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诗歌美学刍议
——以康城为个案的探寻
任 毅1，蔡金铌2
（1.2. 福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漳州，363000）
摘 要：未来10年的诗歌美学孕育于现实的先锋诗歌之中，“70后”诗人首当其冲。新时期诗歌发展的四个阶段中，“70后”诗群已成为诗坛关注的焦点之一。“70后”最有冲击力的群落有：沈浩波等人主持的“下半身”写作，在平媒与网络上发展起来的“第三说”诗群，致力于挖掘诗坛新生力量的《汉诗年会10+1》诗群，以及活跃于各大网站的网络诗人群等。其中，作为“第三说”主持人的康城，其诗歌创作更具流派代表性。生活化意象，赋予了诗歌最真切而平实的内涵；语词的刷新、技巧的提升，康城都不乏理性的诗意开拓；时代性主题书写，更是时代共性与其独特个性的完美融合；康城执着而温和的人生态度对他的生活与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康城个案的诗写特征，可以看出“70后”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70后”诗歌；康城；生活化意象；时代性主题；叙事方式
一、新时期诗歌发展的四个阶段
新时期以来，以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诗人为代表的朦胧诗派首先吹响了新诗革新的号角。他们张扬人的尊严与价值，“带着怀疑、叛逆和自省的现代精神”，[1]P2用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手法抒写了属于“文革”一代人的青春感悟。在特殊的革旧部新的历史语境下，朦胧诗人展现了对“英雄主义”的反思和对“理想主义”的呼唤。伴随着“三个崛起”的论争，朦胧诗派席卷大陆文坛，打破了诗歌写作的审美范式束缚，几乎终结了主体意识形态的诗写时代，开创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新时期。
1980年代中后期，继朦胧诗后又出现了另一诗歌群体，他们以“PASS北岛”，“反文化、反传统、反崇高”的理论述求，提出“诗到语言为止”（韩东语），这就是被诗歌界称为“第三代”的诗歌流派，也称“实验诗派”、“先锋诗派”。“第三代”诗歌主要诗人有于坚、韩东、王家新、欧阳江河、杨克、周伦佑、杨黎、李亚伟、张曙光、海男、翟永明等，伴随他们求新、求变的诗歌风格，诗歌写作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1990年代初期，六十年代前后出生的所谓“中间代”诗人的创作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以代际命名的诗群，最早由康城和福建诗人安琪、广东诗人黄礼孩等人发起。“中间代诗人相对隐忍，沉潜，平和，内敛的品性”[2]，使他们一直致力于诚实的文本写作，在九十年代呈现出相对成熟的诗写风格。
1990年代后期，“70后”诗人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70后”是一个以出生时间作为划分依据的代际概念。1996年，《黑蓝》民刊在南京成立，陈卫等在《黑蓝》上发表文章最早提出了“70年代后出生的诗人”概念， “70后”诗人与“70后”诗歌借助网络的推动，成为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主潮。
新时期新诗发展经历的这四个主要阶段，活跃在当下诗坛的“中间代”和“70后”诗群，特别是正处于成长阶段的“70后”，他们虽然还没有成熟的流派划分理据，但是他们的诗歌写作已经完成了20多年的诗歌形式技巧探索、40多年的生命体验与阅读体验的积淀，已经具备主导性的诗派研究价值。基于“70后”诗人创作内部的差异性，或是诗歌创作与接受环境上的逆向因素，延缓了他们成长为当代的诗歌主流派别。但随着“70后”诗群自身的茁壮成长，诗歌批评不断跟进深入，当代诗学关注焦点定会转移到这一代诗人的创作上来。未来10年的诗歌美学孕育于现实的先锋写作之中，“70后”诗人首当其冲。
二、“70后”新诗发展现状
（一）“70后”诗歌的创作方式：
与新时期的朦胧诗，甚至是后来的“第三代”相比，“70后”诗歌在创作环境上存在较大的劣势。面对“文革”时期政治上的红色运动，朦胧诗人的亲身经历为其诗歌创作提供现实的题材，同时在诗歌上表现出强烈的变革精神。“70后”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文革政治运动的阴影下，通过高考大学的洗礼，成年后则是忧伤地追忆广场上游走的年华。“70年代出生诗人的首要的不幸还在于他们所面对的时代已经不再是诗歌的时代，跟‘第三代’诗人相比较，无疑缺乏与之俱来的激情”。[3]这是“70后”一代在诗歌创作上共同面临的窘境。
“70后”这个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在经历了孕育和成长阶段，21世纪初已经集合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70后”诗群的发展也展现出空前的繁荣之势。这些诗人在语词上的精打细磨，展现出个性化的诗歌理想。基于诗歌技艺上的日渐成熟，诗歌风格的日渐发展，“70后”诗人开始寻求属于这代诗人独特的创作方式：自发形成的群聚效应，作品朗诵会，诗歌书刊的刊印汇编，网络论坛的交流讨论，各类民间诗歌评奖活动等。
（二）“70后”诗歌创作的历史语境
“70后”诗人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展现出一种社会化风向标价值。他们在政治上一直处于游离的矛盾状态。他们出生于政治矛盾激化的末期，表现出“对于构成历史的‘政治效力’的难置可否”。[1]6 伴随着“文革”的洗礼，“70后”诗人从牙牙学语，到初入学堂，他们儿时的生活环境到处充斥着紧张和黑暗的色彩。对于以“文革”为政治主题的深刻记忆，他们的内心普遍有一种条件性的排斥，并且无一例外地在诗歌上避开了此类题材的创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一段历史却真切地存留于他们身体内，任何外部条件都无法磨灭，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广场”、“红色”“卡车”等这类具有“文革”时代特点的意象。“文革”结束后，“70后”诗人暂时收起了紧张的情绪，将其化作奋斗不息的动力，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诗歌的写作，更多的体现出 “‘70后’诗人对写作的严肃态度以及在技艺和思想上所体现的娴熟与深邃”。[4]
1980年代后，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效实行，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举国上下放下包袱，主动或身不由主地卷入这一空前活跃新时代。“70后”诗人也沐浴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下，“通过他们纯净的眼睛和白纸一样的心灵见证了那个让人激动的年代”[5]。另一方面，当“70后”诗人沉浸于新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新鲜感的同时，也感受到自己正在一步步地陷入窘迫的境地。城乡之间的冲突开始在“70后”一批成年人身上逐渐展现出来，农村生活的艰辛逼迫他们踏上了离乡背井、漂泊游离的异乡生活，时刻遭受着身体和精神双重压力，他们“痛苦而执着”的追求童年的栖居地，而现实的洪流却硬生生地将他们推向离乡的轨迹上。这种飘渺而矛盾的现实情怀也是基于社会生活的变迁所产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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