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不敢这么说，当时在北大荒农场的连队宿舍，一长排东北大炕，没有桌子，炕上就是一个铺盖一个铺盖挨着过去，知青从家里带来箱子，就在自己的木箱上，放一些牙具和杂物。土炕的沿上会有一块十厘米宽的木板，是给人坐的，知青写信的时候，就会趴在炕沿上。
记者：等于炕桌的作用？
张抗抗：趴在炕沿上写字，或是用个小凳子那条木板下面写信，那种姿势当然是很别扭的。我因为写字比较多，要记笔记，写信，怎么坐都不行，坐久了比干活还累。我很发愁，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个桌子。
我就到处去找，终于有一天，我在瓦厂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张扔在墙角的桌子，我特别特别高兴，我想这个桌子对我太有用了，就把它捡了回来。小桌很简陋，就下面四条短腿，上面铺了一块小木板，很粗糙，木头面没抛光，带着木刺，胳膊放上去，常常被木刺钩住袖子。但我太想用它来写字，怎么办呢，我想让它变得光滑一些，也许可以在上面垫一层厚纸或是硬纸。
女孩子总是希望自己的东西能好看一点，我从自己的箱子里找到了一张鲁迅的画像，它的纸张比较厚，画像肯定是比较厚的，所以我就在下面垫上了一些捡来的硬纸壳，然后把鲁迅先生的画像盖在上面，大小正合适，我再设法找来了一块透明的塑料薄膜，把画像和桌面包起来，在背面用图画钉子把塑料薄膜的四角摁住，桌面紧绷而光滑，于是我就拥有了一张自己特别满意的小桌子了。
我不敢说自己是多么热爱鲁迅，或者说我把鲁迅作为自己的偶像，这只是由于当时的物质匮乏，没有别的东西可用。
写作比做参事的吸引力大
记者：鲁迅不光有在文学上的位置，在中国社会进步上的位置也是不可忽略的。今天的文学，他们都说可能不如在当时动荡的年代起的作用那么大了，但是我知道你作为国务院参事，可以用你敏感的眼光，要去承担一定的责任。在这方面，和作家这个身份比较，你觉得哪个做起来自己更喜欢？
张抗抗：这些身份的作用是双向的，作家与参事，功能可以互补。作为参事，会比较多了解全面的信息，多一点学习，或者更多一些对现实时事的关注，而且在一个更大的平台和高度上来思考研究问题，对作家的视野、个人整体素质的提高、介入社会的程度，有一定的益处。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平时观察事物的求真习惯思维，也会对社会事务有更多敏锐、细致的发现，这是它们的相融之处。但同时也会给我带来新的苦恼，因为文学与政治时事，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所以我常常需要转换角色。
参事工作也要占用我一定的精力，需要合理安排支配时间。
记者：要花多大的精力来做这件事情？
张抗抗：每周二例会传达文件或是讲座，每半年要搞选题调研，还有其他一些会议。各位参事都是各行业的专家，经常举办一些高水准的专业性讲座，能学到很多新东西，调研也能接触到许多实际问题。
记者：现在有这个新的职责，就要重新适应这个生活节奏。
张抗抗：是啊，我正在慢慢学习适应。
记者：除了时间上的压力还有哪些感觉？国家给你这个职位，也是因为你是作家。而且大家可能都认为作家思考的方式，可能跟原来做这行的，仅仅是在机关工作的人不一样，所以让你关注的领域是比较特别的？
张抗抗：一共五十位参事，分成几个专业小组，我是在文化教育组，组长是郭瑞。我当然会特别关注文化问题，有自己专门研究的方向，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维权、文化创新等等。
记者：不过至少能看出来，还是写作对你的吸引力最大。
张抗抗：我是一个写作的人，目前正在完成一部新的长篇。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位好作家，我想也就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参事。然而，在这个通讯与交流越来越便捷的时代，我却时常感到迷茫和无奈。有人说，当下的文学现状是：“有文学没社会，有社会不文学”——意即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与社会影响力不可兼得。那些引起强烈社会共鸣的作品，是否必然以损伤文学品质为代价？我们究竟如何选择个人的文学理想？一个写作者，是否真能对读者的“不动”无动于衷？面对这个天灾频发、人祸潜行的时代，我们是否真能沉醉于编织美妙的文学词句，而对复杂的社会转型“我心岿然不动”？这也许是今天的中外写作者，所共同面临的尴尬境遇。
采编手记：
关于张抗抗对知青题材的反思，让我想到更多作家。不只是知青，和下乡的知青相应，还有回乡的青年。韩少功、张抗抗、铁凝他们都是知青。而所谓回乡，是指上了学，但又回到农村去的一个过程，比如陈忠实，比如贾平凹，他们都曾经回乡。还有一部分人，比如阎连科，不用回，在当兵之前一直就都在农村。
说来有意思。阎连科写到过，他永远觉得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张抗抗。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张抗抗的《北极光》。就是这部书和当时远在东北黑土地上的这个女子，召唤阎连科从事写作，教导他通过写作的方式，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
我斗胆想象，如果像韩少功所言：也许有一天农村会取代城市的中心位置，会不会有人用尽各种方式，包括写作写到出人头地，以便于离开城市来到农村？甚至背井离乡，就为了在某一个知名的村子里，过上像样的日子？他可以舍弃家人，一生被浓浓的乡愁包裹着，“漂”在农村？
像是做梦吧。现实的现今的社会，只有人漂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但我还是祈祷，虽然我知道祈祷未必有用，我们这些在城市里成长的孩子终其一生都未必明白的土地上的艰辛，可以在农村一点点减少。可以不要让去到农村的那些城里人感到委屈，也不要让一心进城的年轻人像李佩甫《城的灯》里那样，那么惨烈。
城市是今日中国的明灯。我希望乡村也可以明亮起来。(采访邱晓雨 组稿赵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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