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田：我参加的是第九届青春诗会，举办地是在江苏徐州。首届青春诗会是在北京举行的，记得是一个月的时间，参加者有舒婷、顾城、杨牧、徐敬亚、王小妮、叶延滨等，到会指导的诗人有艾青、张志民等。应该说青春诗会前几届都是不错的，后来从时间就大打折扣，准确地说就是一届不如一届。第九届青春诗是16天时间，到会指导的诗人有《诗刊》副主编杨金亭，诗人、《诗刊》编辑寇宗鄂、黄伯蔷和江苏的煤炭诗人孙发田。我只在徐州呆了5、6天时间，因中央电视台和绵阳市政府联合在绵阳召开“中央电视台第二届特邀作家题材规划会”，市委宣传部领导只同意我在徐州举办第九届青春诗会上呆一周时间，多一天就不行。因我是中央电视台第二届特邀作家题材规划会筹备人员之一，来绵阳参加规划会的李准、苏叔阳、叶楠、张弦、航鹰、王朝柱、毕必成、梁晓声、彭名燕、陈建功、张炜、刘毅然、高满堂、王淅滨等五十多位作家由我负责联络。那时候通讯没有现在方便，只能守在办公室电话机旁用电话或到邮电局发电报联系他们。青春诗会最大的收益就能听见别说你诗歌的毛病，说你诗歌的缺点。1991年9月我参加第九届青春诗会，带到会上的10首诗，是第一个接受批评的，花了一天半时间由大家一词一句的找毛病。说真的，那次青春诗会没有高手参加，要谈有什么影响和帮助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有点收获就是认识了浙江的诗人李浔、甘肃的石油诗人第广龙、山东的诗人张令萍、陕西的诗人耿翔、江苏的诗人刘季、陆俏梅、刘欣和海舒，我们四川的杨然、孙建军都是我过去老朋友。对了，阿来是在去徐州的火车上认识的，因为阿来最早也是写诗歌出道的。我们参加青春诗会那些诗人分别后，四川的阿来、孙建军、杨然除外，陕西的耿翔后来见过几次面，浙江的李浔我2005年秋天在浙江采风时见过一面，其他（她）的诗人朋友都没有见过面，但时不时也怀念在徐州共同度过的日子。去年四川发生特大的5.12地震后，因内外许多诗人朋友在惦记着我的安危，在5月14日接通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旅居日本的诗人田原打来的。没过多久，参加我们那一届青春诗会的诗人刘季、第广龙不知从哪弄到我的电话号码，也给我打来问候电话，让我觉得特别地亲切。
杨荣宏：谈谈你和中外诗歌界的交往情况，海子、昌耀、洛夫、日本诗人、流沙河、周伦佑等。
雨田：没有见到海子之前，我在1985年就读到由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办《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上读到海子的短诗《亚洲钢》，后来又在《十月》、内蒙古《草原》杂志的“北中国诗卷”上读过海子写乡村的一些诗歌。说句心里话，除短诗《亚洲铜》外，他的抒情诗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1988年11月，我流泪写出长诗《麦地》后，感觉整个身体就像被掏空一样，我又一次爬上北去的火车，再次赴北京浪迹。一天上午，我《十月》编辑部会客室和朋友骆一禾交流时，骆一禾对我说，“海子知道你到北京了，他这几天心里难过，你们四川尚仲敏写文章在批评他”，说着骆一禾就进他的办公室拿出刚收到不久的《非非》理论版和作品版（指诗歌），翻开理论版给我看那段文字，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骆一禾的劝说下，我第二天上午就乘坐公共汽车到北京郊外的昌平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区去看望在那里当助教的海子，我们之前没有书信来往，但我们那次一见如故，好像有多年的交情，什么话都谈，诗歌、女人、戏剧和北京诗界争夺话语权的丑闻。当海子看了我随身带的长诗《麦地》时赞不绝口，于1988年11月29日特写信推荐深圳的徐敬亚，他当时正筹备编《中国现代诗十年选》。本来我和海子约好1989年夏天他放暑假，我陪他去登剑门关，然后在步行去九寨沟，结果等来却是海子自杀的消息，接着朋友骆一禾去世。