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04年10月25日上午，作为一个土家族的中国访问学者，我在北京踏上了赴印留学的航班。飞机停在香港，然后我再转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于25日晚抵达新德里机场上空。飞机开始降落的瞬间，看着机翼下方陌生而亲切的万家灯火，我不禁脱口而出：“泰戈尔先生，甘地先生，我终于有机会来看你们的祖国了！”在印度的一年时间里，除了紧张的梵语学习外，我还不断地四处采风，西到苏拉特和巴罗达，东到加尔各答和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北到圣洁的恒河和佛教圣地鹿野苑，南到克拉拉邦秀丽迷人的库瓦兰椰树海滩。无时无刻，我不在灵魂的喜悦（梵语叫Alaukika Anand）中度过。1871年，著名的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在诗中唱道：“灵魂啊，向印度航行！/为亚细亚的神话，那些原始的寓言提出印证……”惠特曼将浪漫主义幻想赠予东方印度，我，一个中国土家族学者，却将我的灵魂之恋赠予了印度，这片诞生了佛陀与无数人类智慧经典的神奇国度。此时，我又回忆起法国伟大作家罗曼·罗兰的话：“如果地球表面存在这样一个地方，混沌初开，人类孕育生存之梦时，人世间所有美梦皆能成真，这个地方只能是印度。”这里，我将自己在印度梦幻似的游学经历记录下来，以纪念一段时空永远不能销蚀的刻进心底的中国式“印度之行”。
一、追寻泰戈尔的足迹
与泰戈尔的初次谋面是在孩提时代。那时，我在故乡重庆酉阳的一所中学读书，订了山西省一份专供中学生阅读的《语文报》。某一天我在报上发现了泰戈尔的诗歌和关于他的介绍文字。这位伟大的诗人幼年时常被一个叫夏玛的仆人严厉管束。夏玛肯定熟悉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里具有无边魔力的画地为圈法，他常常画好一个圈，让小泰戈尔如《罗摩衍那》里的悉多和《西游记》里的唐僧一般，老老实实地呆在里边，不许随意走动。泰戈尔在这个圈里不甘寂寞，望着眼前始终陪伴他的一棵大榕树，开始构思人生的第一首诗。成年后他在诗集《新月集》中还对记忆里的榕树脉脉含情道：“多汁的根从你的枝上垂挂下来，啊，古老的榕树/你昼夜凝立着，像一个苦行僧在忏悔/你还记得那个幻想和你的影子游戏的孩子吗？”泰戈尔这段刻骨铭心的幼年往事打动了我那爱作诗作梦的一颗童心。多少年后想起与泰戈尔诗歌的第一次邂逅，仿佛想起自己最初那“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此后，我开始贪婪地读起泰戈尔的诗歌来，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飞鸟集》，那些精彩绝艳的诗句伴随着我度过了贫穷寂寞而又天真淘气的少年时光：“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我是一个在黑暗中的孩子/我从夜的被单里向您伸出我的双手，母亲。”我与泰戈尔美丽而长久的异国缘分就这样结下了。此后，我在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选择了泰戈尔作为研究对象，后来，我的处女作《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出版。记得我在处女作后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在泰戈尔面前，我就仿佛呀呀学语的儿童面对神秘莫测的大千世界，又仿佛一位朝圣者走在通往心仪已久的圣地途中。每一刻里，我都会静悄悄地对自己说，这边风景独好！……这时才知晓，与一颗伟大而智慧的心灵对话有多么愉快。有道是，情到深处人孤独，爱到至境心憔悴。而这样的孤独与憔悴恰是学者的境界，愿这样的境界永远与我相伴。”我与泰戈尔的灵魂对话越来越频繁，我们跨越中印异质文化的心灵交汇越来越融洽。后来，台湾一家出版社邀请我撰写了《发现泰戈尔》一书，再后来，泰戈尔的影子走进我的博士论文《英语世界中的印度书写：以19世纪以来的英国作家为例》里。他的伟大思想已经化为我的文化血液日夜不停地汩汩流淌。这便使我心中埋下了一粒愿望的种子：去印度朝觐泰戈尔！
在印度留学的地方、靠近巴基斯坦的古吉拉特邦安定下来后，我就筹划着去朝觐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及其故居。从地图上看，古吉拉特在印度的最西边，而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和他故居所在的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则在东边，中间的距离几乎和成都到北京相差无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国独自远距离朝圣，我尽可能地作好一切准备，包括饮用瓶装水和熟鸡蛋等食物，以备不适应印度火车饭菜的我在旅途中食用。
2005年2月16日上午10点，我在留学所在地附近的阿南德火车站上了火车，床位是空调车厢的AS1（30）。印度的火车比中国火车开得慢，因此，整整四十多个小时的旅行中，白天我就背着买来的价值五百卢比（约合一百元人民币）的傻瓜照相机，长时间站在打开的车门边，贪婪地欣赏着沿途印度农村的原野风光，不时还按下快门，捕捉车门外一幅幅令人心醉的异国风情：那是与我家乡重庆酉阳县完全相似的山地田野，或黄或白的牛群在原野上吃草；一株株叫不出名字的大树长满红叶，，仿佛是展现印度人不绝如缕的生命活力；一条条通向并横穿铁路的小道，人们骑在摩托车或自行车上等火车通过并向我招手致意，间或有一辆牛车拉着干草等在路边；车站上人群熙熙攘攘，几位印度妇女头扛沉重的行李款款走来，一些人则在标着“Pine ka pani”（饮用水）的水龙头前捧水而喝……到了夜晚，我仍然守侯在车门边，一如既往地饕餮着车门外的印度夜景，直到友善的乘务员前来提醒并关上车门为止。记得第二天接近黄昏时，火车在邻近西孟加拉邦的奥里萨邦境内行驶时，突然，我的视线里出现了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仿佛是盛满我童年记忆的酉阳森林扑面而来，刹那间我被一种幸福感震惊了。我想起了家乡，遥远而又真实的中国故乡。
次日即2月18日凌晨2点45分，火车到达加尔各答市的霍乌拉（howra）车站。我按照此前一位孟加拉朋友的指点，马上去找车站内值勤的警察，请求帮助。他们告诉我，凌晨有车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国际大学，于是我改变主意，决定先到那里去。他们叫了一个名为西西里·平托的果阿妇女带我去买好了到国际大学的火车票。天渐渐亮了。开往国际大学所在地桑地尼克坦（Santiniketan）的本地火车出发了。我兴奋不已，因为过几个小时，我就能看到心仪已久的国际大学了！我照例站在门边，欣赏着印度风光。过一会儿，孟加拉乡村真实而又绿色的田园风情仿佛是宽银幕场景次第展现在我眼前。路边是农夫们低矮的茅舍或平房被椰树和芭蕉等植物所包围，四周是水塘和长满绿色庄稼的田地，这番陶渊明似的素朴格调让人顿生怀古之幽。不远处，农民们正在田野里插秧播种，公路上卡车忙碌地跑来跑去，田地里各式庄稼长势良好，不禁让人联想起辛弃疾的婉约宋词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我，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看到这些自小就熟悉的农村场景，眼睛里湿润了。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泰戈尔那么热爱他的故乡孟加拉，并写出散文杰作《孟加拉掠影》里那些启迪人心的绿色句子（均为刘建先生译文）：“在这样的地方，你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凝视着再凝视着自然风光，展开想象的翅膀……”“世界对于我来说，永远是新鲜的；就像今生和前世都曾挚爱过的一位老友，我们相知既久且深。”他还写道：“当我在乡间与大自然密切接触的时候，在我伸上的印度人气质顽强地表现出来。”是啊，孟加拉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仿佛一位睿智而温柔的情人，时刻抚慰着诗人永远年轻的心。泰戈尔没有他那个时代里西方人患的忧郁症，他的生命时刻流淌着孟加拉原野自然清新而又生机蓬勃的“韵律”，那是梵语诗学所谓的“艳情味”（Srngara Rasa），一种以自然为情人的最美的情味。后来，独立的孟加拉国采纳诗人描写孟加拉田园风光的一首诗为国歌，就是对他一生热爱孟加拉所作的最高奖赏。
任凭思绪漫无天际地流淌，时间很快地过去了。车厢里走出一位印度朋友提醒我，我的目的地要到了。我走下车来，来到桑地尼克坦火车站。这是一个不算太大的站。我叫上一个人力车夫，用简单的印地语对他说，我要去国际大学。他拉上我就走。这就是真实的桑地尼克坦，让人亲切也使人辛酸的桑地尼克坦。这里没有古吉拉特富裕，看不见机动的三轮摩托载客，只有人力车夫赤着脚满面尘垢地拉着车颠来簸去。街道上尘土飞扬，人们或骑着自行车或来来往往，小贩们推着平板车上的货物穿梭着。当街挺立的榕树展开繁茂的枝叶，为她身旁的各式店铺遮挡阳光。店铺上那些眼花缭乱、龙飞凤舞的孟加拉文招牌看得我心花怒放，遗憾的是，我不认识泰戈尔生前使用的这种书写漂亮、发音柔美的字母。
不一会儿，到了国际大学的行政大楼前。我遇到了一位名叫普拉塔麦西的印度学生，他在这里的“中国学院”（China Bhavana）即中文系学中文。他叫来了一位比我年轻五岁的印度中文老师阿维吉特·巴纳吉（Avijit Banerjee）先生。我用中文叫他阿维吉特先生。他曾经到过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中文一年。他是这里中国学院说中文最流利的一位，他的妻子于2000年也在北京学习过一年中文。阿维吉特把我送到离国际大学非常近的一家尼萨旅馆，每晚一百卢比，算是比较便宜的价格。当天下午，阿维吉特便来叫我去他岳母家做客。她的妻子因为生产待在岳母家。老人家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示欢迎，还专门为我煎了一种可口的孟加拉甜饼，让我感到泰戈尔后人们对中国客人的一片深情。
次日，阿维吉特便带我参观坐落在国际大学校园内的著名的中国学院。泰戈尔于1921年12月创办国际大学时定下的的宗旨是：“Yatra Visvam Bhavatyekanidam.”（世界在此相汇成为一个鸟巢。）因此，它沿用至今的校名就是“Visva Bharati University”。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显示了师尊泰戈尔开放式的自然教育理念。它的四周只用一些铁丝和篱笆简单地装饰一下。这里没有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中国高校那些富丽堂皇的校门和招牌，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世界知名度。走进校园，满目只见遮天蔽日、姿态各异的大树。在食堂和印地语学院旁边，就是著名的“中国学院”。这是一栋两层楼式的建筑，正面的墙壁上是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刚劲苍健的题词：“中国学院”。作为龙的传人，看到异国他乡的这几个汉字，我的眼前马上浮现出泰戈尔、谭云山、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等被称为中国学院“三杰”的先贤们的名字。在这个素朴典雅而又神圣无比的建筑面前，我朝向“中国学院”几个大字深情而虔诚地鞠了一躬，并念叨着：“泰戈尔先生，您年轻的中国朋友来看望您了！”我多么希望泰戈尔师尊和中国学院第一任院长谭云山先生等中国学院开创者能从历史的风云那边走出来，站在中国学院的面前，好让我年轻的手能握上一把，将他们慈祥的体温带回中国、带给二十一世纪里的亿万中国人。
阿维吉特先生将我带进他在中国学院的办公室兼教室里。他是一个典型的孟加拉人，气宇轩昂，炯炯有神，仿佛有泰戈尔的遗风。他于2002年完成博士论文，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题目为《汉语与英语疑问句、否定句语法比较研究》，导师为中国学院院长那济世先生（Artatrana Nayak）。他的办公室墙壁上贴着他从北京带来的中国版世界地图和其他一些中国画，最使人称道的是有幅画居然是他的名字“Avijit”以艺术字体排列成根根竹子，上下各有一行汉字，可能是他在北京时中国友人为他设计的。他告诉我，中国学院现在有些教师不喜欢教中文，敬业意识不强。他们已经几年没有中文外教了，非常盼望新德里方面派一个来。他自己和学生们想去中国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他希望我回国后代为联系。在国际大学的五千学生中，中国学院的学生不到一百人。我们谈话时，他的学生们陆续到来。我就开始与他们进行交谈，但这些学生的中文表达不太理想，我们没有达到彼此理解的目的。以后的几天里，我与阿维吉特用中文交流，与他的学生们便用英语交流。但我总是不失时机地教他们说中文，他们也学得很卖力。结束谈话，我与阿维吉特和他的学生们走到外面合影，拍摄的每张照片上都以“中国学院”的几个大字为背景。现在看着这些照片上一张张年轻活泼的笑容，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桑地尼克坦。
当天下午即２月１９日，阿维吉特吩咐他的几个学生阿林、普拉塔麦西、桑托西、丽杜等陪伴我去参观国际大学附近的泰戈尔纪念观。门票为５卢比，因为此前纪念观里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奖品被盗，而复制品尚未从瑞典运来，所以保安盘查十分严格。里边不许带照相机拍照。我按照习惯也脱下鞋子，随川流不息的人群走进纪念观里。这里没有解说员，人们随意观看。纪念观里摆放着许多玻璃柜，展品就在其中。内中两物引起我的兴趣，一是一匣，上面有汉字：“赠太谷儿先生欢迎词之匣。旅缅华侨谨上。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６日。”二是一个煮咖啡的器具，上有英文：“Gift from China.”（来自中国的礼物。）我还看到日本人送给泰戈尔的一个和尚塑像和一个匣子。泰戈尔生前欲联合中日印几大文明对抗西方强势话语在此可以发现微妙的痕迹。纪念观四周墙上是泰戈尔的美术作品和关于泰戈尔的各种生活摄影。我和几个印度学生从泰戈尔幼年时的生活素描开始观看，一直到他逝世前的各种活动身影。让我难忘的是，一幅照片上，临近人生终点的泰戈尔，虽然看上去明显的衰老，但仍然坐着兴致勃勃地观赏一些女青年的翩翩起舞。这才是闻名世界的伟大诗人的真实本性。舞者的活力象征着诗人无穷无尽的艺术创造力。乐观而印度的泰戈尔在此得到最印度的完美阐释。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几次去参观中国学院，拍摄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我还爬上屋顶平台参观，想象谭云山生前在此操练他独创的太极神功的情景。我在中国学院内壁上发现了一些宗教色彩浓厚的画，以及谭云山先生拟定并刻在壁上的一幅“稀世珍品”：“本院使命：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云山敬书。”我将这些一一拍了下来。我与印度学生一起，观看了一场晚会，能歌善舞的印度学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还参观了国际大学的中央图书馆和日本学院等分支机构。我惊讶地发现，光是语言方面，国际大学就开设了中文、藏文、日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梵语、印地语、孟加拉语、奥里雅语等印度国内外语种，仿佛一个专业性的外国语大学。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了泰戈尔生前包容世界的办学宗旨。那几天里，我不止一次地漫步在国际大学宽阔的校园里，在根深叶茂的榕树下驻足沉思，在中国学院旁边的静修院（Ashram）面前诗意联翩。在我走过的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曾经留下泰戈尔和谭云山等人匆匆的脚步，也留下过徐悲鸿、尼赫鲁和许多著名西方人士的坚实足迹。而今这些脚印已经不在，它们刻在了国际大学的史册上，印在了中印友好交流和东西文化互动的历史版画里。在校园中，我看到姑娘小伙们在苍劲的大树下随处小坐，手捧书本学习或聊天交谈。一个老师在露天的树下给几个学生上课，仿佛是泰戈尔授课遗风的传承。艺术学院旁边是一些造型各异的根雕，有的屋舍正面竟然被别出心裁地绘成一幅色彩各异、巧夺天工的画。一些来自尼泊尔等印度邻国的学生在此学习，我还遇到两个美丽的英国姑娘，其中一个告诉我，她在国际大学学习美术。遗憾的是，这里没有一个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在此学习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
