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平:你曾经撰文应和“沈从文的翠翠”、应和“凯尔泰斯-伊姆莱”、应和“普鲁斯特的文字”、应和“道林-格雷的画像”,这就是你全部的精神镜像?
唐朝晖: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当代文学,从15岁开始,我就大量阅读了这些作品,早期读得最多的是外国文学,最近十年才开始把学习重点放在中国古典文化上。
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我特别喜欢沈从文先生的作品,简单、大气,土得掉渣的语言里饱含民族和中国人的精神品质。西方作家除了你上面提到的那三位,我还特别喜欢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圣琼—佩斯、兰波、胡安鲁尔福等人的作品,只要有翻译的中文版,我就会找来读。说到精神镜像,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地理、植物都是我系统学习和喜欢的东西。
王西平:我记得有一位名叫庄涤坤的作者谈到,“当下在中国,提到‘农民’这两个字要处处小心,最好是避讳着。”是的,现在有一种新现象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那就是伪农民,或假面农民。有一些人卖穷,卖可怜,卖卑贱,然后搏得公众同情,从而达到个人敛财或沽名的目的。文学圈里也有这样的人。但更多的是纯朴写作者,比如白连春,还有宁夏的张联等。那么你是如何看待农民写作这一现象的?
唐朝晖:大家都应该自然点,农民、工人和专业作家一样,只要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只要是用同一工具——文字在表达,那就是作家。作家有真有伪。农民写作,是好事情。当然,那些作秀、卖弄、博得同情的作者和作品我们应该自觉抵制。关于农民写作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身边很多朋友户口在农村,她就是农民,但她的写作好像与其他作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是农民写作?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只看作品和动机。
王西平:我注意到,在你的职业描述里,多了“图书策划出版人”这样一种称谓。我没有过多地留意图书与策划捆在一起对你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注意到一点,张承志对你有一种特别的意义:《梦语者》你邀请他写序,张的作品《敬重与惜别》是你策划出版的吧,而且你还多次表示,“张承志先生的风骨一直是我所追随的”,“他的序言于我是一种鞭策。”那么,张承志对你来说到底有什么深远的意义?被你称之为“风骨”的是什么东西?在当下重提文人风骨有什么重要启示呢?
唐朝晖:无论是作家还是编辑,还是各行的生意人,都是要有些那方面的天赋才可以把事情做好的。我策划出版的图书比较多,自己也确实喜欢做出版,尤其是做一些好书,从选题策划,到设计,到市场,对于很大一部分书是心中有数的。我策划的书大部分用的是笔名,很小的一部分书才用真名。张承志的书我策划出版了四本,他是我一直在追随的一位作家,除了对他行动的文字追随外,主要一点是他为人处世的风骨、傲骨。他肯定不会大量出现在各种颁奖、讲座、会议之上,其实这些活动大量的是与文学无关的事情,是在浪费金钱和时间。中国当下文人重要的就是一个“风骨”缺失的问题,不解决这一点,要把文学作品写好是不肯能的,一个腰杆子不硬的人,一个四面玲珑的人,一个到处讨些小名小利的人,一个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也没有办法对一些问题深入。
王西平:你曾主编策划出版过《先锋大作文:我就是一只八十年代的蛋》、《从现在开始90后读90后文学》等, 我知道汉语里有“捧杀”这个词,为什么对比你小两代的青年人如此关注?抑或仅仅是图书“策划”的需要?作为诗人本身,能否重点谈谈对当下中国80后诗人的认识?