1990年，为了纪念我和海子、骆一禾之间的文学友谊，我写过一篇长达一万字的文章《死去的中国诗人》发表在《名城诗报》上，竟惹来追星者千里之外跑到绵阳偷走海子当年送给我的签名照片，后来那个追星者复印几张把原照片又寄还给了我。1990年10月5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韩亚君寄给我的《青年诗选》约稿函空白处写下这样的文字：“雨田兄，请按要求将一禾、海子的诗作及其他整理好并寄给我，我将尽力而为。说心里话，你让我感动。当今之时，人在世都很难交往，何况已故去了的人呢？”这是因为此前我特别推荐诗人朋友海子、骆一禾、陈虹、何小竹等几位诗歌给韩亚君，希望《青年诗选》第六集能收入他们的作品。书出来没有海子的作品，朋友韩亚君来信说他按我的要求编选了我寄给他的海子诗歌，终审时被出版社头头拿了下来，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海子是自杀的。事隔20多年，几乎每年三月全国各地都有纪念海子的诗歌活动，说句发自内心的话，人们对海子诗歌的纪念行为我是很敬佩的，正这种纪念，使我们这些热爱诗歌的人再一次继续收获这位不幸者之死亡的诗歌留给我们的另一种新的启示。今天我们无论是谈论海子的诗，还是谈论海子这个人，我们都会在感到时代的沉重，也感到一种对生命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昌耀是我敬佩的国内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80年代最初读他的诗歌是在《西藏文学》。1987年夏天，我应邀到山东青岛参加由《诗刊》组织召开的全国青年诗歌创作笔会。随后，我从北京浪迹到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从呼和浩特到宁夏的银川，再从银川到青海的西宁。就是在这次，我不仅认识了有才华的青年诗人邹静之，穆涛、祝凤鸣、余力佳、南野、阿古拉泰、雁北、南冰、马学功、黄燎原等，更重要的是在西宁结识了最具有宗教色彩的诗人昌耀，他的独立诗人品质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在西宁的几次交流，我们谈得更多的话题不是怎样写好诗歌，而是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具有独立品格的有批判现实意义的诗人。也是那一次，昌耀把甘肃兰州的诗人李老乡介绍给我。之后，我和昌耀的交往就是通过书信了。十多年后，我们又在成都等地的诗歌活动期间见过几次面。1999年底，我是从北京的诗人朋友那儿得知昌耀患的是肺癌病.以后的日子，作为晚辈的我十分挂念着他的病情。就是在患病期间，我为昌耀写过一首叫《高原的太阳》的诗歌，但一致不敢寄给病中的他看。2000年3月24日早晨，我正要起床上楼顶去喂鸽子，家里客厅的电话响了，我急忙跑出去拿起电话，西宁的马学功的声音有些哽咽，当时我已经预感到什么，只是不想问马学功而已。沉默片刻，老朋友马学功非学平静地告诉我说，“昌耀走了，青海成立了治丧委员会”问我有什么话要说。这天早上我无法咽下任何东西，上午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邮局给青海拍去一份电报，现在我还记得我的悼文是这样写的：“昌耀的诗歌证明他是永远活着的诗人”。同样是这天上午，我将献给昌耀的《高原的太阳》一诗用传真的方式传给马学功，请他代转给诗人昌耀的治丧委员会。洛夫在20多年前就是我看重的台湾诗人。在没有认识洛夫之前，我连想都不敢想这辈子还能和他交往。1989年8月，我500多行的长诗《四季歌》在台湾诗人洛夫担任总编的《创世纪》总76期上发表后，也给我带来一些苦恼。因为多种原因，那时大陆与台湾还没有通邮，许多信件需要从国外或香港寄转。1990年初秋，我突然接到一封从前苏联莫斯科寄给我航空信函，信封的右下角写有“洛夫”二字。拿到信，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用右手把眼睛抹了两把手拆开信封，定神一看果然是台湾诗人洛夫写给我的信。