离开桑地尼克坦前夕，中国学院院长那济世先生从外地出差回来了。阿维吉特将我带到他家。那济世先生非常热情地用中国筷子和可口的饭菜招待我。他以前在香港学习了两年中文，也曾经到过北京，现在是中国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他说，已经看到了我送给中国学院图书馆的两本书。我们就感兴趣的一些话题交换了看法。那济世先生希望我回国后给他寄一点中国最新的时事方面书籍。他还表达了和阿维吉特一样的急切心理，希望中国的大学能够把他们中国学院的中文教师邀请过去进行学术访问。我参观中国学院图书馆时发现那里没有足够的中文新书，甚至没有我们中国学界研究印度最权威的期刊《南亚研究》和《南亚研究季刊》。将那济世先生的话与这些情况联系到一起，我感到心情沉重。比起日本学院的房舍和足够的新日文资料来，中国学院显得有些寒碜。看来，中国政府和学界同人需要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泰戈尔生前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２月２２日早上５点半，我离开了朝夕相处几天的印度朋友们，往加尔各答方向进发。在车站上，我向前来送我的印度学生桑托西挥手告别，他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道：“尹老师，再见！”这句告别是桑地尼克坦和国际大学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之一。
当天上午１０点半，火车把我送回了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大学相关机构看了我所在大学开的介绍信后，将我送到大学对面的“大佛教协会”（Mahaboddhi Society）住下。我跟一些佛教徒住在一起。非常难受的是，因为在国际大学不停地辅导印度学生练习中文发音，我的嗓子哑了，并患上了感冒，极不舒服。
24日上午，我在人的指点下，去参观坐落在加尔各答城里的泰戈尔故居约拿桑戈（Jorasanko）。泰戈尔故居的大门气势非凡，主色调是红色，折射出泰戈尔对生命的乐观解读。一块红色的石柱上写着：“House of Tagores, Rabindra Bharati University”的字样。走进去便来到正门前。这是一道红色的小门，上面以孟加拉文印着里边设立的一所大学的名称即Rabindra Bharati University。站在门口望去，全是红色的建筑物，左边和中间是泰戈尔生平展览的博物馆即他的家族生活起居之处，正前方有一尊前苏联政府赠送的泰戈尔塑像。我等到11点时，买到了参观券，五十卢比。解说员是一个孟加拉姑娘迪普西卡·巴纳吉小姐。她带着我参观了泰戈尔及其家族生前留下的所有生活痕迹。在她的英语解说中，我知道了哪里是泰戈尔父母住的地方，哪里是他妻子蒙纳丽尼的厨房，哪里是泰戈尔演戏排练的所在，哪里是他出生与仙逝合而为一的所在。让人叹息的是，泰戈尔祖上血脉传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竟然再无后嗣。这个博物馆和桑地尼克坦的纪念馆相比，具有更多的生活气息，令人感到亲切。我在观看泰戈尔与世界各国友人的合影时发现一个遗憾的事实：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的那张摄影是泰戈尔与西方朋友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情景，而他到日本和西方的访问则配有他与日本和西方朋友的合影。我当即找到副馆长，对她说，我是研究泰戈尔的中国学者，非常崇敬泰戈尔师尊。泰戈尔生前在中国与很多中国朋友合影，我的书中便有几幅。我希望他们能把那张照片换下来，换上一张泰戈尔与徐志摩、梁启超等人合影的照片。因为，今后肯定还有中国朋友来朝拜泰戈尔的，他们看到这样的照片一定很高兴，很亲切。副馆长答应了。下得楼来，我还到后面去参观了一番泰戈尔生前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地方。我还发现，博物馆里有一幅徐悲鸿先生给泰戈尔的画像，并且，在展出的关于泰戈尔作品的各国语言译本中，冰心先生的中文繁体字译本赫然在列，这多少补偿了我的一些失望。时间不早了，我回头看看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红色圣地，心中念叨着泰戈尔神圣的名字，恋恋不舍地往外走去，但还是一步三回头。因为，我不知道，人世沧桑，命运恍惚，今后什么时候才能重访约拿桑戈的圣地灵音。但我知道，在中国，我会在自己拍下的照片上不断地饕餮这段珍贵的幸福时光。因为，这是泰戈尔灵魂永远驻留的天堂。
次日，我在一位学习汉语的印度学生邵孟达的帮助下，买到了一套孟加拉文版的12卷本《泰戈尔全集》和其它几本泰戈尔作品。还买了一些自学孟加拉语课本。我又抱病勉力赶到邮局，将它们寄往中国。虽然花费上千元，但我觉得自己心中很塌实了。很多中国学者研究泰戈尔却不懂孟加拉文，这使其研究隔靴搔痒。我想如有可能，自己应该学一点原文，再来研究泰戈尔，这样才对得起泰戈尔这一伟人。
以后的8月18 日，我再次来到加尔各答。此行的目的是访问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行程匆忙，我只到原先住过的大佛教协会旁边书店买了一本泰戈尔书信集，就匆匆结束了第二次加尔各答之旅，赶往南方的班加罗尔。这次的加尔各答之行让我记住了一句话。访问印度七十岁的比较文学元老、前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副主席阿米亚·德维（Amiya Dev）先生时，我问这位到过北京大学的印度著名学者，他们比较文学系与中国的大学相关机构有否学术交流时，他答道，没有，我们没有兴趣，中国方面也没有兴趣。顿时，我觉得心中不是滋味。泰戈尔是印度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他的世界眼光呼唤着中印接近、东西交流，二十一世纪里，中印学者间理应增加交流往来，而不是相反。我们两国学者应该为此三思。
一年后的今天，我站在从印度收集的大量关于泰戈尔的书籍资料前沉思。我的面前放着一封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那济世先生一个月前写来的信。他告诉我，四川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寄给他们的中文报纸《比较文学报》对于增加中印两国学者的互相理解非常有益。他还邀请我，下次访问印度时，一定去国际大学与他们进行学术讨论。而阿维吉特一直在我回国后与我保持电子邮件往来。他几个月前告诉我，国际大学终于又有了一位中文外教王刚。于是，我的思绪老是飞到国际大学，我知道，我的心已经留在了那里。泰戈尔1924年离开中国时，友人问他，你落下什么东西没有，诗人深情而幽默地回答说，没有，只是我的心落下了。我与泰戈尔师尊的心互相落在了对方的国度里，这难道不是跨文化对话的魅力所在吗？这难道不是中国人追寻泰戈尔足迹的最佳方式吗？
二、印度古鲁米什拉先生
没去印度之前，我以为自己申请留学德里大学或尼赫鲁大学会得到印度方面的批准。谁知，后来我与其它五位中国同伴一起，被派往印度最西边的甘地故乡、古吉拉特邦的萨达尔·巴特尔大学（Sardar Patel University）。该校以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萨达尔·巴特尔的名字命名，是印度第一所建在乡村的大学。1955年建立。我们大家都深深失望。但事已至此，我们只得于10月29日坐火车赶到目的地。
10月30日，被分到该校英语系的我，与系主任米什拉先生（Dayashanker Mishra）进行了第一次交谈。米什拉先生当时58岁，是来自于北方邦圣城瓦纳腊西的婆罗门。他英梵双修，自幼熟读吠陀，后来对印度哲学非常感兴趣，博士论文研究奥罗宾多的诗歌与美学关系。他是该系博士生导师之一。米什拉先生具有典型的学者风度，常常是不威自严，但在该校深孚众望，负责整个学校人文社科部的日常事务管理。在我们第一次谈话中，因为我对印度英语不适应，他有时就把自己的话写在纸上让我理解。他让我把自己的进修计划写给他看。
11月5日上午10点，我带着进修计划再次去面见米什拉先生。我准备主修梵语诗学，兼修比较文学、印度英语文学和中印文化交流。我还与他谈起奥罗宾多的话题和我在中国研究泰戈尔并出版相关专著的情况。他告诉我，梵语系导师们可以教我梵语和梵语诗学，他则与我谈论奥罗宾多、泰戈尔等有关印度英语文学的话题。次日，我再去见他时，他把从家里带来的一大卷泰戈尔英文作品选借给我，嘱咐我阅读后与他交换观点。听说我们不适应印度饭菜，米什拉先生关切地告诉我，慢慢就适应了。他说，当年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留学时，也曾经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困难，但最后都克服了。这些话让我安心了许多。
11月9日，我与米什拉先生开始正式的学术讨论。我先引出泰戈尔的发展观。米什拉先生认为，东方并没有西方所谓的不发达状况，如印度在许多方面还是西方的学习榜样。他对西方轻视东方文学非常不平。他对奈保尔和拉什迪等作家描写印度表示深深的不满，斥之为“新殖民主义”。在他看来，奈保尔等人只是浮光掠影地描写印度，非常肤浅。他们作品的阅读对象是西方人，他们必须不同程度地迎合西方，如奈保尔使用“黑暗地带”或“受伤的文明”来形容印度便是此意。米什拉先生告诉我，多年前，拉什迪来过该校，他曾当面问他，你为何不写一本关于英国或美国的小说？拉什迪无言以答。他认为，拉什迪等人是在商业性的推销印度（market India）。
此后的几次讨论课，我将业师曹顺庆先生提倡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和汉语批评在中国屡受抨击的情况告诉他，出乎意料的是，米什拉先生告诉我，印度以前也有过这番类似的争论。中国学者提倡以自己的文论标准进行文学批评，这也是印度学者正在做的事情。他告诉我，每一文学乃是其文化的独特产物。希腊文化接受死亡概念，但印度文化并非如此。再生（Samasara）是印度重要的文化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等推崇悲剧，认为悲剧最美。因此，西方认为印度缺少悲剧。这是用西方的文论标准来衡量印度的文学。西方还认为，印度梵语诗学缺少体系，而他们不乏体系。他在美国和加拿大时曾质问西方学者：究竟为什么印度应该有悲剧？西方文学为什么没有印度的艳情味（srngara）？梵语诗学为什么必须拥有西方意义上的体系？他认为，如果以梵语诗学标准来衡量，西方文学没有味（rasa）。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势，西方文论风行当今世界可以理解。中印学者如果将自己的文论成功地运用于西方文学批评之中，那么可以自豪地说，从此我们在文化意义上是独立了。米什拉先生深信，由于政治等复杂原因，中印学者还没有完全走到一起来。如果我们走到一起来，这将改变世界文论的格局。
米什拉先生还语重心长、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中国学者提倡以中国文论为工具来评价西方文学，这是对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必须进行自身的现代转化。印度梵语诗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还点拨我说，学习梵语诗学也好，学习中国文论也好，重要的是将其运用于文本批评之中。理论如不运用则无意义。
听了米什拉先生的这一席话，我感触颇深。我深信这一趟古吉拉特学术之旅是赚了。几个月后，我将我们之间的谈话整理后发回中国，希望能够刊登出来，让中国学者了解印度学者的最新动态。
12月里，我的梵语学习遇到了困难，原因是，教我梵语诗学的老师因为要教另外一个中国女学者佛经，不能再教我了。我向米什拉先生说明，他非常爽快地答应教我。因为，他的专长便是西方文论和梵语诗学。教我梵语语法的巴特尔先生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身体是英语，但他的灵魂是梵语。”（His body is English but his Atman, or soul is Sanskrit.）从此，他就开始教我阅读简单的梵语课文。我先是找到一本印度学者编写的梵语教材。米什拉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课是关于象头神的传说，第二课是印度大神克利希那的出生和幼年的故事。后来他又给我讲解跋娑的戏剧和《薄伽梵歌》等经典片段，他还让另一个教授教我《罗摩衍那》开篇部分猎人射杀一对鸟的片段。梵语句子中出现的连声规则是中国学生感到最难的地方。他非常耐心的讲解使我觉得连声并不可怕。先生还在每一讲之前，给我讲述相关的背景文化知识，这一深入浅出的教法让人受益匪浅。
12月30日，英语系要招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主题是“族群、语言与文学再现”，涉及英语、印地语和古吉拉特语三种文学。米什拉先生让我也准备一份论文，介绍一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状况。我遵命而行。我的发言在会上引起注意。因为，这些主要来自古吉拉特各个大学英语系的学者，很少有机会与中国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我的信息使他们感到非常新鲜。在这次会上，我还认识了尼赫鲁大学前任副校长、退休英语教授卡布尔（Kapil Kapoor）先生。
2005年到来了。新的一年学习生活开始了。我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还找到印地语系教授夏尔玛先生教我印地语。米什拉先生提醒我说，不能分心过多，因为梵语对印度学生来说也是很难学的。我及时终止了印地语学习，虽然留下了遗憾，但现在想来，先生的主意是对的。先生看到我竭尽所能地收集梵语诗学等方面的资料，就及时提醒我，注意收集梵英同刊的那种版本，以利我今后回国自学。先生见我找不到印度当代作家维克拉姆·赛思（Vikram Seth）写中国的游记和诗歌，就叫人买来借给我阅读。他知道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后，就把他的一个博士生关于奈保尔与印度关系的新著借给我参考。他还将一个印度学者当年出版的、用梵语诗学曲语论原理分析阐释西方文学的著作借给我先睹为快。后来我访问印度各个大学相关院系和图书馆，先生都尽量给我开介绍信，让他的所有朋友照顾我，这使我的访学进展非常顺利。
从5月份开始，我请求先生开始教我梵语诗学原著《诗探》（Kavyamimamsa）里的重要一章即“诗原人的诞生”。他答应了。毕竟不是专业的梵语教授，先生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为我备课。有次上课时他幽默地对我说：“尹，你已经把我变成梵语教授了！”他讲授《诗探》时还是遵从给我讲授课文时的习惯，先给我解释相关的宗教文化知识，然后再进行文本阐释。诗学家王顶将“诗原人”的诞生写得极富深意，而先生深厚的梵学功底将这些精髓逐一破译。例如，他告诉我，其中一段来自于《犁俱吠陀》，而“Kamadhenu”是传说里的如意神牛。我不知道中国大学的英语系主任有几人能够同样完美地破解我们古老的《诗经》或无价之宝《文心雕龙》？这一部分讲解完毕后，我请求他教我《曲语生命论》(Vakroktijivitam)的第一章。他应允了。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诗学名著，过去不受一般的梵语诗学家重视，但因其体系完善，非常富于文学批评的实践价值，当代印度学者多运用它来阐释东西方文本。先生一次给我教四到五颂。我每天回到宿舍将它们背诵下来，次日再背给先生，他非常满意。尽管我的梵语发音绝对成问题。因为米什拉先生负责管理整个人文社科大楼，很多教职员都来找他办事，但他一般都不会推辞给我授课。有时，讲到兴起，他让别人先等在那里：“请等一下，现在我还在给中国学生上课。”为此我非常感激。整个大楼只有米什拉先生这里有空调，我能在凉爽无比的环境中学习，真是幸福。在学习期间，我也会用我在中国时记住的《文心雕龙》里的名句与梵语诗学原理相印证，这时，先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说，他很遗憾，自己不懂中文。因为，我们都发现，中印诗学的确存在许多相似点，但也有一些差异。有时候，我将自学的《诗光》 (Kavyaprakasa)和《舞论》(Natyasastra)片段拿去请教，先生也随时给我排解疑难。这使我的学习顺利了许多。总之，在那几个月中，虽然外有炎热高温之苦，内有思念祖国与家人之痛，但我感觉灵魂是愉悦欢欣的。象头神、克利希那、《薄伽梵歌》、《罗摩衍那》和梵语诗学中蕴涵的东方之美让我这个中国学子时时感受到体梵验“味”的极乐。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克利希那神圣的笛子（Murali）一响，众多的牧牛女（Gopi）会不约而同地奔向这位梵的化身那里“幽会”。这时，我更明白，印度家喻户晓的中国高僧玄奘为什么要说“佛兴西方，法流东国。”
