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20世纪西方重要诗人的长诗作品，我们就能发现，长诗正在越变越短，而不是越变越长，而长诗正在从线性的一气呵成的单一的构成方式变为结构式的片段的组合的构成方式，其中，能超过1000行的，很少。庞德的《诗章》和威廉斯的《帕特森》很长，但那似乎更应该称为著作，而不是长诗。著名长诗中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帕斯的《太阳石》等都没有超过1000行，其中很多长诗遵循的正是“组合、结构、组装”这样的现当代长诗构成方式。而且，组诗似乎也正在攻占长诗的地盘，你说《杜伊诺哀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是长诗还是组诗？
我理解郁郁大哥长诗要在1000行以上这一要求的真实含义，他实际上是在强调某种长诗诗写的态度和难度；他是要为当下诗歌写作设置某种标杆，以反对和强调的方式确立和推广。他要求长诗超过1000行，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编辑策略，而不是一种诗学标准。
不过，能写出1000行以上的长诗并且还能做到有效，这样的诗人总是让人羡慕的。这样的作品很难不是重要作品。
在我看来，现代诗歌超过80行就可以称为小长诗了，120行以上的，就可以叫长诗，当然，上限是无法设置的，你能写，尽可以像卡赞扎基斯、埃利蒂斯那样写得那么长。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100多行的长诗比较适合阅读，100到800行之间的长诗，容易出精品。800行以上的长诗，想令创造力保持开锅状态，有点难。
还需要指出的是，长诗不等于长篇抒情诗歌，也就是说，线性结构的以抒情或者强烈的情感传达支撑并延续的诗歌，也许很长，但是因为缺乏空间感，材料的复合和异质特点，技术、技巧的变化以及复杂性，很难被称为长诗，至多就是长篇抒情诗歌。依我看，聂鲁达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很多长诗就并不是长诗而是长篇抒情诗。
当下中国诗坛，不乏优秀的长诗和善于写作长诗的诗人，但我个人感觉，长诗并没有成为中国新诗研究的一个门类。是不是应该有专门的学人或者诗人研究汉语长诗，研究和批评写作长诗的诗人，出版有关长诗的诗选，总结有关长诗创作的态势和经验等等。所以说，《大陆》要出长诗专号，是个好事，是个大好事；而要求长诗超过1000行，也未尝不是一种“矫情”，诗人就应该“矫情”“拧巴”，诗歌难道不是语言的“矫情”和“拧巴”吗？
我渴望能在《大陆》“长诗专号”上看见NB的长诗和诗人，看见新的语言巴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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