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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味文学代表作家邓友梅:老北京骂人都拐弯

2012-09-28 13:13 来源:北京晨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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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友梅,祖籍山东省平原县邓村,出生于天津,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有《烟壶》、《那五》等,是京味文学代表作家之一。

  老北京骂人都拐弯

  晨报:您当年是如何喜欢上了老北京文化的?

  邓友梅:我18岁进北京,那时这个城市还是原汁原味的,虽然经过很多动荡,但文化传统保持得比较好。当时最深的印象是老北京人非常讲文明,熟人在街上碰见了,一定要作揖寒暄,进商店买东西,门口都有店员招呼,特别客气,不像其他城市那么直来直去。老北京骂人都拐弯,比如说“赶快回家吧,你奶奶等着夸你呢”,刚开始不明白,这怎么是骂人呢?后来才明白,奶奶夸,不就是说你是“好孙子”吗?总之,老北京人含蓄、有文化、有幽默感。

  晨报:那时的老北京是什么样子的?

  邓友梅:首先,传统建筑基本保持了原样,特别是胡同,今天有的胡同也还在,但不是原样了,因为整个环境变了。过去站在胡同里往天空一瞧,是两排绿树,现在都是高楼大厦,成盆底儿了。其次,人与人接触方式和现在大不相同。第三,北京是个移民城市,本地人很少,旗人、外地来京官员、各地商人较多,所以老北京善于融合不同的文化,包括北京话,也是融合各地方言形成的,比如胡同,就出自蒙语。

  八旗子弟也有不凡的一面

  晨报:但也有很多人批评北京文化中懒散、自大的问题,您怎么看?

  邓友梅:这主要是说八旗子弟,因为他们不能务农、做工和经商,坐家里不动也有钱粮,故谋生能力差,清朝一灭亡,他们谋生无门,但传承下来的贵族生活方式又变不了。所以无论多穷,扣子该扣还得扣,袖子该卷还得卷。过去大家开他们玩笑,说好不容易卖了家什买个芝麻烧饼,一定要拿到茶馆里,和朋友边喝茶边吃,芝麻掉到桌子上,不好意思捡,就说我准备新买套房,用手指在桌子上画,这是正房,那是厢房……趁机把芝麻粘到手指上,再假装舔手指,将其吃下。看到芝麻掉到桌缝里,便假装恍然大悟,猛一拍桌子,将芝麻震出来……

  晨报:事实真的如此吗?

  邓友梅:这是拿人家寻开心。其实接触长了,就会发现,这些人谋生能力虽差,但文化功底深厚,比如一次开会,请多尔衮的后代做记录,他说不会用钢笔,只会用毛笔。大家说,毛笔也行。等开完会,一看记录,大伙儿都惊呆了,蝇头小楷太漂亮了,放现在那是一幅幅书法作品。可他们不知道这是本事,能换饭吃。北京重建昆曲团时,全北京找不到合格的笛师,一家建筑公司的旗人伙夫想试试,这个人很笨,不会做饭,专门负责烧火,领导说你连火都烧不好,还想当笛师?也没当真,就让他去试了,结果一下就被录取了,人家爸爸当年经常请昆曲艺人来家表演,这叫“拍曲子”,他从小跟着听,跟着练,他吹笛子就当是玩,却玩出了高水平。

  凯迪是一只鹦鹉,只有它,才可以大大方方地站在邓友梅的头上。

  “没办法,如果我戴了帽子,它就会用嘴这样、这样……”邓先生一边笑,一边模仿凯迪的动作,“……把帽子拽开。”

  谈话的时候,凯迪肆无忌惮地用它的尖嘴,不断触碰着先生的脸,挥手赶开,它很配合地飞起,但像飞去来器那样,在屋中盘旋一圈,很快又重新落到先生的头上。

  很多年不写小说了,连散文也写得少了。冬天太冷,只能呆在家里,夏天时,邓先生每天会去地坛公园转一圈,“年纪大了,完全走下来,还真有点累。”

  80岁,邓先生的身体仍很健康,只是饱受老花眼的困扰,如今,先生更多是在电脑上看东西,因为那上面的文字可以放大,而普通印刷品,已基本无法阅读。

  窗外的城市,正剧烈地变动着,放在20年前,谁会相信那是北京呢?

  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五》?还有多少人记得《烟壶》?那是一整代年轻人成长的地标,是他们永远的乡愁。但,城市改变了,记忆在幻灭。

  我是谁?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究竟是谁?还有什么,能安慰我们心灵的孤独?我们在现代化中沉浮着,突然发现,自我认同已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危机,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生命的根。

  然而,当我们所珍重的美好,已然退潮;当我们所守望的灿烂,渐行渐远;当我们所仰望的文化,寂然无声。我们又能说些什么?一切,真的会有答案吗?

  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昨日专访了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

  写那五是为了警世

  晨报:您是在和这些老旗人的接触中,对老北京文化有了深入了解的?

  邓友梅:是,解放后政府根据他们的能力,为他们都安排了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就负责这个。比如胡同头一家姓金,问他有什么特长,他说什么都没有,就是会吃,只要吃上一口,就知道用什么材料,火候如何,做得规范不规范,价格高不高,我就安排他去做食品品尝员,工资42元,老金很高兴。第二家姓李,问他有什么特长,他说我不行,我连吃都不会,但舞台上弦一弹,演员一张嘴,闭着眼就能分出是哪派,唱得地道不地道,我就安排他去曲艺改革委员会。结果他们干得都挺好的,人家真能说得头头是道。

  晨报:所以您把他们的话都记下来,融入了创作?

  邓友梅:是记了很多东西,但当时并没想写,直到“文革”结束了,才开始创作《那五》,那五多少有点文化,可清朝一灭亡,特权失去了,立刻生计维艰,而造反派的子弟们连文化都没有,一旦失了特权,他们该怎么办?当时也是为了警世,不自觉地就把过去的那些积累勾了出来。

  晨报:看您的《那五》、《烟壶》,以为您翻阅了很多档案资料。

  邓友梅:资料查得不多,因为太生硬,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是拼上去的,况且那些记录多是文言,非常简约,只有三两个字而已。

  京味文学也许会消亡

  晨报:在上世纪80年代,京味文学一度非常繁荣,为什么盛况很快就过去了呢?

  邓友梅:那是因为一大批老作家在“文革”中无法从事创作,他们有积累,有创作冲动,一旦条件宽松了,自然喷发了出来。但在这些老作家之后,没有继承者。我们这一代对老北京的氛围比较熟悉,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辈人了,比我们小10岁的,解放时年龄太小,记忆比较模糊,而更年轻的人,他们生活的环境完全被改变了,人群也完全不一样,他们写的是新北京人的生活,不再是传统的京味。当然,北京在发展,成了全国的北京,并逐渐走向世界级城市,这也会造成其个性丧失。

  晨报:虽然京味文学是个描述性的概念,不够准确,但它所代表的审美样式,会不会走向消亡?

  邓友梅:有这种可能,一个文学样式随时代发展而消失,是很正常的现象,就像鲁迅先生的杂文,后人再怎么写,恐怕也无法写出他那样的精神气质来了。

  寻找一个城市的精神家园

  晨报:在您看来,老北京文化的魅力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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