6月份，米什拉先生去南印度的本地治里度假二十天。回来时，他给我赠送一本买自那里的书即奥罗宾多的《印度文艺复兴和印度文化论文集》（The Renaissance in India and Other Essays on Indian Culture）。他在扉页上写下奥罗宾多的话：“All can be done if the God touch is there.”（神佑在，诸事遂。）“Presented to Dear Yin, the enthusiastic and sincere Chinese student with love and affection by Dayashaker Mishra, Professor & Head of Department of English, Sardar Patei University, 24 June, 2005.”（满含爱意赠给亲爱的尹，一位热情真诚的中国学生。萨达尔·巴特尔大学英语系教授、主任达雅桑戈·米什拉，2005年6月24日。）这件无价之宝后来被我带回中国，现在一直立在我书柜的最显眼处，几乎每天我都要看上它一眼。看到它，我就想起米什拉先生慈祥而睿智的目光，催我上进，促我自律。
7月23日下午，我去米什拉先生办公室。先生把四川大学寄给他的几份中文版《比较文学报》给我看。原来，我们师生间的谈话《为什么印度应该有悲剧》已经在中国刊登出来了。我非常高兴，就将内容再次转译为英语，让先生核实印证。他始终保持微笑。最后他对在场的英语系教授们说，我很满意。中国学者将我们（我对他和卡布尔先生的两篇访谈录）的对话用一个专版发表，他们很重视我们的声音。我为这话而激动。最后，先生带上一份回家作为纪念品收藏。在此之前，业师曹顺庆先生还给米什拉先生寄来了他本人主编的英文杂志《比较文学：东方和西方》（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米什拉先生翻阅了全部文章，最后还写了一篇回应文章《论建立比较文学中印学派的可能性问题》叫我带回中国（该文后来在2006年4月30日的《比较文学报》上发表）。先生同时给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要支持你的导师曹教授。”我则对他说，我有一个梦想，希望看到他和我的中国导师聚集一堂，进行跨越喜马拉雅之后的中印诗学对话。他还向我询问曹师顺庆先生的学术简历，说想邀请他到印度来作学术访问，此事后来虽然因诸多复杂原因未能遂愿，但他与中国学者的心心相印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8月到 9月间，我有四十天时间在古吉拉特以外的北印、南印和西印进行学术访问和文化采风。等我9月19日早上回到古吉拉特时，我在印度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要求先生给我讲解《曲生命语论》第三和第四章。他再次应允了。由于一位同伴突然出现病情，需要回国治疗，我们的行期提前了半个月。10月6日，我们必须离开古吉拉特到新德里准备回国。于是，10月1日和2日，本该是米什拉先生的休息日，他坚持给我讲解《曲语生命论》最后一章26颂。最后一堂课上，我用录音机录下了他给我上课的解说。我想把先生的声音保存在记忆的最深处。
讲解完毕后，我们师生间进行了最后一次庄重的跨文明对话，就印度比较文学发展、梵语诗学的当代运用、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等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该对话内容的中文已在2006年第19辑《跨文化对话》上刊登，英文已在《比较文学：东方和西方》2005年第7卷发表）。先生的睿智和健谈让我再次感动。例如，米什拉先生认为，过去10年里印度已经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但更多的中国文学优秀翻译本应该在印度求之即得。今天在印度可以搜寻到许多中国的新产品，但彼此间的文化交往却非常有限。因此，中国应该努力，使中国文学不只在德里和加尔各答，而在全印都可传播。同样道理，印度方面也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策略。他还说，他已经浏览了业师曹教授寄给他的所有英文刊物。他认为，曹教授正在从事的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艰苦工作。他让我转告业师曹先生，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这项事业。因为，这是当前世界比较文学的要求。真正的比较文学既要保持人类意识，又要兼顾中印社会的独特个案。最后，他请我转达他对曹教授的敬意。
10月6日上午，我赶去给米什拉先生做最后的道别。我没有别的礼物送他，就将年初中国大使馆赠送留学生的一卷中国挂历送给先生。他十分高兴地收下，并让人马上挂到醒目位置，那上面的中国画与汉字将伴随先生回忆我们之间的跨国忘年交。表达完对他的感激之情后，我走到先生面前，按照印度习惯，弯下腰去，给他行了一个触脚礼，说道：“米什拉先生，我要让您记住，从此我是您永远的中国学生！”先生在我背上无比慈祥地轻轻拍了一下，引用著名梵语戏剧《沙恭达罗》里的一个句子祝福我。大意是：“神保佑你！”当我再次转身走出先生为我教授梵语的这间办公室时，他的面容已经牢牢地雕刻在我的心间。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时深情地说，他的前身肯定是个中国人。我在这时想说，如果我有来生，肯定还给米什拉先生当弟子！
回国后，我马不停蹄地将与米什拉先生和其他印度学者的对话整理成中文或英文，并已经先后发表。米什拉先生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叮嘱我做博士论文阶段阅读和引用英语作品时要注意哪些事情。我在刚刚完成的博士论文里，以最后一章进行中国文论和梵语诗学阐释英语文学的实践，写作的过程中，常常感到那种在印度体梵验味的灵魂极乐。东方的古老诗学在解释西方作品时，散发出诱人的芳香，这只有欣赏并真正懂得它们的人才会有此享受！这时，我总是感激我的中国业师曹先生，也常常思念印度古鲁吉（Guruji，师尊）米什拉先生。
几个月前，我将《文心雕龙》的英译本复印好，给先生和其他印度学者寄了过去。四川大学的《比较文学报》和英文杂志《比较文学：东方和西方》也定期寄到印度学者手中。我相信，我们中印之间的学术对话才刚刚开始。向着喜马拉雅山的那边，我想问一声遥远而亲近的米什拉先生：印度古鲁，您可同意弟子的观点？还要多久，您才能踏上法显和玄奘的后人生活的伟大国度？
三、古吉拉特印象记
古吉拉特与马哈拉斯特拉邦一样，是印度最富裕的邦之一。我们所在的学校与该邦最大城市阿哈麦达巴德相隔一个小时火车的距离。初来乍到，我们与当地居民都互相感到新鲜极了。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是到这里来的第一批中国人。他们有的人往往将我们误认为日本人。我们感到特别新鲜的第一件事是，这里到处都有所谓的“中国食物”和“中国饭馆”，其中最有特色、最常见的是所谓的“满洲里米饭”（Manchurian rice），有时还能在菜单中发现带有四川风味的名字如“潘尼四川辣椒”(Paneer Schezwan Chilly)或“四川蔬菜面”(Veg. Schezwan Noodles)等千奇百怪的东西。后来我在印度各地旅游时发现，中国食物是印度人的一种高级享受。但说实在的，那种“满洲里米饭”我一直吃不来，因为那是一种特别的米菜混做的饭，与中国饭是完全两码事。
我们学校所在地叫维迪亚拉加（Vidyanagar），译成汉语是“知识之城”。这个学校的布局不是很合理，校园很分散。但校园里绿树成荫，煞是好看。走在路上，只见松鼠在树下跑来跑去，一会儿又窜上树身。不时有成群的猴子在墙上跳来跳去，特别是母猴怀中抱着小猴子跳跃的敏捷令人称奇。有时，路边树稍的鸟叫特别有趣，让人不禁驻足倾听良久。最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晨读。每天，天刚朦胧，我便起床，到楼顶上背诵梵语语法规则和单词。我不光是学有所获，还心有所悟。慢慢地，太阳将害羞的脸悄悄地从树梢那边移上来，惊起的是林中千百只鸟儿，不停地叽叽喳喳，唱和着自然而原始的生命曲调。它们的歌声被我用录音机给录了下来。不一会儿，松鼠们也起床了，在枝叶间窜来窜去，有的还跑到我的脚边嬉戏。对面楼上有几只猴子十分敏捷地从这层跳到那层，表演着惊心动魄的跳跃杂技。有只猴子跑到一家餐馆的楼顶蓬布上方，伙计就拿出一些熟食招待它，猴子也不客气，以手抓住便往嘴里送。其它猴子了便一拥而上，伙计也煞是耐心，一只只招待它们。我看得目瞪口呆，印度人爱惜生灵，这时，我真正地信服了。我才明白，为什么路边那些松鼠之类的小精灵没有人去招惹。这些自然生灵生活在印度，的确算是找对了家园或乐园。
印度的牛是印度、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动物。因为宗教传说的缘故，牛在印度教徒眼中视为神圣。一些印度学生告诉我：“牛是我们的第二个母亲。”（Cow is our second mother.）维迪亚那加的神牛们和印度各地的牛一样，也享受着这种至高无上的幸福。它们常常成群结队地走在大路上，公交车、自行车、人力三轮车见了他们都自动避让。它们则大摇大摆地接受这种神牛优先的“优惠政策”。我在国际大学附近就曾看见有人用两头牛拉干草车，在火车上也见过农民以牛耕地，与中国农村无异。不过，古吉拉特的牛基本上保持了神牛的尊严，很少有牛“沦落”到为人干活的地步。累了，神牛们就席地而站而卧，享受大树底下的阴凉。饿了，它们就去到处搜寻垃圾桶，翻检着可以吃的东西，或是干脆站在饭馆面前，等伙计来施舍它们。他们有的长得膘肥马壮，有的却是瘦骨嶙峋。一旦我看见这些神牛经过，便情不自禁地贴近它们抚摩一把，因为我小时就是骑在黄牛背上长大的呀！我对牛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很多次，我正在买菜，突然发现路边有牛走过，我会拿出新鲜的菜蔬招待这些异国的动物朋友。它们也不畏生，很快就消受了我的施舍，然后再晃晃悠悠漫步而去。有次，一头生病的黄牛卧在一家餐馆外边，以乞求的神色望着主人。人们在商量怎么将它弄走，有的则提议应该将它送到医院去医治一番。就在人们讨论来讨论去时，这头神牛却慢慢地咽气了，但它死时眼睛还是望着那家餐馆主人的。神牛的灵性至此，怎不叫人心疼爱怜。神牛有此灵性，又是拜印度人所赐。人牛之间，本有天差地别，但印度这片神奇的宗教土地将这些差异消弭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印度。
维迪亚那加只是因为这样一所大学即萨达尔·巴特尔大学而变得人丁兴旺。学校宿舍旁边便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克利希那神庙。当地人称为伊斯功神庙（Iskcon Mandir）。每天早晨便有悠扬的钟声和歌声传出，虔诚的印度教徒们每天的“早课”开始了。我曾经去过该庙几次。该庙是当地最豪华的建筑之一。庙内的系列壁画以非常鲜艳的色彩讲述着克利希那从小到大的成长故事。其中克利希那打翻牛奶的一幅生动逼真，最能使人感受到印度教人神之间的亲近无间。庙的正中是地板，正前方是一尊精美的克利希那神像，有几位穿黄衣的印度教出家人轮流侍奉。凡是有人进来拜神，先敲响门边的小铃，再进来匍匐在地，默默地对神心语。那种虔诚让我在旁边看了心生嫉妒。这似乎更增加了我下辈子一定在印度转世为人的念头。祈祷完毕，匍匐者退出，在门口一个器皿中蘸上一点圣水之类的东西放进嘴里品尝后，便悄然而去。那东西不能以是否卫生、只能以神圣二字来度量体味。
在我们的宿舍，进门处便是一尊印度智慧女神萨拉湿瓦蒂的精美塑像。女神手拨维拉琴，面容慈祥且带微笑，底座即她的脚边常常是不断敬献的鲜花，她的颈项常常戴上黄色的“麻腊”（Mala即鲜花串）。学生们一早起来都要到这里来向女神虔诚膜拜，平时经过也要触摸一下，然后再加诸自己的额头胸前，以示敬意。晚上还要点上明灯，供奉在女神前面。每天早上七点和晚上七点，都是敬神献祭（Puja）的时候。于是，广播里便传出男声或女生所唱的神歌。虽然我们听不懂古吉拉特语，但歌声中包含的虔诚和神圣却是不可质疑。我们是和印度学生住在一起的。这时，如果我们之中有谁在走路或说话，印度学生就会极不高兴地劝阻我们。有的中国同伴感到极不舒服。但是，转念一想，入乡随俗，人之常情。印度作家维克拉姆·赛思在南京大学留学时，也遇到不适应中国广播的类似情况。他在他的中国游记《自天池出发：穿越新疆西藏的旅行》中坦率地提到过这点。另外，和印度许多大学不同的是，萨达尔·巴特尔大学上午十点是学生下课休息的时间，这时喇叭里便会响起颂神的优美音乐。师生们这时全体静立颂神。在路上的也只能停在原地颂神。这时，我往往不敢乱动，呆在原地，乐得利用这段音乐来陶冶自己的无神情操，幻想自己也能凭借音乐的神圣魔力增加一点宗教虔诚心。有时，正巧米什拉先生或巴特尔先生正在给我讲解梵语诗学或语法规则，他们会在音乐响起的瞬间对我说，咱们停一下吧。然后先生们就开始默想神恩。偶尔遇到米什拉先生讲到兴起，竟然忘记音乐对他的重要性，我就会及时提醒他。在这般神圣的音乐中，我觉得自己的心开始被神圣起来。此时，我暂时放弃了自己的中国价值观，尝试以印度方式进入异质文化空间。因为，在我心中，泰戈尔不时地提醒着，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世界文化的大观园因为这无数种文化的生态平衡而显得多姿多彩。
印度节日之多，完全堪称世界之最。该校巴伊卡卡图书馆拉麦西·乔汉先生有次对我说，我们印度人有大量的节日。的确如此。我在维迪亚那加便看到了不少的节日，后来在国际大学、在马德拉斯、在孟买等地也见识了不少的节日活动。
印度人用众多的节日来抒发内心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是一般中国人无法想象得到的。我们刚去不久，便是印度最重要的节日灯节（Devali）。那些日子，每天晚上爆竹砰砰作响，我还以为回到了中国的除夕之夜。学校为此放假二十天左右。2005年1月14日，是古吉拉特的风筝节，学校放假三天。那天，我爬上楼顶看书，却意外地发现对面楼上的男女老少，全都在放风筝。大街小巷都是手拿风筝的人们在走动。不算毒辣的1月阳光恰好助长了印度人的风筝热。我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印度人全民皆风筝。大家都在楼顶上放风筝。天空一片风筝的颜色，煞是好看。中国呢，则少有这样的珍视传统。即使在农村也少见这样的场面，除了有时玩玩龙灯。印度人将节日与传统文化结合得很好。”此后，我还见证了霍利节即洒红节。印度人在这一天将脸上或全身互相涂满红红绿绿的颜色。然后再拿上彩粉，四处走动，逢人就洒就涂。大家一片喜气洋洋。宿舍管理员布拉文先生是个老经验，劝阻我别出去。但是，好奇的我还是走出来到处看了一圈。等我快回到宿舍门口时，几个女学生蜂拥而上，想将我的脸上涂满色彩，吓得我赶忙跑进了门里。但是，仍然有彩粉从后面飞到我的衣服的脑袋上。平时这些女生如果遇到我们问路，都会羞涩得不敢答问，今天竟然疯狂开放到这种程度，可见霍利节的热烈狂放。后来我还见证了与克利希那有关的一个盛大节日。那是万民聚集的盛大场面。克利希那和女友拉达的塑像坐在车上，任由人们参拜。盛会在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有许多警察前来维持秩序，预防恐怖主义袭击。我和来自北京的同伴陈湘元同去。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些来自意大利、美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的出家人。他们因为信奉印度教而来到印度，并披上黄衣。他们有的还会说汉语，原来他们有的人还来过中国。盛会的高潮在晚会的戏剧歌曲表演中。主要内容是表现克利希那及其它大神如梵天、湿婆等的宗教故事。演员基本上是由当地各个机构自愿者扮演，但表演水平很高。我特别关注两个年轻演员。下得场来，我找到后台，竟然发现，那两个演员一个叫哈里希，是英俊的六年级男学生，另外一个漂亮女孩芳名桑吉塔（Sangita），梵语中意为“音乐”，是十一年级学生。印度的节日为什么能达到万民同乐同舞的程度，原因不难在这两个小演员身上找到。中国以前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可是，多年来，娃娃们没有多少心思去踢足球，倒是乒乓球桌前挤满了小脑袋瓜，结果，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的秘诀也就有了答案。印度人潜移默化的宗教心也仿佛有个世世代代的“从娃娃抓起”运动，它保证了传统文化永远不会变质和贬值。再回想我们土家人世代流传的摆手舞，如欲保存之推广之，这一条“从娃娃抓起”的战略路线绝对不能丢掉。否则，我们会不断地遭遇自己节日却被他人“申遗”成功的黑色幽默。
