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70后诗人长诗写作的一次讨论

　　远离背景的建筑
　　有关70后诗人长诗写作的一次讨论
　　——在2011年70后诗歌博鳌论坛上的发言

　　刘泽球

　　讨论70后诗人的长诗写作是一件并不讨好人的事情，也一件具有相当难度的事情。更何况，所谓70后诗人也是一个未经同意而仓促给予的命名。如果单单以出生的年龄段来命名一代人，而不充分考虑一代人可能存在的不同历史背景、精神处境、生存境遇和文化影响等因素，似乎还是比较草率的。但历史的命名就是这样，总是让人以被动的方式而获得命名，比如当年朦胧诗的误命名而成就了朦胧诗人群。个人理解的70后诗人，应该有两个分野：一部分（1970—1975年出生）可以被视为前70后诗人，或者姑且称之1970年一代，这批人其实与60年代末期出生的诗人有着更多相似的成长经历和写作归属感，并且也基本是在同一时期开始写作的；另一部分（1975年以后）可以被视为后70后诗人，他们的成长经历、写作取向、作品特征与80后诗人更接近一些。但这样的划分，对个体写作者来说，并不是绝对有效的。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具体化、个性化的个人写作，而不是一群人的面目如何。

　　长诗写作更象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童年时代的一种记忆。在这样一个精神日趋平面化的时代，写作哪一长度或者哪一类型的诗歌，已经不是哪一个年龄层面诗人所专有的事情。这几年，进入我们阅读视野里的长诗似乎多了起来，甚至也有批评家在呼唤。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某类事件如果以集体化、规模化的面目出现，就具有现象学和批评学的意义和价值了。本文尝试以一个姑且被批评家纳入的70后诗人身份来探讨一下长诗写作的有关话题。

　　一、长诗写作与不合时宜

　　我一直在思考长诗需要什么样的时代环境或者写作基础。当我们想到长诗这个词语的时候，多数人脑海里会浮现出《奥德塞》、《伊利亚特》、《浮士德》、《神曲》、《荒原》、《格萨尔王》等被摆放在图书馆某个重要位置的大部头巨制。它带给我们的感觉，不是“近”，而是某种隔着时间浩瀚长河的、需要仰望的“远”。历史上，伟大长诗写作都具有与建筑一般的同构性质。一是重大题材。很多长诗都具有某种史诗性质，其建筑基石构成主要是历史事件或者神话、宗教传说，从某种意义讲，具有伪经的特征。二是集体记忆。很多长诗，特别是人类文化童年时期的长诗，都属于一定程度的集体创作，累积若干代人的记忆和创作而成。三是转述传承。诗歌朗诵或者讲述是古时代人们的一种重要文化娱乐方式，长诗这一文体诞生之初，就是以一种转述的叙事性而呈现出来的。故而，长诗也一度被剧场化。

　　而随着时代场景和大众阅读期待的双重转换，长诗在现时代生存境域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多少显得有些不那么合时宜。

　　——阅读习惯与即时消费同构化。绝大多数读者对长诗缺乏足够的关注和耐心，人们更倾向于接受那些能够带来即时性感受和无深度思考的东西。即景、即兴、即情式的短诗，也更容易以一种轻易达成性进入多数人视野。长诗往往在一些批评家和专业诗人那里才具有有效性。与一些诗人朋友交流，发现其实大家都很少真正深入关注自己身边诗人的作品，更何况是长诗。这是一个普遍缺乏耐心的时代。长诗，在我们的书架里渐渐背景化。

　　——口语相传与网络呈现直接化。在今天，网络不再是一种虚拟的数字化生存，而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网络直接化呈现的生活方式，剥夺了我们的口语传递能力，漫无目的的集体围观，公共欲望的集体意淫，海量垃圾信息的无穷堆积，电子平台的非物质接触交易，越来越多的人以一种不及物、不亲历的方式，建立了与世界的联系。长诗历史上通过口语传递和转述而存在的方式，在今天必然陷入某种失语状态。还有谁会静下心来，倾听长诗朗诵者的激情澎湃或娓娓道来？