唐朝晖:我与我的小团队策划成功的书中,有大批是针对80后和90后作者,其中大型书系《盛开》就是一个突出的品牌典型,我从1998年开始策划出版《我们生于八十年代》至今,已出版百余本,80后、90后作者的书,从单本到合集,共计有五六个系列,百余本。现在每个月都在继续出版,《盛开》书系中有三个系列是完全针对年轻作者的书。
从很多层面的意义上来说,如果要给作家以年代来区别,那我对80后和90后作者是寄予厚望的,他们敢写,敢表达自己,无论认为是幼稚还是实验的作品,他们都自由写作。五年前,我在《青年文学》杂志上做个一期《80后诗人作品专号》,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批很不错的诗人了,但与同类型的小说和散文相较而言,80后诗歌整体水平还是滞后的,诗歌探索和深入的作品不多,不像小说和散文,从表达到内容都是比较丰富的。
王西平:跟你再交流一下期刊经验。但凡诗人,几乎都有办刊的经历,说说《新世纪诗潮》吧。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呢?有什么缘起,或有什么特别意味的东西可以讲讲。
唐朝晖:没有《新世纪诗潮》就没有我诗歌道路的痕迹,就没有我的诗歌。因为青年时期,是需要朋友们携手奋勇往前冲的,尤其是八十年代,那是一个诗意浓郁的时代,我在湖南省湘乡市工作了十年,从1986年到1996年,在那里有我的诗人兄弟朋友们,其中《新世纪诗潮》的四位轮流主编是:楚子、湘水、胡勇和我,后来,因为精力问题,再加上我年龄最小,后来《新世纪诗潮》的主要工作基本上由我承担了。我们当时与全国的优秀诗人都有联系,发表了他们大量的诗歌作品,得到了诗人们的广泛支持。
王西平:我们知道《南方》是公认的20世纪阿根廷最重要的文化期刊,博尔赫斯十年参与其中。一开始,《南方》就走奢侈路线,每本贵至2比索。1935年后就放弃了豪华版式。刊物对诗歌和小说也不感兴趣,而且最早几期还刊登一些阿根廷风光的照片。为此,也招来了一些非议,有人批评《南方》未参与解决阿根廷社会问题……由此我想:文学期刊该不该介入当下社会问题?或如何介入?依照《南方》的经验,那么期刊该如何维持和守护文学的纯真标准呢?
唐朝晖:文学期刊的所谓坚守不是作者、读者、编辑、主编、主管部门所能够做到了,但这些相关的人和部门又都有责任来做,好作品、好编辑、好主编、好主管部门和好读者都重要。在中国的今天,不具备这些要素,所以好的文学期刊少之又少。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而放弃,我们每个人不应该只说不好,只是一次次地批评,而自己不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就在为一本纯粹的文学杂志而努力,虽然不知道可以坚持多久,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我们坚持过。文学期刊当然应该介入社会问题,如中国当下“不洁”的问题,这种介入必须以文学的方式来介入,所有文字形成的作品必须是纯粹的文学的,至于什么是纯粹的文学,我们可以用作品来做出榜样,如屈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圣琼—佩斯的《远征》等等都是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用文学作品来介入生活,深入人的精神领域。
王西平:目前《青年文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开本、装帧设计都有了变化,前后加彩,配世界名画或当下艺术作品,亦如最初的《南方》那样,在形式上追求“豪华感”。事实上真要论“豪华”,我觉得还赶不上时下的时尚杂志,甚至也无法与《天南》等貌似贵族或海派文化消费刊物相比。我想问的是,《青年文学》这种形式感上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有意创造和迎合它的市场?或者这种变化是否表明了某种与“未来”有关的“方向”性的问题呢?
唐朝晖:我们在一点点努力把杂志做得更加的纯粹,三年来,我们已经完全放弃《小说月报》形成的所谓的文学标准,《小说月报》是文学杂志中的《故事会》类杂志,除了偶有好作家的好作品外,大量刊发的是一些所谓的好读的好看的有好故事的小说,也可以称之为电视剧小说月报故事。
纯粹的文学杂志现在道路很艰难,尤其是我们《青年文学》杂志,无人支持无人帮,只有自己靠自己。我最初设计《青年文学》的时候,与豪华无关,有限的资金也根本做不出所谓的豪华,形式上,我只想改变一下文学杂志沉闷的现状,因为我们是青年文学,是青年人的文学,内容是完全的继承屈原、鲁迅思想的,但外在形式可以当下点,稍微好看点,给青年读者提供一些世界一流的现当代艺术大师的美术作品。美术与文学是一家,于青年修养至关重要,我不希望青年读者到处看到的都是日本韩国画。
青年文学,试图把大批年轻的文学作者推荐给社会和读者。他们的面孔虽然陌生,但作品的文学品质是可以期待的。其中不乏很好的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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