在维迪亚那加，我还见识了许多次大路上迎娶往嫁的热闹场面。那些男女老少齐上阵、鼓乐歌舞动地来的情景让人十分眼热。那些新娘子没有中国新娘的哭嫁程序，这是特别的一点。看到这些充满生命活力的节日和娶嫁场景，我在纳闷，印度后裔英国作家奈保尔为什么要说，印度文明失去了活力，湿婆神停止了舞蹈。实际上，湿婆神的舞蹈正时时刻刻舞在印度人的心中，千秋万代也不会停止。
2005年6月1日，是世界各地儿童的节日。应我的梵语语法老师巴特尔先生邀请，我带上501卢比（古吉拉特人喜欢数字1），去为他进新房贺喜。朋友告诉我，一般人只送25或35个卢比，我觉得那太少了，不足以表达我对老师的敬意。这是我在印度参加的唯一一次民间传统活动。我在童年时见证过土家族建新居的隆重和热闹，印度的新居落成典礼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码事。巴特尔先生的新居是一个两层的楼房。我上午十点赶到那里时，见人们正往这里聚集。尽管这是印度最热的时候，但人们仍然打扮一新兴高采烈地顶着烈日而来，特别是女性客人仿佛是奔赴比美大会，一个比一个的莎丽漂亮。孩子们也穿戴一新，像小鸟似的飞来飞去。大家看见我这个老外拿着照相机不停地拍照，都非常意外且有几分惊奇。
巴特尔先生将我迎进门去，师母身着鲜艳的莎丽和众多同样打扮的女性客人正坐在底楼的房间里。人们将我的额头也涂上了蜡黄色，而师母额头上的一颗鲜红的吉祥痣格外注目。巴特尔先生让我坐在他的身旁，我趁机把装有礼金并写有我名字的礼袋送给了他。地上用砖砌着一个三层台阶似的火炉，里边的篝火燃得正旺。几位年轻的祭司正念叨有词，听上去是老师们教过我的一些传统梵语祝词。有些句子我非常熟悉。火在印度传统文化中是神圣的象征，在最古老的经典《梨俱吠陀》中，有位备受称赞的火神阿格尼（Agni），他是祭火的人格化。赞颂他的诗有二百多首，数量之多仅次于战神和雷神因陀罗(Indra)。在《梨俱吠陀》第一卷第一首的头三节就出现了对火神的赞美：“我赞美阿格尼祭司，神圣的祭祀执行者，咏歌者，财富赐予者……但愿仰仗他获得财富，兴旺发达，蒸蒸日上，英雄辈出，名声远扬。”古吉拉特人善于经营财富，他们对孟加拉邦的贫穷现象很有些不以为然。随着祭司们有节奏韵律的吟唱，巴特尔先生不停地往火里献上米、果蔬之类的东西，大意是祈求火神保佑他们一家财源滚滚。他面前的大小杯盘摆放着各种东西。后来，当盛有燃火的一个盘子在人们面前传来传去时，我也伸出手去，在圣火上象征地抚摩一把，再触摸一下额头和胸口，希望借此感受火神的圣恩普照。巴特尔先生本人是研究吠檀多哲学的博士，早年毕业于古吉拉特大学梵文系。他对于传统仪式的遵循使我感慨。咱们中国的大学教授如此这般的珍视传统者少矣。最使我惊讶的是，仪式进行到某个程序时，师母突然站起来，又弯腰给她的丈夫行触脚礼，巴特尔先生嘴里大约说着什么谦虚礼让之类的话，但其实他心里肯定非常高兴。尽管我不停地擦拭着脸上的汗水，内心中却感到一种清凉，因为我见识了真正的印度文化之一角。这时，我对印度少女们钟情杜巴达（围巾）、妇女们喜戴莎丽又加深了一层格外的理解。
再说说维迪亚那加的气候。古吉拉特是印度最热的地方之一。只有十二月到次年一月间，天气比较凉爽。四到六月间一般温度在四十度以上。除了上课，我很少敢出门，常常把门窗紧闭，呆在房间里看书学习，并不停地到水龙头下淋浴。除了感受炎热之外，我还和同伴感受了印度的雨季。维迪亚那加的雨季是从六月下旬开始。一直断断续续到八月初。雨季来临时，我们多数时候只得呆在房间里，不能上街，因为门前的路积了很深的水，最严重时有齐腰深的水，路过的小车很多都熄火了。不能出去买菜买米，只得付小费，让宿舍的保安甘奴和基督教徒阿拉泊西等人替我们去买。有次雨太大了，自来水和电也断了，我和老陈两人就接了一点天水，凑合着煮了碗面吃。我俩合计，要是水再往上涨，将我们宿舍淹没的话，我们就只能打电话到中国大使馆，让他们请求印度方面派直升机来接我们。幸运的是，后来没有走到这一步。并且，我们事后从《印度时报》上得知，邻近的阿南德、巴罗达、苏拉特和孟买等地发生了比这里更加严重的水灾，飞机停飞，火车停开，很多地方还出现了人员死亡的报告。这时，我最担忧的是那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躲过这一劫难。印度的雨季让人生畏。
接下来简单说说我的阿哈麦达巴德见闻。我是于2004年12月6日与一位中国留学生去的那里。一个小时后，火车将我们带到了当年甘地曾经留下深深足迹、现在是印度第七大城市、人口三百二十八万的阿哈麦达巴德。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到古吉拉特大学查询资料文献，实际上，几天之内，我们都大有收获。图书馆馆长和工作人员对第一次到这里来的中国学者都非常热情友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去的时候，图书馆正在检修，许多地方都没有电灯，只能黑灯瞎火地摸索。图书馆藏书丰富，但不知是翻检文献者少的缘故还是维护力度不够，书籍上布满了灰尘，找到一本理想的书，往往是满面尘垢。这和我在印度其他地方查阅资料有所不同。后来，我们还到附近一处印度学研究所搜寻资料。那是一个环境美丽的安静所在，房舍建筑也是异常的古朴典雅，里边有很多梵文书籍，条件相当不错。我在那里找到并复印了诗学名著《诗镜》（Kavyadarsa）的梵文版。
我们还访问了古吉拉特大学梵文系，与梵文教授潘迪亚（Vijay Pandya）博士进行了交谈。他详细询问了我们的研究兴趣，并安排他的一个女博士阿梅（Amee Joshi）给我们当向导。阿梅非常尽职，带我们去了书店、中国餐馆、莎丽店、服装店等地方。我的同伴陈教授（女士）问她关于印度青年的婚姻问题时，她也大方作答。阿梅是印度当代女青年中的佼佼者，她的言谈举止代表了印度青年积极的一面。阿梅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古吉拉特大学的梵语系目前有七位在读博士，一百多名硕士生和一千多本专科生。这个数字让我们瞠目结舌。阿梅告诉我，梵语系学生找工作不是特别的难，因为有很多职位如教育行业需要梵语人才。
古吉拉特大学的硬件建设似乎没有跟上。它的操场非常简陋，校园规划也没有统一的格调。但是，矗立在大学办公大楼附近的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建立的大钟楼似乎向我们提示了一些含混的信息。由于时间主要被消耗在图书馆里，我们未能进一步对阿哈麦达巴德这个历史名城进行文化采风，但街道两边林立的建筑物和店铺、街道上穿梭往来的小汽车、摩托车和机动三轮车（印度人叫奥托）等交通根据向客人目不暇接地展示了这个城市年轻的活力。假以时日，阿哈麦达巴德定会成为印度西部更加漂亮发达的一个中心城市。我期待着对它的下一次访问。
巴罗达(Baroda)是西方殖民者进入印度时期便已出名的一个城市，当地人叫它瓦多达拉（Vadodara），巴罗达是英国人的叫法。它是阿哈麦达巴德到新德里和孟买的必经之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站。巴罗达是印度第十六大城市，人口为一百一十二万。它与我所在大学附近的阿南德火车站只有区区半个小时的火车距离。
2005年4月11日，我去该地作了五天的文化采风。与加尔各答大学图书馆的冷漠刻板相比，被称为古吉拉特最好的大学即巴罗达著名的玛哈拉贾·萨亚吉瑙大学（Maharaja Sayajirao University, 当地人称M.S.大学）图书馆和学校客房部都给予我热情的接待。馆长舒克拉先生经过一番犹豫，破例允许我复印我在该馆搜寻到的许多珍贵资料。客房部经理以每天40卢比的低廉价格让我住下。图书馆一位名叫普拉卡沙的工作人员用他的摩托车载着我到处忙碌，后来还送我到该校最著名的“东方研究所”搜集资料。普拉卡沙在梵语中的意思是“光”，拥有这个名字的这位工作人员的确如黑暗中的光一般温暖着外国客人的心。
该大学学生人数众多，其中还有来自西藏的学生在此就读。主图书馆名为汉萨·梅塔图书馆。里边的阅览室坐满了自习的男女学生。我在图书馆里发现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同时，我还在附近的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找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如梵语诗学家伐摩那的名作、风格论的代表作《诗庄严经》的英译本、佛经《神通游戏》等。但由于该所昂贵无比的复印价格，我无比遗憾地放弃了复印《天譬喻经》和《妙华莲法经》等佛经的打算。该所与我在古吉拉特大学看到的印度学研究所相比，似乎名气更大。它曾经整理并在1992年同时出版了精校本《罗摩衍那》和梵语戏剧学名著《舞论》等许多著名的印度传统经典。该所收藏的佛经文献很丰富。该所所长瓦德卡先生还指导一个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女访问学者进行学术研究。该所订阅的期刊中，关于中国西藏的一种亦在其中，除此以外，也有研究日本、美国等国的杂志。
在收集并复印资料的间隙，我抽空去参观巴罗达的市容。我坐上“奥托”向市中心地带进发。来到一处湖边，只见一尊巨大的湿婆神像高高耸立在湖水中央，大神的左手拿着武器，面容平静地审视着周围的神庙和白色的建筑物。这位毁灭兼创造之神护佑着巴罗达这方神的土地。然后，奥托将我带到一处人声鼎沸的地方。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些很有气势的建筑物，多方打听才明白，那是英国殖民者在当地修建的法院，它们站在今天的巴罗达，深沉地讲述着过往的殖民风云。独自前行，便看见大街小巷挤满了购物的男女老少，妇女们各式鲜艳的莎丽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两边挂满了各种莎丽和服饰，还有无数货摊也在吸引人们的视线。一处卖神像的店铺将我吸引了过去，店里的墙壁上陈列着各种版画形式的神像，如湿婆夫妻、象头神、罗摩和悉多、神猴哈奴曼、迦利女神等，花花绿绿，煞是好看。我信步走进一家莎丽店。几个精神抖擞的小伙子迎上前来。鲜艳夺目的莎丽店里，没有一个姑娘看守，而全是由这些精干小伙负责，这是印度大部分地方约定俗成的规矩。它显示出印度社会中女性角色的定位现状。抛头露面还不是大部分女性的自觉选择，社会也还不能坦然地接受之。后来我又走进一处建造得富丽堂皇的湿婆神庙，看到许多家庭一起参拜湿婆大神。侧门边还有一处低矮的神庙，一个出家人正坐在里面修行。我还参观了街道旁边一处医院，里边光线不是很好。医生和人们在里边走来走去，我怕打扰他们，就赶快退了出来。只见一个设在路边的小神坛吸引着一波一波的人群。前边的一群人刚结束双手合十的参拜，后边的人又接续着同样的动作。他们脸上的虔诚丝毫不容置疑。这时有一头瘦骨嶙峋的母黄牛走来，有人便以手抚摩它的脊背，再加诸自己的额头，显示对神牛的尊敬。我不停地边走边看边拍照片，不觉已过了几个钟头，感到有些饿了，便去附近饭馆吃了午饭，再往回撤。
回到大学的宿舍里，碰见了一位美国的年轻女士。原来她就是在东方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伊丽莎白小姐。我们谈了许多。她介绍说该地有个当代理论研究中心，她常常去做客，邀请我也去。我答应了。当日下午，我和伊丽莎白两人坐上奥托，到了那里。那是一处以美国某个基金会资助而设立的研究机构，主任是印度学者卡尔。他曾经留学美国多年，英语非常棒，可不懂印地语。那天卡尔主讲后现代主义与艺术关系，伊丽莎白和另外几个印度女学者似乎很有兴致，可能是学习梵语诗学的缘故，我突然对这些西方的东西有些反感。想起路边那么多贫民窟里的贫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还在这里清谈风马牛不相及的后现代，我不禁有些恼火。但我是客人，我只得与他们虚与委蛇，将中国的一些后现代研究状况介绍给他们。告辞的时候，卡尔邀请我再去做客，我嘴上答应，心里却在拒绝。谁知道后来9月在浦那大学访问时，又见到了卡尔，他受浦那大学英语系的邀请主讲后殖民理论。他盛情邀请我去旁听，尽管我的博士论文与后殖民理论关系紧密，但我还是没去。曾经有次我给米什拉先生谈到卡尔，他的回答是：“那些西化分子最危险（Those people who are westernized are most dangerous）。”
4月16日，我坐着客车，经过一小时的颠簸，回到了萨达尔·巴特尔大学。巴罗达之行成为印度之行中的一段美好回忆。
5月20 日左右，业师曹顺庆先生托人转告，让我在印度写一篇有关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历史的文章。接到任务后，我便着手准备先后访问印度目前两个单独设立的比较文学系。其中，在古吉拉特邦苏拉特郊区的南古吉拉特大学比较文学系是印度历史上第二个比较文学系（我于8月18日访问的加尔各答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是第一个），因为其距离比较近的缘故，我便决定在7月份左右先去访问该系。
7月13日，当雨季的余威稍微停息下来，中断的铁路线被修复并恢复列车营运后，我便坐火车前去印度第十二大城市、人口为一百五十二万的苏拉特。一路上，只见雨季留下的惊心动魄的惨淡印记。最难忘的是铁路边一些树木上搭建了一些简陋的贫民窟，一些不晓世事的光屁股孩子见到火车路过他们身边，高兴地呼叫起来，还有的贫民窟里，大人和小孩衣裳破烂地睡在泥地上。我久久回味着这些场景，仿佛自己也置身其间。因为我想起了自己同样惨淡艰苦的童年。大约三个小时后，火车到达苏拉特。我又叫上一辆奥托，花了五十卢比，便到达郊区南古吉拉特大学的校门口。
我走进校门，径直奔向校园内的比较文学系。这是一个新校园，各种建筑几乎均是新建。到处是椰树成荫，绿草丛生，一派青春气息，象征着这个大学欣欣向荣的面貌。比较文学系终于到了，它在一栋白色建筑物的一楼。走进去，先见到两个女教授高利和达玛扬蒂，然后走进来的是系主任德赛先生（Asvin Desai）。米什拉先生和他是好朋友，他在本地治里度假时曾经给德赛先生介绍过我的来访计划。后者对我的来访表示热情的欢迎，并当即将我用摩托载到他的家里，让他的夫人给我弄米饭等东西吃。德赛先生不久前访问过中国，还曾到香港参加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他向我展示了刚从浙江杭州带来的题有鲁迅警句的纸扇和参观西安时买的一个仿制兵马俑。第七界印度比较文学年会刚刚在南古吉拉特大学举行，他将大会的一个纪念书包赠送给我，还给我有关大会的文件和一些相关的比较文学书籍，供我复印。饭后，德赛先生送我回到学校，他不辞辛苦地带我到处办理借书和复印手续。我在这个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书。我和德赛先生约好第二天上午见面谈谈比较文学相关问题。
次日，我和德赛先生及该系两位女教授一起讨论印度比较文学相关问题。由于此前中国比较文学界对印度的比较文学发展所知非常有限，我们连他们进行内部比较文学的关键词“比较印度文学”（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都没有介绍过来。因此，我与德赛先生在“比较印度文学”是否真正的比较文学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他为此有些情绪冲动，这非常出乎我的意料。看来，两国比较文学间的交往和了解缺乏深度和力度，这导致我们之间的误会。因为，德赛先生对于我们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倡导跨文化研究并不是很了解，对于中国学者的比较文学定义不熟悉，而我们对比较印度文学的性质功能的了解也不是特别清楚。误会归误会，德赛先生和其他两位女教授对我还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为此深表感激。
次日，我叫上奥托，去苏拉特城里兜风。首先我去了一家最好的书店，奇怪地发现，那里的店员是几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而一般的店里很少看见姑娘的身影。我买了几本印度各邦语言文字的书。出得店来，我在城里到处徒步转悠。苏拉特的街道多是由较为狭窄的小巷组成，店铺林立，各种商业活动非常繁忙。使我惊讶的是，这里有几个穆斯林居住区。那些从我身旁路过的穆斯林妇女或姑娘都一袭黑衣打扮，脸上罩着黑色的面纱，只留下两只亮晶晶的眼睛向外界警觉地探望着。她们中有的还抱着小孩，有的孩子也是如此打扮。返回南古吉拉特大学的途中，经过崭新的建筑群时，我发现，就在这些明显是民居的建筑物对面，是一字儿排开的贫民窟，全部用塑料袋或其它物体搭建而成，高度不过三尺。这种明显的对比使人对印度的贫困问题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它也提醒同样属于农业大国的中国必须注意自己的弱势群体。在我们自己拥有下岗失业人口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资格嘲笑印度的贫民窟的。我们只能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否则，我们就是“五十步笑百步”了。