　　——英雄退场与全民文化娱乐化。文学史经验提示给我们的长诗任务，必要以某种伟大叙事作为特征，也就是英雄因素的不可或缺。而当下以消费和实用主义为主旨的时代文化需要，决定了英雄角色的短暂性和迫不得已退场，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娱乐对象的不断被取代，而不是伟大英雄崇拜。信仰和价值观被消解。后现代主义盛行。解构主义比结构主义更受欢迎。

　　但诗歌就是这样，它总是在别人选择肯定的时候选择否定，总是倾向于以少数和小众的姿态而存在，总是让那些具有自我肯定能力和超越梦想的诗人，自觉选择那条少人行走的路。在今天，仍然能够以不合时宜的方式去继续长诗写作的诗人，都是有勇气的，不管他的写作是否有效，或者能够为未来提供怎么样的文学史价值。态度以先决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行动。

　　二、长诗写作与文学史情结

　　步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趋同走向，不少诗人产生诗歌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同步化的现实幻觉。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正是这样一种反映。我们渴望一种来自西方世界的认可，也渴望一种来自文学史的认可。这些年，国内诗歌圈的自我命名热情越演越烈，每年都有数不清楚的诗歌节开幕和闭幕（官方的或者民间的），数不清楚的诗歌奖项颁发，数不清楚的诗人和诗歌事件排名出炉，数不清楚的诗歌年选出版，让人恍惚产生一种文学史的盛象幻觉。而大量无个性民刊的涌现也很难说与诗歌的自主性写作有什么内在关联。很多人在乎的是个人和个人作品在普遍视野里的存在。实用主义至上与市场哲学理念越来越深地植入当代汉语诗歌的肉体。

　　70后诗人，特别是出道比较早的那一拨，普遍已经接近四十岁左右，写作正逐步从青春期的激情写作走向相对成熟的定型写作，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性和个人写作选择。但由于这一批诗人的年龄跨度比较大，且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以集体化的面目出场，使得许多诗人的个性面貌被隐藏在整个群体的面具背后。不仅渴望从第三代、中间代诗人的阴影遮蔽中走出来，也要面对80后甚至90后诗人陆续走上前台的挑战，对70后代表诗人身份确认的期望，也成为很多人的心病。在与孙磊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了70后诗人的中年写作概念，不是说这一代人已经步入中年，而是不少人已经具备了中年写作应该有的成熟、稳定和方向感。因而，长诗写作在一些70后诗人身上，也某种程度上成为写作积累的结果。我不清楚，这个情况到底有多么剧烈，的确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涉足长诗写作。但抛开写作的内在需要，个人感觉这其中存在着三种误读：

　　——长诗=大诗的文学史误读。有的人想当然地以为长诗就一定是大诗，而不诚实地进行长诗写作，多少有些勉强为之的感觉。真正意义的长诗需要强大的题材支撑、高超的诗歌技艺和长久的诗歌呼吸。不是把一种情绪拉的足够长，就可以变出一首长诗。将长诗等同于大诗的态度是不真实的和轻率的。

　　——长诗与文学史阅读期待误读。长期以来，当代汉语诗歌一直追求一种与世界诗歌的接轨，以及对话语权的渴望，这是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视野下的一种正常直觉反应。这些年发生的一些文学论争不是与这样一种文学史阅读期待和话语权争夺有关么？我们在与世界诗歌的对话中，缺少的是什么？是伟大作品的建立。而长诗，对有的人来讲，或者可以作为伟大作品代表的一种选择。这显然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学史阅读期待误读。

　　——长诗与文学史地位焦虑误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放入文学史中去考量，多少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文学角力的处境。70后诗人年龄阶段的尴尬性，使得很多人渐渐从上一代诗人的影响焦虑转化为文学史遮蔽焦虑。但长诗真正能使我们摆脱这种遮蔽吗？

　　2011年，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以区区163首短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带给我们不小的启示。我们是如此地渴望得到外部世界的认可，但通往那一辉煌窄门的道路，显然不完全是我们预设的那个样子。决定一个诗人写作地位和文学史在场的，不是诗歌的长短，而是诗歌质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