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田：我知道你说的非非就是前非非。首先我觉得先要搞清楚前非非和后非非概念，应当说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前可称前非非。其前非非主要的成员有周伦佑、蓝马、杨黎、何小竹、吉木狼格等。1992年上半年，周伦佑从峨边县沙坪坝茶场劳教回到西昌写信给我，说准备编个东西，让我抽时间去趟西昌商量，当时我借在三台参加文学笔会之机就乘汽车先到眉山，然后从眉山达火车到了西昌。见到周伦佑后，他并没有说要继续编《非非》，只问近两、三年诗歌界情况和出现过什么人物没有，我只告诉他西安有个叫伊沙写了首《结结巴巴》诗歌挺有意思，我在美国的《一行》上读到过。后来，周伦佑叫我代他组织一批诗人的诗歌。回到绵阳，我分别给成都的朋友欧阳江河、翟永明，河北的陈超、北京的西川、唐晓渡等取得了联系，他们很快寄来诗稿，我又转寄给了周伦佑。1992年9月，我收到周伦佑、叶舟从兰州寄的印刷品，打开一看才知道《非非》在北京复刊。这期《非非》复刊号除了有我们《回忆中的雪地》（七首）诗歌外，还有芒克、杨炼、耿占春、邹静之、西川、欧阳江河、于坚、翟永明、陈超、王小妮、王家新等诗人的作品。没过多久，在和北京的唐晓渡通电话时，他半开玩笑的说，全国人民都成了“非非”。随后编选《非非》时，周伦佑都要与我商量也分配我做点具体的事，非常自然地就成了后非非的主要成员之一。
杨荣宏：怎么评价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诗歌？
雨田：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高峰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是出现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说来也是，朦胧诗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有不少的批评家觉得朦胧诗看不懂，读不懂。当时有过一场很大的争议，其中，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朋友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被称“三个崛起”这对我们这一代热爱文学写作的人来说，印象是深刻的。另外，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搞的诗歌大展可以说是第三代诗人一次历史性的集体亮相。从那以后，第三代诗人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正走向成熟的文学运动。当时整个诗歌界刚刚接受了朦胧诗，朦胧诗成为了一个比较主要的文学潮流。其实第三代诗人里有些比较新的文学观念还 不被人们接受。比如我们四川的“非非主义”诗派这样的带有革命意义的诗歌运动，这在当时的争议是很大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诗歌就比较沉寂了。我记得是1999年，诗歌界比较大的争论就是“盘峰诗会”，就是什么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争议，这场大争论大概持续了两三年时间，也没有争论出什么结果。在这场争议中，我始终保持沉默，除双方都是朋友外，我的写作观念是诗人最好拿作品出来说话，再加上诗歌创作本身就是崇尚自由的，我觉得争什么都没有用，只要你的写作是有良知的，任何一种都是可以被认同的，写作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由。所以，我从来就不赞同用什么什么一种说法来界定“怎样写作才是最好的写作。”我觉得新世纪之后，尤其在最近这几年，像“盘峰诗会”那样的争议就少了，可能是诗人们已经意识到写作才是重要的，在开始注重自己的创作跟这个社会的关系。说句老实话，新世纪以来诗歌界走秀的活动太多，这跟诗歌本身的发展毫无关系。这里，我要说的话题是，一个意义上的诗人需要一种正义上的勇敢。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做得不太够。我说的那种勇敢，对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并非滑稽，闹剧式的，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直视和不屈。写作不难，只要你在不停地写，只要你是个诗人你就能写。难的是作为一个诗人，有没有属于诗人自己的那种真正的勇敢，而这种勇敢是要付出代价的。
杨荣宏：一个诗人不能回避的话题，你的爱情，你的命运与创作之间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雨田：我80年代说过，真正的爱情是一种痛苦。其实关于爱情我80年代写的散文诗《写给我和我苦难的爱情》都表达了我的观念，那批散文诗在《当代》、《诗歌报》、《草原》、《春风》等文学刊物和香港、台湾的《当代诗坛》、《蔓驼罗》诗刊等发表后，在海内外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被一些选刊、选集都刊载部份。应该说那批散文诗都是我关于爱情的真实情感写照，此时，我还要强调，真正的爱情是得不到的。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对待爱情更是如此。90年代我曾发疯似的爱上了一个人，后来我知道她走近我另有目的。文坛小丑多的是，文学流氓用几篇发表的文章去骗色的大人有在，我曾经痴爱的人就成了别人猎物，在我不在时，她还领着另外的男人在我的书房偷了些书法、小件玉器等艺术品。我是个敢爱敢恨的人，像曾经背叛过的我那个人，我们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不再来往了。
你有爱情吗？其实许多人的爱情只是男女之间的欲望而已，难道你不是这样的吗？要谈我的命运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今天是谈不完的，我这里只想对你说，我也会说实话，说心里话。我自身的命运是与国家的苦难紧紧捆在一起的。我们在不断地追求着，我们的欢乐，我们的痛苦——中国人怎样挣扎、怎样活着的，作为诗人的我只是把真实的感受写了下来。庞德曾说：“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须。”如果你是一个中国诗人，你不认识你的处境，历史、国家、你不对生你养你的土地了如指掌，你能写出感人致深的作品吗？我本身就是悲剧性的诗人，写疼痛的诗歌，写现实社会的阴暗而实际上是在鞭策这个社会的进步，没有其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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