回到我下榻的学校客舍，我与在那里打住的几个大学生以及房东一家人攀谈起来。这家房东是婆罗门种姓，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操持家务。她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结婚后生育三个子女，但因为受到丈夫的虐待，带上三个孩子住回了娘家。二女儿还没有婆家。三女儿叫恰娅，意思是“影子”。恰娅刚从南古吉拉特大学毕业，再过几个月就要下嫁了。她告诉我，男方要给她至少五万多卢比，她才能答应嫁给他。这倒是一桩新鲜事。谁都知道，印度实行嫁妆制，从来都是女方给男方嫁妆，现在恰娅将这个传统逆转了。不知道她是说的玩笑还是真话，反正这一晚上的谈话是别有风趣。我倒替恰娅的大姐发愁，带着三个孩子，今后的前程不知是顺还是不顺？
7月16日早上，我赶往苏拉特火车站。头天下午，德赛先生专门来跟我道别，与我拥抱在一起。我邀请他今后再次访问中国。他则说希望我下次来印度时再去他们那里。在火车站，我回想起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心中甚是欣喜。回到维迪亚那加后不久，我就写出了一篇文章《印度比较文学发展简史》。搁下笔时，我首想到的是德赛先生，不过，心里却是感激与歉疚并存。
四、德里之行
2005年3月8日，我在阿南德火车站登上了开往新德里的火车。此次新德里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去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搜集资料。因为我发现，我要搜集的关于中印文化交流和梵语诗学方面的书尚缺很多，我估计，新德里的图书馆可能会有一些收获。
火车于第二天凌晨3点到达德里火车站。清晨，我便赶往尼赫鲁大学，希望能住上他们大学的客房。到了语言学院外边，恰好碰上几个学习中文的印度学生，他们的名字叫马天佑、王天神、魏汉、查世杰。我估计他们地道的中文名是我认识的外教、在此教中文的武汉大学教授汪志阮先生所赐。他们告诉我，一会儿，印度老师迪帕克先生（B.R.Deepak）要来上中文课。我想，也许可以试一试，让迪帕克先生担保一下，看能否住进来。一会儿，身材健壮的迪帕克先生来了，他大约四十岁上下。我把我所在大学留学生中心开具的介绍信递给他看，他表示可以帮忙，但要等到下课。于是，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去旁听他的课。迪帕克先生上的是中文阅读课。他的普通话简直跟北京人没有什么区别。我非常惊讶。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妻子是北京人。下课时，他问我，该说故宫博物馆还是故宫博物院，是说“我对他的感激无法用语言来表示”还是“我对他的感激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的诚恳使我感动。迪帕克先生给我出具了担保信，并让马天佑和王天神两个学生陪同我去附近的印度大众传媒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办理入住手续。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印关系的书，一是2001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印关系》，二是2005年当年出版的《印度与中国（1904—2004）：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冲突》。后来我顺利地搜集到了这两本新书。这是印度目前研究中印政治和文化关系史最重要的两部作品。非常遗憾的是，在印度期间我始终没有机会与之对谈。
3月9日即我到达尼赫鲁大学并安顿下来的当天下午，我接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处管理留学生的孙心泉先生的电话，让我赶往中国大使馆开会。我当即赴会。中国大使馆坐落在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即被人们称为使馆区的地方，占地面积据说是中国驻外使馆中最大的。站在馆外望去，五星红旗飘扬在茂密的树林上方，繁枝茂叶间便是大使馆的正门。这里没有美国大使馆门前仿佛战地一般的层层堡垒护卫，只有一道岗放哨守望。进得门来，只见通往会议室的路上摆满了一排排整齐的鲜花，两边青春勃发的树木伸着阔大的枝桠绿叶欢迎着我们一群留学生的到来。等我进去时，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先生正在主持留学生会议。他刚从驻韩国大使任上转到印度方面，想了解情况，要求大家谈谈印度见闻和感想。云南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在尼赫鲁大学读经济学硕士的邓楠小姐谈了中印经济往来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毕伟小姐谈了在中央电视台增设印地语节目的建议，尼赫鲁大学中文外教汪志阮先生谈了印度现在四个大学开设中文系的一些基本情况，这给我后来访问各个中文系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信息。还有的留学生希望能增加在印度开设中餐馆的数量，让中国厨师过来大显身手。我也争取了一个发言机会。我呼吁大家多关心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并重视对印度地方的文化外交，而不是把眼光老是盯在新德里这个中心地带。孙玉玺先生在总结发言中透露，温家宝总理4月要来印度访问，我们正在酝酿中印青年互访活动，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即将访问印度。他还说，他在韩国办理中韩跨国婚姻手续时，必须让两国的年轻人排队，因为人数很多，而到了印度，却发现这里没有那么麻烦。因为中印跨国婚姻非常少。他还讲到，有的印度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问到他中国对于印度共产党活动的态度。这说明部分印度人政治态度的过于敏感。还有的印度朋友告诉他，再过若干年，中国的上海就会赶上印度经济中心城市孟买的发展水平。这显示了印度方面部分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散会后，我和汪志阮先生赶回了尼赫鲁大学。一路上，我了解到，当前在印度公费和自费留学的中国学生不超过一百人，而每年中印互换奖学金项目资助的二十五个左右名额，据说只有一半左右用完。很多人都怕印度的炎热，不敢申请来印。即使申请成功，半途放弃者并不罕见。对比起印度中文系的师生热切盼望来华，再对比中国学生蜂拥到欧洲美国乃至日本东南亚等地留学的热闹场面，我不禁心情异常沉重。作为一个梦想中印文化交流尽快良性互动起来的学者，我感到脚下的路还很长很长。
在印度大众传媒学院住下后，我先赶往尼赫鲁大学图书馆查询并复印资料。这里的图书馆配备了好几台电脑（印度其他大学图书馆能达到这一服务水平者较少），可以方便读者查询。几天工夫下来，我大有收获。来新德里之前，我就计划要访问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主任、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女学者邵葆丽(Sabaree Mitra)、鲁迅研究专家马尼克（Manik Bhattacharya）先生和谭中先生等。我给邵葆丽和马尼克两人都赠送了拙著。邵葆丽女士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她因为时间太紧，不能与我进行文化对谈，而谭中先生已经不在印度，现定居美国芝加哥，我无法聆听他的高见，这两件事情使我非常遗憾。值得庆幸的是，马尼克先生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愉快地答应了。
迄今为止，印度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以马尼克先生为最著名。他曾于1978年11月到1980年7月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后于1997年以研究鲁迅的论文《鲁迅作品中的原创性过程和革命性话语》而获得尼赫鲁大学博士学位。可以说，马尼克先生是当代印度研究鲁迅的第一人，也是世界汉学界鲁迅研究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曾以孟加拉语翻译了鲁迅小说《孔乙己》（1978）、以英语翻译了鲁迅杂文《文化偏至论》（2004），发表关于鲁迅的研究论文如《阿Q与国民性质疑》（1991）、《鲁迅的“人”的概念》（1995）、《一个作家的辉煌高度：我的鲁迅观》（1998）等。后来，马尼克先生把这些成果都复印下来交给了我。这对我回国后的研究帮助很大。第一手资料是一般严谨学者的首选。
3月13日上午，我准时到达马尼克先生家。他与妻子正在等我。他的妻子到过北京学习中文，现在是印度对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有个中文名字孟秋霞。他们夫妻俩都是孟加拉人，儿子外号“小太阳”，二十岁，非常英俊潇洒的一个小伙子，现在德里大学读书，但不会讲中文。马尼克先生的博士论文与鲁迅有关，而拙著有泰戈尔与鲁迅关系的一节。我们先就这个问题交换观点。马尼克先生认为，泰戈尔是印度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且对印度影响颇深，理解他不是简单的事情。泰戈尔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而鲁迅则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好的、积极的一面。他们之间有许多差异。马尼拉先生还认为，评价泰戈尔访华的反响不重要，他们作品中的思想分野才是需要关注的重要东西。马尼克先生顺便告诉笔者，他关于鲁迅的博士论文至今未能出版，而印度有出版社约他翻译两本中国浙江出版的桑树种植保护和丝绸纺织方面的书，很快此二书于2002、2003年先后由新德里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且稿酬不菲。他将那两本厚厚的英文译著递给我看。
马尼克先生还给我介绍尼赫鲁大学中文系教师的研究兴趣。除了他和邵葆丽、迪帕克三人外，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是：D.S.Rawat研究中国文学的翻译，Hemand K.Adlakha研究中国政治与文化，Priyadarsi Mukherji研究中国文化，Dayawanti女士研究巴金。马尼克先生告诉我，尼赫鲁大学每年招收大约25人学习汉语，三年获学士，再学两年获硕士学位。马尼克先生还告诉我，中国的发展成就受到大部分印度人称赞，印度应该向中国学习。中印应该加强互相而深入的了解。与古代玄奘来印时比较，现在的中印交往力度还不够。我则告诉他，印度方面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不能只限于现代和当代，应该有人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如中国儒家、道家哲学和《文心雕龙》等重要作品。这样，中印学者的对话才是全方位的。
时近中午，马尼克先生夫妻二人招待我到饭桌上吃中餐。这是一顿地道的中餐，我品尝的不光是地道的中国味，还有中印文化的亲和力。席间，马尼克先生告诉我，中国方面正邀请他们一家三口和其他一些印度学者访问中国三个月，出发时间大约在5月份左右。我则祝愿他们的中国之行愉快。
次日即14日下午1点，我按照米什拉先生的事前指点，找到了我上年在维迪亚那加认识的卡布尔先生的办公室。先生正在辅导韩国博士生，我稍微等了一会儿，就开始与他进行对话。自从来到印度，我发现一批印度学者不遗余力地提倡，用印度传统的文学理论来批评阐释西方和印度的文学作品。我已经看过卡布尔先生的两本书，即《文学理论：印度的概念框架》和《语言、语法及文学：一种印度视角》，他在书中就有类似见解。这一以东释西的文学评论趋向是目前中国学者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因此，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先生，今天我想与您进行一场世纪对话（dialogue of centuries）。”我问他，能否请他谈谈梵语诗学评价西方文学作品这一问题。
卡布尔也许没有料到我会带来这样一个让他意外并有些高兴的话题，他略为思索，就语言流畅、逻辑清晰地告诉我：“你知道，印度受到西方影响已经多年，印度教育体制已被西方取代，印度传统思想文化不受重视。印度人在心智上已成为西方的附庸。西方的成为理论，而印度的东西则变成论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印度已经停止思考，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依赖于西方，而失去了独立性。30年前，我决定教授梵语诗学理论、哲学，提倡运用印度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我认为，印度的必须成为理论，让西方的东西成为论据。如果我们能够独立地运用自己的诗学理论发言，而不再一味借重西方话语，那我的初衷便实现了。”
我告诉他，目前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提倡以中国文论为工具，阐释分析西方文学作品，但这一设想遭到了另一些学者的质疑或反对。卡布尔先生说，印度当初也是如此。当初我提倡用印度传统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时，也曾遭到猛烈抨击。现在，许多印度学者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开始在英语系教授梵语诗学，并用印度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作品。我又告诉他，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它以跨文明的文学比较为其基本特征。照我看来，中国学派亦可发展而为“中印学派”。待到“中印学派”发展成熟，我们可以将日本、韩国、阿拉伯世界的比较文学界沟通之，酝酿建立一个比较文学的“东方学派”，这一学派的最基本特征仍然是跨文明研究。卡布尔先生回答说，这个设想很有意思。东方地区的文学本质上有别于西方文学。东西方文化性质的差异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印度、中国、日本、韩国、阿拉伯世界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点。西方文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与东方文学相通约，但其差异性明显存在。
因为卡布尔先生的博士生正等着他辅导，我不敢再占用他过多的时间，就匆匆告辞。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分钟的访谈，但卡布尔先生的观点使我新里感到非常高兴。这说明，中印学者的确有很多东西是不自觉地想到了一起的。后来，5月6日，卡布尔先生再次去维迪亚那加讲学，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对话。我邀请他访问中国，他愉快地答应了，并告诉我，他老早就知道中国的老子、孔子、玄奘、法显等伟大名字。与马尼克和卡布尔二先生的中印对话，是我新德里之行收集资料以外的最大收获。
