仅是对诗歌的影响，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带来重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所有的影响无论正面负面，都是值得的，因为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问：您从专业官刊人的角度，谈谈民刊？然后跳出“官刊人”的身份，以个人名义再谈谈？对民刊的审视与重视，《星量》诗刊是怎么做的？或还需要怎么做？
　　
　　答：只要做刊物都有他的艰辛。我经常接到大量的民刊，有时间也翻翻，有的民刊只要收到还会认真的阅读。这说明这些民刊已经吸引了我。办刊物其实没有必要划分朝野，只要办得好办得有特色就有读者，就会得到尊重。《星星》新年的动作比较大，首先从内容上进一步强调了作品的质量，唯质量是从。从形式上我们采用了最好的纸张、最好的印刷，一拿到就有点爱不释手了。今年第一期出来后，我和编辑部的同仁们纷纷接到读者的电话，大家强烈认可，都有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这些电话在这个最寒冷的冬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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