这封不是很长的信表达了如下几层意思：一是说了他和台湾青年诗人杨平结束在莫斯科访问后将到大陆的厦门参加一个海峡两岸的学术会；二是说他在由四川阆中文联编辑的中国名城文学增刊《诗报》上读到我的长诗《麦地》尤为惊喜，言说我的《麦地》那种厚重感语言如他当年写的长诗《石室之死亡》，同时告诉我《创世纪》80.81合刊转载我的长诗《麦地》，并附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诗歌理论家简正珍的评论短文《麦地里的回声》，让我一阵狂喜（后来，我查到洛夫写作《石室之死亡》的时间是50年代，我悲丧好长一段时间）；三是他和杨平参加完在厦门举行的海峡两岸学术会后要到四川九寨沟旅游，信上说明希望下飞机就能见到我和欧阳江河。那次洛夫在四川是四川省作家协会等部门特别安排《星星》诗刊的叶涎滨、孙建军二人负责接待，我和欧阳江河、杨远宏、石光华、钟鸣、孙文波等像地下工作者分别在洛夫住的酒店、杜甫草堂、陈麻婆豆腐店、街头无名小酒馆见过几面。但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人在暗中“保护”着我们。洛夫走后，不大不小的麻烦又冲着我来了，这里不便多说。2005年春节刚过，我代表中华校园诗歌节组委会办公室去成都京川大酒店邀请台湾另一个诗人余光中出席诗歌节，在那里我见到洛夫夫妇，并请他为中华校园诗歌节题了“生命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心中有诗，刹那即是永恒！”2007年初冬，我冒着大雨从绵阳直达遂宁，陪洛夫夫妇参观了目前国内最大的宋瓷博物馆，游览了广德寺，还去篷溪搞了关于中国新诗创作若干问题的对话。我是90年代在日本的文学报刊上发表诗歌。日本当代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的诗歌三十六首我是在《世界文学》1999年3期上读到的，同年9月29日下午，我和谷川俊太郎在重庆北温泉有个简短的对话，在场的有台湾诗人杨平、旅日诗人田原和重庆诗人、诗评家邱正伦、蒋登科等。这些年，我的部份诗歌被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读者，据说谷川俊太郎非常看重我的诗歌，去年我们四川发生5.12特大地震时，谷川俊太郎还向旅居日本的田原探听我的生命是否安危。我和流沙河从相识到交往已有近30年的时间，他是我尊重的诗人。我年轻时，他对廖亦武、杨然和我的成长特别关心，我80年代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发表的作品都是他推荐的，可以说我们是忘年之交。这些年，诗文太不值钱了，但流沙河的字太值钱。前几年，我厚着脸皮求他为文朋诗友左代富、陈霁、马培松、谭冬林题字，也为江油作家协会题写“太白文学”的刊名和“记住这里是李白的起点站”，弄得他现在的爱人吴大姐哭笑不得。不管怎么说，流沙河老先生近些年作为文人的品行和骨气我是敬佩的，像这样敢说真话的人目前在中国越来越少了。周伦佑是我交往20多年的朋友，他作学问的态度非常严谨，由他创立的“非非主义”早就写进了中国的文学史。1989年后，我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可以说无话不谈，而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不少的东西，特别是他对当下现实的批判锋芒应该算是我的楷模。他做事想问题总比别人要周全得多，只要他出面编的书，出来的档次就是不一样，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国内诗歌界、知识分子圈里不少朋友都是这么认为的。当然，周伦佑也不是什么完人，毛病也是有的，可跟我的毛病相比，他的毛病就不算是什么毛病了。我经常向比我们年轻的文朋诗友推举周伦佑，作学问，写作的姿态，周伦佑应所应当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国只有一个周伦佑！
杨荣宏：你和八十年代的四川诗歌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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