访问卡布尔先生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坐上奥托赶往德里大学。两个大学之间的奥托距离在一个小时左右。这几天，我因为不停地奔波于两个大学的图书馆之间，加之天气炎热，路途颠簸，身体非常疲乏。但我坚持在德里大学图书馆搜寻自己想要的资料，并有所发现。该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但查询手段落后，我很难找到要的资料。费尽周折，才有所收获。后来我还去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碰运气。东亚研究系的前身是1964年成立的中日研究系。东亚研究系图书馆的女馆员沙芭和另外一位年纪较大的男馆员给我提供了友好的帮助。我向他们赠送了拙著，他们则捧来了一大堆中印文化关系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迪帕克先生2005年出版的新著和谭中先生的几本著作。他们答应帮我复印。我随便看了一下他们的藏书，发现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不少，但新著尚需补充。然后，我去拜访东亚研究系主任拉玛拉克西米（V.Ramalakshmi）女士。她的专业是日语文学，她不懂中文，我们只得以英语来沟通。她想找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女学者来与我对话，但该学者正在开会，因此作罢。她给了我一本介绍该系的小册子。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该系十四个教师中，有八位研究和教学中国语言文学或历史政治，另外还有四个兼职研究人员研究中国问题。这说明，该系的中国研究和教学在印度也是处于优势地位。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走廊上一个印度学者问我是否中国学者，得到肯定答复后，便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来，请来我的屋子。”他就是兼职研究员沙尔马博士（R.N.Sharma）。我跟进他的办公室，他把几天前来这里访问过他的两位中国学者（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张力博士和广东湛江师范学院的尚劝余博士）的名片递给我看。我告诉他，张力先生就是我的硕士学位导师。尚博士也是我的熟人。沙尔马一会儿改用英语与我对谈。他拿起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原来这是他的新著，是研究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著作，这肯定是印度的第一本。可惜我忙中忘记写下书名。我请求他送我一本，他答应了，但是直到我回国，我都没有拿到他的书。沙尔马先生是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与我进行短暂对话的唯一一位印度中国问题专家。这是一个大遗憾。我没能进一步了解该系的中国研究历史和现状。
告别沙尔马先生返回尼赫鲁大学途中，我突然感到极不舒服。可能是病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挺住，就是死，也要死在中国。这趟学术之旅一定要坚持到底。当我经过中国大使馆门前时，望见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灿烂的晚霞中飘扬，心中顿时热浪翻滚，浑身有了无穷的力量。当天晚上，我睡在床上，冷得发抖，浑身是汗，我想，糟了！但是，次日醒来，我又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我庆幸自己少年时代天天上山砍柴练就的身体“底蕴”。于是，我又往来奔波于两大图书馆之间。
我在尼赫鲁大学的资料一百多本印完后，怎么搬运到我的住处，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几个学习中文的学生知道后，连忙跑来帮助我。其中，一个长相魁梧的叫“泰山”的小伙子汉语说得非常流利。他到过北京和上海。他可能是这群学生中的“孩子王”，大嗓门地喝叫和指挥着另外一些学习中文的印度学生，让他们把装有复印件的几个大纸箱抬到他的小车上。然后，我们坐上他的小车向我的住地进发。他把车发动起来，一边开车，一边指挥他的同伴用流利的汉语唱起可能是汪志阮先生教的中国歌曲来。第一首是《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第二首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场雪》。他们唱得那么深情庄重，且吐字清晰准确，使我惊讶万分且幸福无比。我在异国土地上的中国旋律中放飞思念的翅膀，飞到新疆和下起“二十世纪的第一场雪”的长城内外，大江两岸。这些歌声我没有能录下来，但是，它会永远永远地飘荡在我的心间，提醒我及每一个中国人，文化的魅力一定能够穿透中印之间的任何心灵壁垒，友谊的歌声定能跨越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将中印人民的心贴得紧紧。
德里有老德里和新德里之分，它们是两个毗邻的城市。尼赫鲁大学在新德里，而德里大学在老德里即德里。在德里的几天里，我有时也仔细地观察周围物事。印象中，尼赫鲁大学的自然生态保护是典范的。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绿树和盛开的鲜花，几幢教学楼掩映在绿色之中。学生们在校园里不时举行的政治集会显示了印度民主体制的一些特点。而德里大学北校园东亚研究系面前的一尊辨喜（Swami Vivekanand，印度近代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像则将德里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折射出来。德里大学一些建筑物上的文字雕刻则将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因缘记录了下来。这也体现出老德里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
对于新老德里的城市面貌，我没有时间去参观，但利用坐奥托在两个大学之间穿梭往来的时间，还是有所感悟。我曾经数次经过新德里那象征和纪念性质融为一体的印度门。它又叫印度战争纪念碑，是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无名战士而建，它是新德里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从我拍摄的一组照片来看，印度门气势宏伟，庄严肃穆，它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大草坪上，左边是一个人工湖泊，湖上游船若干缓缓赏景，湖泊的秀美、草地的宽阔和印度门周围的大树参天将印度门印衬出一种史诗般的交响乐气氛。在它身边，游人如织，有的还趟在草地上，仿佛在倾听印度门默默讲述的昨日传奇。
德里的红堡是印度历史风云的又一伟大见证。那暗红色的城墙、白色的穆斯林建筑群记录着独特的历史美。我数次经过红堡，有许多照片为证。不敢掠美，在此引用中国学者刘建先生在2000年第2期《南亚研究》上发表的游记文章《访印追记》中相关文字作一说明：“德里最引人注目的历史建筑当属红堡（Lal Qila）。这座用巨大的红砂岩构筑的城堡，在夕阳下发出暗红的光彩，显得分外的庄严和凝重。它是沙贾汉在1648年建成的。地址依然在亚穆纳河的西岸。其幅员约略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的城池……城门内的瓮城与中国古城中的瓮城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埋伏数百上千的甲兵。城池中已经没有流水。城墙的浑厚与古朴，给人的感觉不下于北京的故宫，只是红堡本身的规模要小得多……红堡是莫卧儿帝国昔日辉煌的象征，也是近古以来印度历史的见证。1947年8月15日，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拉合尔门上展开国旗，标志着古老的印度终于摆脱英国殖民者的长期统治而获得新生。”刘建先生将红堡的美和历史叙述得非常清楚。
在车上，我还幸运地得以一睹国会大厦的远景。还有一次，瞥见了1930年1月甘地率领信徒前往丹地海滨熬制食盐、掀起反击英国殖民统治的“文明不服从运动”的“食盐长征”雕像群。甘地和信徒们在公园的鲜花绿草中矗立着，但又保持了一种永远向前的历史姿态。对于我这个学习过印度现代历史的人来说，那浅浅而又深刻的一瞥意味深长。还需要提到的是在阿育王大饭店兑换卢比时，我曾经见到了一个挂有中国壁画的小房间。印度的中国风也毕竟是有的。我为此高兴。总之，新老德里值得观赏的地方绝对很多。
结束资料搜索任务后，3月17日上午，我到尼赫鲁大学附近一个邮局里，将自己这几天搜集的一百多公斤的复印件和购买的印度语言词典、泰戈尔英文全集（在著名的印度文学院即Sahitya Akademi购买的三卷本）等珍贵资料以海路方式（每5公斤147卢比）寄回中国。晚上，我赶到德里中央火车站，踏上了返程。这是一次沉甸甸的德里之行。
五、在恒河的天空下
一直在盘算，回国前夕去北印和南印巡游一番。因为，我觉得，没有北印和南印印象，一个比较完整的印度形象很难在脑海中形成。我的导师米什拉先生知道我的心思后，非常赞成，并对我说，尹，你一定得去我的家乡瓦腊纳西（Varanasi），那里有恒河(Ganges)。你不去看看恒河，就仿佛是别人访问你们中国没有参观你们的长城一样。于是，我将此次万里文化采风的首站选在了印度教徒视为圣城的北方邦的瓦腊纳西。
2005年8月11日夜10点半，米什拉先生的博士生、英语系教授德维先生预先安排的一个学生用摩托车将我送到了三公里外的阿南德火车站。印度比中国想象的要安全得多，我一个中国人坐在人烟稀少的印度小车站候车，丝毫没有畏惧。等到凌晨0点30分，火车来了。上了火车，长达四十多天的文化采风拉开了序幕。
天亮了。我来到车门边。此时火车正在靠近巴基斯坦的拉贾斯坦邦荒原上行驶。触目惊心的是遍地的荒凉贫瘠，突然想起有部电影（或小说）叫做《拉贾斯坦的新娘》，怀疑它的情节是不是很催泪的；又回忆起1998年在拉贾斯坦荒漠上举行的震惊世界的核试验，印度从此跨入核门槛。拉贾斯坦丛生疯长的野草、干涸的河流、贫瘠裂口的土地、烈日曝晒下的低房和路边顶着水罐的妇女，这一切的一切又使我回忆起我二十多年前的家乡。这是一种亲切而无奈、深沉而苍凉的人与自然的对话。一草一木总关情啊！在这样的时刻里，谁不为生命的卑微和苦难而扼腕叹息？拉贾斯坦，它的草木、它的贫瘠从此走进我不灭的记忆里。
下午到了。我正在座位上思索什么，突然间便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1652年莫卧儿帝国皇帝建成的泰姬陵（Taj Mahal）！刚到印度时，我和同伴们曾于2004年10月27日去阿格拉瞻仰过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她。中国长城也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原来我们的车已经到了阿格拉了。我瞥见了圣洁夺目、巧夺天工的泰姬陵的背影，她在波光粼粼的朱木拿河畔亭亭玉立，不远处浓郁的树木逐渐推移，遮挡了我贪婪的目光。我冲到门口，想再拍摄几张照片，但是只拍到她那伸出树梢的倩丽的头颅。而这就够了，我不应该有过多的遗憾。从中国文论话语“虚实相生”的原理来考虑，瞥见泰姬陵的秀发就完全能无止境地遐想联翩起她玲珑剔透的“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语）。
12日早上7点，火车到达瓦腊纳西。下得车来，先是为印度教风格特出的车站造型而诧异。它仿佛提示，乘客已经来到了最有传统印度教味道的城市。瓦腊纳西旧名迦尸（Kashi）和贝拿勒斯(Banaras)，它与马图拉（Mathura, 印度教大神克利希那诞生地）和阿约迪亚（Ayodhya, 印度教大神罗摩诞生地）等同属于印度教七大圣城之一，也是教育中心。它在公元6世纪时已经成为著名城市。有三所大学和十余所学院，居民以印度教徒为主。瓦腊纳西城内有庙宇1500座，著名的有湿婆庙、难近母庙、猴王哈奴曼庙等。每年来此地朝拜和沐浴者达200到300万人之多。根据古吉拉特邦阿哈麦达巴德市2001年出版的导游地图册来看，瓦腊纳西人口为102万，是印度目前第20大城市。
我叫上一辆奥托，车夫拉着我就走。我提议，先到著名的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Benares Hindu University,当地人都叫它BHU）找个住处。车夫就劝说我，此地就在恒河边上，何不先看恒河？我一听，有些道理。遂由他拉着我来到了附近的恒河。恒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端麓的冈戈里冰川，经过印度与孟加拉国境内，最终注入孟加拉湾，长约2700公里，为印度第一大河。奥托载着我，几分钟后就到了恒河河畔。这就是传说一般迷人的牵挂亿万印度教徒虔诚心的恒河吗？只见一条浩瀚无际的大河在朝阳初升时刻泛着亮色，河面泛起鱼鳞似的微波，极目远眺，有只渔船在水面上游荡。再看近处，河岸边一棵大树底下稀稀拉拉地站立着几个人，他们的面前，有人在卖黄色的麻腊（献祭的花）。河边也摆着几个卖麻腊的小铺，还有一群人围坐着，似乎是听一位老者在讲经说法，台阶上还坐了一些人。台阶上方是沿岸的建筑，其中醒目的庙宇庄严地耸立在大树后。然后，我的眼光就落在那些正准备下河沐浴、正准备上岸结束沐浴以及正在河中虔诚沐浴的男女老少身上。恒河的水浑浊不堪，带有一点泥土的颜色。但在这些沐浴的印度教徒看来，恒河的水是无比圣洁、不可亵渎的。刹那间，电光火石般，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恒河上的茅屋”这个出自梵语的短语。在梵语诗学韵论派（Dhvani Vad）的论述中，有关词的暗示功能最常举的例子是“恒河上的茅屋”这个短语。之所以采用“恒河上的茅屋”这一表述，是为了暗示茅屋濒临恒河这一宗教色彩浓厚之极的文化符号，因而清凉、圣洁。恒河从古到今为印度教徒心目中的圣河。不说“恒河岸上的茅屋清凉圣洁”，而说“恒河上的茅屋”，正是一般表述与诗歌表述的区别。现在，我眼前这些虔诚的印度教徒不将恒河的水视为它物，而视其为圣洁的符号和洗尽罪孽的载体，这似乎就是有宗教心和无宗教心者明显的区别。想到这一点，我就为这群沐浴者沐浴的幸福而嫉妒。见到我目不转睛的样子，车夫使劲地和岸边的游船老板怂恿我坐船到水上看一眼恒河的“众生沐浴图”。半个小时的观赏必须付150卢比。我坐了上去。在船上，我继续拍摄着沐浴者众生相。
然后，我结束了第一次恒河之游，去联系住处。奥托载着我来到BHU的大门前。它那宏伟的长方形大门上方，矗立着三个象征性的印度教庙宇造型。大门上以印地语写着“Kashi Hindu Visva Vidyalaya”（迦尸印度教大学即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进得门来，仿佛是走进一个红房绿树的大花园里。BHU的校园之美绝对是印度一流，它与外边街道上的拥挤混乱形成强烈反差。遗憾的是，我对BHU美景的欣赏还没有完成，就必须接受一个冷冰冰的事实。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没有通融的余地，他们不认可我所在大学留学生中心的介绍信，不给外国学者安排住宿。于是，我找到大学对面不远处的一家私人客舍（Aroma Guest House）住下。
客舍主人是位年过六十的退休工程师、婆罗门潘迪先生。他告诉我，他曾经到过德国、东欧，退休前在加尔各答做过事，后来就用资金在此买了两幢房子，开办旅舍业务。瓦腊纳西非常炎热，常常停电使客人感到非常恼火。有时，你正在午睡，突然，风扇就不转了。于是你便热得汗流浃背以致醒来。我在维迪亚那加遇到过几次类似的痛苦经历。但是，瓦腊纳西似乎是每天都有几次停电，一停则是几个小时。所以初来此地者感到非常痛苦。幸运的是，潘迪先生备有发电机，自己解决这个难题，这让我感到舒适了许多。
次日，热情的潘迪先生主动提出陪同我再去恒河沿岸赏景。于是，我们拿着雨伞上路了。这是雨季的最后挣扎，雨不算非常大。到了岸边，潘迪先生与船主理论一番，以非常便宜的价格租下一只简单的舢板船。我们开始了雨中赏河。随着船缓慢离开河岸，我又开始拍摄起来。随行的两个小伙计给我轮流打伞。这次我拍下了一些妇女和少女们沐浴的情景。她们和男人几近赤裸的沐浴相比，显然是“文明”和保守得多，大都是合衣入水沐浴。她们的身旁就是一些男性的沐浴者。我捧起一把圣洁的恒河水，发现它按照卫生的规定，的确有严重的受污染痕迹，浑浊的颜色和泥沙分明可辨。身着五颜六色的莎丽的妇女们就在这样的水中沐浴，享受恒河圣洁的“清凉”，那是心头的凉啊！一般的中国人谁能感受到那一境界？潘迪先生随着小船不断前移，充当起义务解说员或文化导游的角色。随着他的英语解说，我明白了，哪里是印度教建筑，哪里是耆那教建筑。沿岸的建筑几乎是一件件印度教文化的活化石。有的建筑所用材料和德里的红堡几乎并无二致，均为红色的砂岩。一眼扫过沿岸那些阴沉天空下黑压压的民居和置身其间的无数印度教庙宇，感到印度教的生命就蕴藏在这里。众多湿婆庙宇直插云霄的建筑式样象征了湿婆的林伽（生殖器）威力，还有两栋桥梁似的建筑主体上刻画了湿婆与另外一位大神，它们与浩浩荡荡的恒河一同护卫着印度人民的宗教之梦。这就是宗教的国度啊！我开始明白米什拉先生为什么要我来恒河的原因了。
恒河的水在印度教徒看来，能够使他们死时的灵魂得以安息，让他们洗尽今生的怨悔罪孽。因此，一般人死后，都要由亲属护送尸体到这里，先在水中浸泡，然后再以火葬处置。我们的船是逆向而行的。在途中，还几次，我想拍摄印度教徒的尸体被葬的情景，但是，随行的两个伙计认真地阻止了我，说不许拍摄，否则警察要罚款。终于，我们的船在一个正在举行繁忙火葬的码头停靠下来。潘迪先生和我弃船登岸。我看到许多人正在搬运一具尸体，准备到恒河里浸泡。高处一个平台上，有一些人正在做着什么神秘的事情。潘迪先生告诉我，那是正在给尸体做一些火葬前的技术处理。他还说，一般是由男性亲属护送尸体至此。我突然感到这里有种梵语诗学所谓的“恐怖味”，但这里的送葬者队伍却都是脸上写满了“平静味”。我没有听到那些站在在我附近的送葬者发出一声啼哭。而这种啼哭是中国人送别亲人时最常见的。对于印度教徒来说，生命的消失是新一轮诞生的开始，因此，印度人不喜欢西方作品中的弥漫的“厌恶味”和“恐惧味”甚至“悲悯味”。福斯特、奈保尔和拉什迪等人对于印度文明那种带有“厌恶味”和“恐惧味”的表述不受印度人欢迎，也就可以理解了。印度人的世界里只有生的循环，死是生的另外一种继续。难怪泰戈尔在他借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文诗集《吉檀迦利》第95首中写到：“因为我爱今生，我知道我也会一样地爱死亡。当母亲从婴儿口中拿开右乳的时候，他就啼哭，但他立刻又从左乳得到了安慰。” （冰心译文）。在生命的“右乳”必须由宇宙母亲拿开时，死亡的“左乳”立刻使人得以灵魂安静。死亡是一种解脱（Moksa）。现在，恒河岸边的送葬情景让我发现，我还在印度教世界的文化大门外徘徊。何时能得其门而入？
