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隐形伴侣》、《赤彤丹朱》、《作女》、《残忍》等小说，始终指向人的灵魂深处。她思考知青文学怎样拓宽与深化？她认为反思历史是为了不再重复错误。写出过《情爱画廊》等都市女性小说，她如何看待当代作品中的性话题？记者对话著名作家张抗抗，感受河流般流淌的岁月成长。
历史上有不少作女
记者：看你以前的小说，看你的个人经历，知道你小时候应该是一个好学生。再看到你的真人，一个很有女人味的女人，我就想，《作女》里“卓尔”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你写出来的？你内心也会叛逆吗？
张抗抗：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会有叛逆的冲动，我在小学中学都是好学生，太乖了，所以到了青春期，曾经狠狠地叛逆过一次，后遗症至今仍在。还因为我周围的女朋友里，从杭州到哈尔滨到北京，尤其是北京，能折腾、不安分的女人特别多，那些真人的故事都很精彩。我渐渐发现，在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在现代知识女性得到了起码的自由以后，女性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女性除了追求权利的平等，更渴望创造、追求生命的质量。这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
记者：但是我有一个感觉，你说作女是“作”吧，可是我身边有好多男孩，他们跟她做事的方式都一样，比如心很野，对哥们有义气什么的。我觉得如果在男孩身上，完全不叫“作”，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女孩就叫“作”。
张抗抗：对啊，男人无论怎样折腾，都没人说他“作”啊，那叫叱诧风云、特有魄力，特有吸引力、特酷。而发生在女人身上，就觉得这女人有问题，脑子不正常，怎么怎么了。但是女性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才开始自我提升，我们的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女性的状态在发生变化，我们不要恩赐，我们要自己去创造生活。生活中的女性人物，就这样渐渐启发了我，然后变成小说中的人物。女性的“作”是女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中国文学史上，比如祝英台、花木兰、都是非常成功的“作女”形象。中国自身的历史资源，都能提供不少作女啊。
记者：我采访顾长卫的时候，他说《立春》和《孔雀》里面的两个主要人物，都是那种女性。
张抗抗：内心在躁动、现实很无奈。
记者：他说和现实抗争其实是社会进步的力量。
张抗抗：对啊，自己不抗争，谁来救你呢？
记者：生活里，如果你的朋友向你要一个建议的话，你觉得是安分守己更有好结果，还是“作”一点能闯出一条路子？
张抗抗：最好先权衡一下，自己有没有“作”的实力吧。生活中有些作女，作得很盲目，力气也不够，结局就有点惨。模仿没有必要，要自己内心真有这个冲动。乖乖女生活安逸，作女前途未卜，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记者：您本人在生活中，是否也是一个“作女”呢？
张抗抗：我还够不上“作女”的档次呢，作女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仅仅为了改变生存条件而折腾，不是我要表现的那种“作女”。我呢，我那么多年一直老老实实写作，上哪儿去“作”啊？但我得坦率承认自己肯定有某种潜在的基因，要不然也不可能引起我的共鸣。我开始写作以后就不“作”了，因为没时间“作”，就开始在作品里面“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有变化，骨子里的东西不会变，但是可以变脸变身。“作”就是放弃，再开始。
要有勇气审视知青自身
记者：你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谈到对知青文学的看法，说知青文学一方面是倾诉苦难，另一方面是沉浸于青春激情。但很少反思知青自身的弱点和过错。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怎样表现的？
张抗抗：我在新时期之初的写作，并不是从知青题材开始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写的是人们对新时代的期待，被压抑已久的情感渴望，与女主人公内心的禁锢发生冲突。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白罂粟》，算是我的第一篇知青小说，已经涉及到“文革”中知青唯阶级论、不惜残害他人生命的暴力倾向，这个小说在当时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我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短篇《牡丹园》、《火的精灵》，都曾表现过知青对自己在“文革”表现的某种懊丧悔恨的心情。再以后是《夏》、《北极光》，都是写新时期之初，年轻人对新时代热烈的向往与追求。等我进入知青文学，知青文学的高潮已经到了第一阶段的尾声。
记者：所以前几年你曾多次提出，这样的青春不能无悔。
张抗抗：对，这个口号我觉得不负责任，或者说有其虚假性。1986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这部作品是我反思知青历史的尝试。从《隐形伴侣》中可以看到，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人与自己”的关系。借助知青生活，我对人的“潜意识”进行了探讨，其中隐含的对自己的批评检审，是潜在的另一主题。
90年代前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永不忏悔》，曾被一些粗心的批评家误读。那部作品试图解答困扰知青已久的一个心结：即使我忏悔，但谁有资格做我的忏悔神父？即使我曾有错，但神父才是真正有罪的(神父是真理的化身、是神的意志的代言者，更是教会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不忏悔”只是出于对强权不满和抗议。
那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已经与那些颂扬知青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主流知青文学有所不同。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篇小说《沙暴》以及199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残忍》，可以算作一个新的阶段。进入到知青曾经以革命的名义对生命尊严的无情践踏、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的种种叙述语境。200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请带我走》，更鲜明更自觉地表现了那一代知青忏悔意识的苏醒。我为知青这一代人中那些真正应该忏悔而至今没有勇气付诸行动的人，“越俎代庖”做了这件事情。
现实也许并非如小说写的那样，但我希望它应该是那样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社会承担，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试图跳出知青文学的套路，站在人性的高度上来反思自身，超越知青文学的局限。 在鲁迅的“注视”下开始写作
记者：我很想找到一点线索，虽然我不敢肯定这个线索就能成立。我知道你在北大荒农场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桌子上放了一幅鲁迅像。你崇拜这样一位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学人物，是不是因为他拥有你所向往的精神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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