从狭窄的巷道中往上攀登，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瓦腊纳西城的街道上。这里店铺如同蜘蛛网，又仿佛是迷宫，你会轻易地陷入人声鼎沸的人群里。我心中充满了一种“奇异味”。潘迪先生带着我到处购物。我给夫人选了一瓶正宗的印度香水，自己也选了一瓶，只不过回国后一直没用过。我还买了一些印度教文化纪念品。然后就去一家小吃店午餐。潘迪先生让主人弄了许多我说不出名字的印度食品，记得多有对我胃口的甜食饼子之类的东西。我边吃边赞美印度小吃，潘迪先生很高兴。我说，下次来瓦腊纳西，你还带我来这里吃甜食吧，他说当然行。饭毕，我们来到街道上，准备回旅舍。
街道上意外的没有发现奥托和小车的身影，只有排着十几里“长蛇阵”的队伍。原来，今天是印度教一个重要节日，人们要去庙宇里领取圣食之类的东西。街道一边以篱笆隔成一个人工走廊，排队的男女老少均是手捧从恒河取来的圣水，虔诚地或站或蹲。他们中有的穿着杏黄衣裤，几位姑娘也身着米黄色莎丽或平常服饰。印度教徒崇尚黄色。有的人手上还捧着黄色的鲜花。潘迪先生告诉我，这些排队者一般要等上二十四个小时以上，晚上也只能席地而坐而睡了。他还说，他自己已经快变成一个无神论者了，尽管他胸口有根圣线表明自己的婆罗门身份，他也没有多大兴趣来排队了。看来，他早年的西方之行对他的文化心灵有所改造。不知道米什拉先生听说后会否反感？排队者看见我一个老外给他们照相，遂积极配合，对我的镜头报以友好的微笑，但没有夸张地做出各种“pose”（姿势）来。走了很远，才看到队伍的尽头。我再回头时，就想，他们这么虔诚，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上班效率、减少自己生意场上的利润呢？看来，我是不可救药地徘徊于印度教文化的大门外了。
终于找到一辆奥托，我们回到了旅舍。潘迪先生建议我第二天去看看瓦腊纳西西北处约二十公里外的中国佛寺（Chinese Temple）即著名的鹿野苑（Mrigadava）所在地。传说佛陀前世在此为鹿王，对人们作劝善训诫，故名。次日一早，我即乘奥托赶往那里。沿途风光无限，很值观赏。到了那里，只见正面一座标志性建筑，仿佛是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正门上的象征图案。通往里边的一条大路两旁种满椰树和其他植物。进入一个庙宇，一个出家人正在给盘腿打坐者讲经说法。四面墙壁上绘满各种色彩鲜艳的人物故事，都与佛教有关。前来参观拍照者络绎不绝。来到外边，看到有一排碑文，上有各种字体的雕刻文字，其中一块是汉字，标题为“转法轮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汉字。仿佛记得书写人是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有的碑文是梵语，有的可能是斯里兰卡的僧伽罗文字。再往右看，正中央便是一个华丽的大华盖，正下放坐着宣讲佛法者非佛陀莫属。相传佛陀释迦牟尼成道后，曾经在此首先传教，故又称“初转法轮处”。当地出售的旅游小册子叫“Budha Sabha”。眼前的佛陀披着暗红色的袈裟，左臂袒露在外，肤色为白，手势分明地端坐讲法，四大弟子极为虔诚地俯首恭听，其袈裟式样完全相同。前来参观者有印度的男女老少，也有印度邻国如斯里兰卡等地前来瞻仰佛陀者。其中，两位斯里兰卡中年妇女便告诉我，她们是随团前来拜佛的，她们是佛教徒。她们请求我以佛陀讲法为背景给她们照相，我照办了。在佛陀与四弟子的身边，坐满了白衣白裤的佛教徒，不知道是否都是斯里兰卡来此参拜佛陀者。他们中一半以上的是中年和老年妇女，有的合十朝拜，有的正襟危坐，聆听有人宣讲佛法。一口大钟悬挂在不远处。一丛黄色的花盛开在钟边，墙外是郁郁葱葱的绿树，有的将枝桠伸进来，打坐者于是免除了曝晒之苦。一边墙上的展窗里，陈列着一排排佛陀塑像。这里真的是一派佛陀的“清凉世界”。这里应该就是佛陀初转法轮的达麦克塔。据说，中国古代高僧玄奘和法显以及当代梵文专家金克木先生都先后跨越时空隧道，到此游历。离开这里我还去瞻仰了著名的阿育王石柱（小册子上叫Dhamikh Stupa）。这一高约十多米、重约几十吨的宗教性建筑宏伟地矗立在一块绿草地中央，四周有墙，将它与游客们分隔开来。如果缺乏相关背景知识，对于这一神圣建筑的感觉就只能是“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柳宗元《黔之驴》语）。这也是我当初看到它时有些目瞪口呆的真实感受。
从佛陀圣地出来后，我又去瞻仰了附近著名的中华佛寺。到了那里，首先见到的是一个招牌，上有“中华佛寺”几个亲切的汉字。入口处各有一个石柱，上方皆有一个黄白相间的法轮，左右石柱的下部皆有纪念文字，左边是英文，右边是汉字，书写者是谭云山先生。走进去是米黄色的建筑，上以琉璃瓦覆盖，门的两旁各有一个法轮。再往里走，仍是琉璃瓦建筑的一个开放式大厅，参观的人群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原来印度人对于中华佛寺也有如此这般的浓烈兴趣。这个大厅正中房檐下有一块匾，上书“皆大欢喜”几字，右边一块是“佛日增辉”，左边一块大约是“法轮初转”。不知是否为谭云山先生的题词。我在中华佛寺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几圈，舍不得离去。这是在异国土地上看到汉字，我怎不惊喜。
这一带据说还有许多国家的佛寺，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去看了日本佛寺。这是一种两层瓦房建筑。上面一层从正面望去，仿佛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又仿佛一把张开的雨伞。屋檐下是“日月山”三个大大的汉字，体现出日本风格建筑、汉字文化和佛教内容之三种文化的有机结合。走进去，看见许多非常有趣的佛教器物，其日本风格非常突出。
离开日本佛寺，我踏上归途。当晚，我去瓦腊纳西城里看了一场电影。比较老式的一种建筑，不太透风，比较热。我买的是楼上的座位。电影是从韩国引进的，语言是印地语。虽然看不太懂，但比没有看好。
8月15日是印度国庆日。这天人们兴高采烈，一派喜气洋洋。我上街到处转悠，但见大部分店门紧闭。印度的习惯是周末和节假日，商店一律营业休息，这当初让我很不适应，我纳闷这些印度人怎么就不想着趁机赚钱？后来我才明白，这些时间人们也很少出来，大多在家修身养性。但是，2005年8月15日的瓦腊纳西没有让我失望。我看到当日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讨论印度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还看到人们拿着三色国旗走来走去庆祝国庆。下午我还无意中看了一场盛大的印度教文化展览。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印度教庙宇，里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游览。我纳闷里边都有些什么好看的“西洋景”。于是，我走了进去。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印度教各种文化仪式的表演和宗教故事的宣传。大人牵着抱着小孩、男人陪着女人，都在不停地转悠。国庆日在这般浓烈的宗教氛围里显得格外热闹。那些眼花缭乱的宗教文化展览，有的是以机械或电子手段进行，其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象头神与他左右两边的妻子，在现代化的电子控制下，不停地摆出有趣的姿势。我发现，那些孩子们对这些漫画娱乐式的宗教展览最有兴致。印度人的宗教意识培养原来是如此复杂也如此简单。我算服了。这就是印度教典型的文化战略。在这样的国家，他们完全能够避免中国传统遗产被东亚邻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悲剧和闹剧。要是能让更多的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看看这样的场面，那才叫真正的过瘾！
在瓦腊纳西的日子里，我还让潘迪先生带领着逛了几次哈奴曼神猴庙。我们还一同去寻找著名的桥坎伯书局，那是以梵文出版物著名的书局。可惜没有找到，只在它的分店买了几本梵语词典和梵语诗学原著。在那里，我还发现属于印度古代性学的“世界名著”《欲经》（Kamasutra）之梵文本也在出售之列。印度人把它视为一种文化遗产来对待并阅读，其心态应该是健康的。逛书店的过程也是观察瓦腊纳西市容的绝佳时机。我发现，偶尔有一些西方男女和亚洲人坐着人力车在大街上兜风观光。这里的街道比较狭窄拥挤，和我见过的巴罗达街道的熙熙攘攘倒是有几分相似。两边都没有特别高大的摩天大楼，是一些比较平常的建筑。人们走来走去，将一种宗教和历史的韵味缓慢地阐释在脸上，在心间。这么说，瓦腊纳西的城市之美不在其建筑和车辆，而在于它那沧桑沉静的行进步伐中包孕着的深厚文化底蕴。只有透过瓦腊纳西人脸上的那种平静，透过恒河上空的乌云和河水的浑浊清凉，透过炎热阳光下永远青春的脚步和美丽飘逸的莎丽，我们才看得清瓦腊纳西的独特所在和美之所在。这与我们的长城用“The Great Wall”来翻译并未传达恰当的历史韵味道理相似。阅读瓦腊纳西这样一个印度教文化符号，阅读恒河里浑浊而清凉的水波，如同阅读长城背后中国人的辛酸血泪和苍凉的历史烟云。这种阅读需要游客的耐心和睿智，不然我们就会被瓦腊纳西的炎热与嘈杂所淹没，被长城砖块的单调呆板压弯了思索的腰。这是去年这个日子，我在印度那伟大而神圣的瓦腊纳西、和它平凡不起眼的石板街道上没有时间思考的问题。
在瓦腊纳西，我还参观了建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校园内著名的维斯瓦纳塔神庙。这是瓦腊纳西最豪华、宏伟、庄严的印度教寺庙，贻误的来形容绝对不会过分。站在校园很远的地方，就会看到它那高耸入云的塔尖召唤着印度教徒虔诚的朝拜心。走进一看，它是一种群塔似建筑，远处看到的是它最高的一个塔，它的前边还有几个小塔尖拱卫着它，仿佛是卫星守护着重要的一颗星。庙的主体是两层。我按照习惯，先把鞋子脱了，寄放在门边。然后徒步带上照相机，走进里面参观。底楼有很多神龛，供奉着一些大神，参拜的人们不断地涌进来。再看它的内部构造，堪称一奇。底楼两边是数根白色大理石立柱。楼顶中间部分没有天花板，与上面相望。人站在下面，望着上方，一种宏大庄严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在加尔各答看过基督教堂，那一种庄严与这一种印度教的庄严不可相提并论。怎么区分，可能还得印度教徒或基督教徒才能说得恰当。走上二楼，看见四壁上挂满印度教传说的版画，有单个大神画像，有教徒集会的场面，但多半都以印地语进行注释。但我发现湿婆的画像下边还增加了英语解说词，例如：“The wise call that One God by various names.”(多名之神的英明召唤)我拿着相机来到楼的边缘望下俯视来路，只见通往庙宇的路径坦直而开阔，但在两边遮天蔽日的森林衬托下，显得有些中国四合院的纵深和立体层次感。又转念一想，仿佛与李清照的宋词《临江仙》意境有些暗合：“庭院深深深几许。”总之，留在我记忆中的维斯瓦纳塔大神庙的确宏伟壮观。
8月16日上午，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开始上课了。我去拜访了英语系主任潘迪亚教授（Surya Nath Pandey）。他看了米什拉先生的介绍信后，介绍另外一个潘迪亚博士(Maya Shanker Pandey)来与我进行学术对话。我问他对于后殖民作家如奈保尔、拉什迪等人书写印度的看法，他的回答与米什拉先生有些相似但有明显的差异。他说，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只注重描写印度消极和模糊的一面。他们是在贩卖印度。在他们看来，印度充满所谓的异国风情。他们着力描写印度的贫穷和落后的嫁妆制等。这些英语作家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考量在他们眼中变为碎片式的印度。他们以内部矛盾、贫穷落后及模糊不定等话语彻底消解了印度的历史。这是典型的从西方角度写印度。潘迪亚博士告诉我，目前印度英语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的热点在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也研究具体论家如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我介绍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有关信息，他告诉我，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很重要。要做好比较文学研究，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远离西方。中国必须了解印度学界动向，印度学界也必须与中国互通信息。他还说：“我们对中国文学及中国学界的了解很不理想，我们正在改变这一状况，如我们的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of Advanced Studies）就意欲将中国文学研究囊括其中。”潘迪亚博士的话使我振奋。
与潘迪亚博士的谈话结束后，我又赶往中文系。系主任嘉玛希先生(Kamal Sheel)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他后来在自己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了《农民社会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书（Kamal Sheel, 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他与另外一位研究中国佛教的、中文名叫罗二虎(Lalji Shravak)的印度教授一起接待了我。嘉玛希先生告诉我，他们系一共四个中文老师，另外还有一个女教师阿蒂梯博士（Aditi Jha）研究中国妇女问题。她早年在尼赫鲁大学以研究鲁迅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还有一个女教师卡玛拉（Kamal K.Dutt）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嘉玛希先生曾于2004年12月访问过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和云南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他还送我一本他们学院编的杂志（Research Journal: Faculty of Arts,Vol.6 2000-2001, BHU,Varanas.）上面有他提到的阿蒂梯博士的文章《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妇女：意识的觉醒和反抗的形式》和卡玛拉女士的文章《民主诗歌：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诗歌和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我对嘉玛希和罗二虎先生的接待表示感谢，然后告辞。
经过潘迪亚博士等人的联系，我终于联系上了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梵语系退休教授、梵语诗学专家德维威迪先生(Rewa Prasad Dwivedi)。当天晚上，费劲周折，在德维威迪先生儿子、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梵语系教授梵语诗学的小德维威迪先生接应下，抵达了他的家。德维威迪先生是我在萨达尔·巴特尔大学梵语系的老师塔库尔先生介绍下才来拜访的。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的公子推开书房门，将我引荐给他时，老先生还在书桌前正襟危坐。他的背后是一排排书架，上面堆满了各种新老版本的梵文书。他是BHU也是印度目前最有影响的梵语诗学家之一。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费劲周折找到他、拜访他的缘故。
我向先生问好后，就开始向他提问。由于他的英语发音实在难以理解，他的儿子在旁边有时就当起了翻译。我说了王顶《诗探》中诗原人一句经典话的真实含义，他对我的理解表示赞同。梵语诗学的流派问题是历来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有的认为是5派，有的说是6派，有的说是8派，刚才我提到的塔库尔先生说有3派。我询问德维威迪先生的看法。他认为，梵语诗学分为两派足矣。一为庄严派(Alankara Vad)，一为韵论派(Dhvani Vad)。味论派可以归入庄严派，味可以视为一种庄严。味论不涉及语言问题，只涉及到心理学方面，与灵魂、情感等相关。可以说，至今人们错误地阐释了庄严，对其存在偏见。从8世纪开始，在优婆陀（Udbata）、楼陀罗托（Rudrata）和伐摩那（ Vamana）等人那里，味(Rasa)亦即庄严。味修饰诗歌，味带来诗美（Rasa beautifies the poetry; Rasa brings beauty to the poems.）。因此，他认为味即庄严。德维威迪先生的见解的确是别出机抒。他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不同，这可能是他之所以著名的原因之一。接着我问他对于“曲语”概念的理解，他说，“曲折”一词意味不同寻常（Vakra means not usual）。这个世界存在着两种叙述方式，直接的即自性表述（Svabhavokti）和间接的即曲语表达（Vakrokti）。我又问了他一个印度学者老是在纠缠的问题，什么是诗歌的灵魂？他回答说，味。味的本质是什么？是欢喜愉悦即Anand，用英语词汇表示，它是bliss或ultimate enjoyment，是一种super feeling。我们阅读诗歌产生味，获得欢喜、体验愉悦。庄严（Alankara）、风格(Riti)和诗德(Guna)这些都是达到愉悦境界的方式或手段。当读者活着时，他拥有灵魂（Atman）和精神，能体验味，当他离开人世，味之体验告一段落。因为诗歌与拥有灵魂的活人息息相关，灵魂不会远离活体。总之，味是诗歌的灵魂。塔库尔先生曾经告诉我，德维威迪先生一直认为，庄严即诗歌的灵魂。看来，德维威迪先生对其观点进行了某些重要而关键的修正。
当我问及他怎么评价印度学者用梵语诗学评价西方文学时，他告诉我，西方文论不是最好，它不具普世性。西方、特别是当代西方文论完全是情境性的，因此它仅具政治色彩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论。他承认，他曾经运用味论去评价西方作品。当他这样做时，他发现莎士比亚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说：“我有我的心智，你有你的头脑，但我们东西方所面对的诗歌却是同一的。我能用印度文论来评价它，你也可以用西方诗学来观照。我还用梵语翻译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发现，梵语版的莎士比亚作品更使人印象深刻，甚至超过其原作。梵语比英语更有穿透力、更为有效。”我这时插科打诨地说：“那也就说明，梵语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比英语更好。”
德维威迪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我还想告诉你，我曾经用梵语写过一部诗学论著即Kavyalamkarakarika（诗庄严论）, 2001年再版过。”我当即讨要一本，他的公子拿来了那本书，说给我八折优惠，我付了钱，请德维威迪先生签字，他拒绝了，说从来不给人家签字。他的确是一个别具一格、挺有个性的大学者。我们把话题又转到卡布尔先生身上。德维威迪先生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他曾经专程到瓦腊纳西来拜访请教我。不客气地说，我能与印度古代诗学家对话，而他不能。因为他是英语教授，在尼赫鲁大学，是德里学派，我是瓦腊纳西学派，我能。”先生这种掷地有声的语言显示了他与古人对话的非凡才气和强烈的文化自信。他又告诉我，目前印度梵语诗学研究的热点在庄严论，北印南印都是如此。他还说，他研究梵语诗学中的所有学派。他认为，味论是具有普世性的诗学理论，而韵论则用处不大，因其论述模糊不清。这种观点又使我一惊。
时候不早了，我必须告辞了，先生也必须休息了。我不忍心再占用他的宝贵时间。没有想到的是，德维威迪先生和他的公子、小德维威迪教授一起来到门边给我送行。老人颤巍巍地站在那里，在挥手道别的瞬间又说出最后一句发人深思的话：“If you study Sanskrit, you will have a free mind.（如果你学习梵语诗学，你将拥有一个自由的头脑。）”我坐着人力车回住处时，一路还在回味着刚才与德维威迪先生一番名副其实的、跨越喜马拉雅山的“世纪对话”。我的心中充满了恒河一般的清凉之感。这是心灵之间的中印对话，我敢肯定，我是就梵语诗学与老先生对话的第一个中国学者。我们也许都在心间相互惊讶，惊讶于提问者的虔诚认真，惊讶于答问者的睿智出新。我在心中祈祷印度教大神保佑德维威迪先生高寿，下次我去印度时能与他再续中印诗学对话篇。的确，瓦腊纳西就是瓦腊纳西，在恒河“清凉”的天空下，梵语诗学的智慧花朵开放得最为娇艳。
次日下午，我在火车站等候去加尔各答的火车时，碰到了几个漂亮得如同洋娃娃的日本女大学生。她们也在等候火车。我们谈起瓦腊纳西给人的激动，心中的感慨有些相似。好吧，再见了，恒河的清凉，再见了，潘迪先生和德维威迪先生！时间会记住你们这些热情而睿智的瓦腊纳西人！
六、南印度掠影
8月18日到达加尔各答进行学术访问。结束访问后，我于8月20日奔赴南方的著名软件城市、卡拉纳塔克邦(Karnataka)的首府班加罗尔（Bangalore）。8月21日早上，火车在穿越了奥里萨邦(Orissa)以后，沿着孟加拉湾海岸线由北向南行驶，已经进入了南印度幅员最广的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境内。这是真正的南国风情啊，只见成块成块的稻田正一派绿色，稻子正在抽穗，田埂上，是一排排舞姿各异、婀娜多情、仪态万千的椰子树。一眼望不尽的绿色。人家和农舍就在田地之间，在自然的朴素颜色之间羞怯而又憨厚地傻立着。火车整天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行驶，我大饱了眼福。这是到印度以来，我再次感受孟加拉原野一般的自然风情。印度语言的复杂性举世皆知。几乎每个邦都有自己的语言。每到一个站，我都要下去看看那里的文字，即该邦的泰卢固语（Telugu ）。中国目前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的刘建先生等极少数人认识这种语言。我看见泰卢固语的优美文字，心里异常兴奋。这次地理上的印度之行实际上也是一场语言上的印度之行。此后，我每到一个邦，都要欣赏站上的站牌，那上面有该邦文字。我还收集该邦的报纸，把它们带回了中国。这仿佛也是一种文化考古和语言采风。说实在的，南印度几个邦的文字非常漂亮，极具观赏价值。
与我同一车厢的是到班加罗尔读书的几个大学生。我们一路交谈着，也不觉得怎么疲劳。其中一个不太说话的姑娘肤色出奇地白且姿色出众，和一般印度女子的黑里透红区别明显。她的男伴告诉我，她的祖上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她则来自奥里萨邦。看来，印度人种的混杂的确名不虚传。旁边一个商人模样的小伙子不停地与同伴说英语聊天，与整个车厢的人几乎都用印度语言交谈形成鲜明对照。该男士后来与我搭讪，说自己到过宁波和上海，并说中国的华为公司和海尔公司都与他们公司有商业往来。这使我有些兴趣，我们就此谈了一番。
8月22日早上7点，火车到达班加罗尔。这是印度南方一个最好的避暑城市。一下火车，虽然感受到太阳的照射，但是它没有瓦腊纳西和加尔各答的阳光热情火辣。凉风吹在身上极为舒服，当然到了正午以后，气温还是够人受的。不过它到底没有北印和西印那么炽热。车夫带着我转悠了三个旅馆，都非常昂贵，要价均在700到2000卢比之间。昔日有人评点白居易时说：“长安居，不太易。”此处也可以套用之：“班城居，不太易。”这是因为班加罗尔的宜人气候和软件企业的国际知名度吧。最后，我选定了一家靠近火车站与汽车站的小旅馆，750卢比一晚。听人说，这里有直达历史名城、仍然属于卡拉纳塔克邦的城市迈索尔（Mysore）的长途汽车。我在以前学习印度历史时就知道，迈索尔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它因为近代历史上印度人抗击英国殖民者而特别出名。我马上改变行程计划，决定明日便去迈索尔采风，然后再作计议，而不是直接从这里直达位于东海岸孟加拉湾的泰米尔纳杜邦（Tamilnadu）首府马德拉斯（Madras）。于是，我去附近汽车站购买了次日早上8点30分到迈索尔的客车票。班加罗尔的汽车站气势非凡，是我在印度看到的最宏伟、最漂亮的一个。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辆辆崭新的大客车、一个个舒适的候车处，还有那飞跨车站上方的公路天桥，这一切使班加罗尔如一个美丽豪华且珠光宝气的女子，格外逗人喜欢且流连忘返。
回到旅舍稍微休息一下，我便坐上一辆公交车瞻仰市容。班加罗尔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城市。这里与其它印度城市一样，很少能瞥见上海和广州的高楼大厦。但是，这个城市的空气中传播着一种年轻而新鲜的气息。它的街道甚至也不像其它城市那么灰尘漫天，它的建筑有很多新建的痕迹。我坐着车来到了中国公司在班加罗尔聚居的地方，这里环境不错，似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想询问一下，到底哪里是中国公司所在地，但几次努力均未奏效，只得告退。然后，我搭上一辆公交车去郊外赏景，发现班加罗尔的外围也是如此迷人。许多地方正在大兴土木，看来，新一轮发展规划正在班加罗尔人的酝酿之中。突然想起，许多中国留学生申请赴印学习计算机技术就首选班加罗尔，而当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的第一站也选在班加罗尔，这难道不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吗：班加罗尔前途无量。
次日即8月23日早晨，告别年轻而又迷人的班加罗尔，我向西南方向的迈索尔进发。沿途几百里路程，我在一种轻松愉快的享受中度过。首先是窗外不断掠过的绿色田野，它们和我在拉贾斯坦、北方邦乃至西孟加拉邦看到的景色都有很大不同。我看到勤劳的农人们正在田地里忙乎开来。其次，让我动心的还有窗外不断掠过的各式椰子树和其他植物。它们满目青翠地站在沿途，给异国的客人送来一丝丝异样的开心和慰籍。我仿佛是在列队欢迎的人群中前行。另外，这辆豪华空调车上的电视里正在放映一部流行的电影，大意是一场有关跨越印巴国界和宗教界限的爱情悲剧。那是一种悲悯味的基调，但峰回路转又山穷水尽、到头来柳暗花明的奇异味烘托出一种艳情味，幸福地覆盖和掩埋了悲悯味。印度演员漂亮的演技、电影里动人的音乐和催泪的情节，熟悉而又陌生的漫天歌舞，使我这个异国观众不停地感动着。虽然电影语言是我不熟悉的印地语，但凭借人类共同的情感热线，我接通了印度导演心灵深处叙事魅力的艺术元素。电影结尾处，我不禁有些潸然泪下的感觉，但幸好快到迈索尔，我只得将幸福的泪收藏进记忆日历中。
迈索尔是个相对说来小得多的城市，但它比较干净且规划有序的街道、众多闻名于世的历史遗产使她成为南印度旅游城市中一个无可挑剔的“袖珍美女”。就连英国作家福斯特在《印度之行》里描写的马拉巴山洞，其与原型相关的宗教背景竟然可以间接地联系上迈索尔，更别说历史上轰轰烈烈的迈索尔抗英战争了。
首先我去火车站换好火车票，我决定当夜离开此地，坐长途汽车去南方城市即克拉拉邦（ Kerala）的首府特里万德琅（Trivandarum, 这是Thiruvananthapuram的简称）观光，从那里直奔马德拉斯，而不是回到班加罗尔再到马德拉斯。这样，我可以多看一些景点。车票搞定后，我迅即对迈索尔大学进行闪电式采风。在迈索尔大学漂亮而具有印度教建筑风格的行政办公大楼前，我拍下了几张照片。然后我赶往著名的迈索尔王宫赏景。迈索尔历史上曾经是穆斯林王朝的一个首都，它留下的宫殿非常庞大复杂。站在王宫外面，看到那些穆斯林风格的巨大建筑，我的视线仿佛穿越了历史。王宫附近，还有一些巨大的印度教庙宇，其中一个是“Sri Lakshmi Ramana Swami Temple”，整个庙宇的外部雕刻着一些精美的神像，非常有气势。我还看到一些西方游客爬上租来的大象，随着大象的走动不断地造势，不停地让人拍照。他们在东方世界常见的那种返老还童的滑稽景象很有意思。然后，我还参观了迈索尔一个非常著名的博物馆。在那里，我见识了不少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但最令我热血沸腾的是，我见到了迈索尔抗英战争的民族英雄提普苏丹（Tipu Sultan,1750-1799）使用的大炮原型。那沉重而锈迹斑斑的炮身和黑色阴森的炮口仿佛印度历史从过往烟云中走出来，亲切地与我握手，交给我一把回忆的钥匙，让我独自打开通往十八世纪战争悲剧的大门。莫卧儿帝国时期，发生过四次英国殖民者进攻迈索尔王国的迈索尔战争（1767—1769；1780—1784；1790—1792；1799年2月到5月）提普苏丹是迈索尔苏丹海达·阿里之子，他曾于第二次迈索尔战争期间在坦焦尔大败英军。1782年继位后，继续奉行乃父的抗英战略，与敌展开激战。1780年，迈索尔王国与马拉塔王国和海德拉巴王国结成三国反英同盟，后被英国人用计拆散。1799年5月5日，提普苏丹率领人民抗击攻入塞林加帕坦要塞的英军时，遭到内部奸细的出卖，战死沙场。迈索尔最终沦亡。英军采取的仍然是1757年在孟加拉地区普拉西战役收买内奸策应英军的卑劣做法。迈索尔宫廷历史学家也认为，提普苏丹与英军最后的决战不是败于战场，而是败于内奸集团的出卖。这是印度历史上数不胜数的类似悲剧中的一出。马克思曾经在他关于印度问题的论述中明确地提到这一点。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提普苏丹的大炮，想象他在战场上最后倒下的英雄姿势。他肯定不会轻易瞑目，因为他始终弄不明白，他的大炮为什么最后帮不了他，反而成为今天迈索尔博物馆里一段悲剧性传奇、一种历史“英勇味”和“悲悯味”的神圣源泉。
看罢博物馆，时间已经接近8月24日黄昏，我登上开往克拉拉邦特里苏（Thrissur）的长途汽车，连夜向西南方向进发。虽然有位印度乘客将我的座位占去了，我还是没有说什么，自己到后边找了个位置坐好。这是我第一次在印度坐夜间车，心中不禁有点发毛，但已经登车，也就不再去多想什么了。我们的汽车在崎岖的公路上盘旋，隔着车窗望去，隐约可见外边的森林田地，有时是村庄或灯火一闪而过。我渐渐地感到有些疲劳，想靠个地方合一合眼，但是，颠簸不止的汽车和座位设计的不理想是我的愿望往往落空。现在想来，我当时竟然已经抛弃了最后一点恐惧感，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其实联系到我读过的印度作家维克拉姆·赛思写的中国游记，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赛思在新疆西藏旅游吃尽苦头，但是，他所遇到的中国人对他都是热情相帮。因为他信任中国朋友。我也信任身边这些普通的印度乘客，凭着我在印度的数次旅游，我觉得印度人完全可以信任。他们对外国客人一般都非常热情。由于没有这层心理障碍，我虽然没和周围的印度乘客搭讪，但心里很塌实。平常我觉得在印度旅游，竟然要比在中国旅游更加安全。至少没有印度小偷光顾过我。在这种塌实的感觉中，我勉强地靠在座位上，竟轻轻浅浅地入睡了好几次。快要接近黎明时，我们的汽车到达了特里苏。稍微休息一段时间，我和另外一些客人登上开往目的地特里万德琅的大客车。
天已渐渐破晓，我们的车由北望南，从地图上看，几乎是沿着阿拉伯海与印度洋交汇处的海岸线向下行驶。借着微光，我看见了车外的野草和植物。这时，我的精神上来了。我再也没有合眼休息，一直目不转睛地饕餮着窗外渐行渐美的风景。随着天色大亮，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也是此次南印度采风最值得记忆的一段。我们的车一直在以大约20到30度左右的斜角向下开，我这一生中还从未坐过这么长时间的下行车。在这种倾角状态的行驶中，人的体验有些异样。总之是比较轻松的那种感觉。渐渐地，汽车仿佛驶进了树的世界中，四周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安静地等候我们的到来。一会儿，我们又仿佛在高山的纬度上，向着平原的海拔缓缓地降落。有时候，我们的车两旁也出现村庄集市，但没有北印度、西印度那种常见的荒凉贫瘠，相反是一派繁忙景象。还有的时候，汽车外出现一条蓝色的河流，河的两岸是椰子树舞蹈的韵律世界。同车的印度人没有谁像我这般投入，他们也不能理解我此时的心境：那是人与自然的庄子似的物我两忘啊！要是我再生能有选择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降生到克拉拉邦这些纬度不断降低的绿色世界里。太美了，不仅是自然万物，还有一种心情。汽车往低纬不断“降落”时，仿佛整个地球也在幸福中摇晃、在陶醉中诗意朦胧。这时，我是摇篮中童年而熟睡的梦者。此时才明白，昨夜的熬夜值得，没有选择坐火车也是明智。同时也在心中纳闷，那么多中国人钱包鼓胀后，一窝蜂地到西方旅游，没有谁想到来克拉拉下降线公路上来一番自然的饕餮、东方而诗意的自我缠绵。
中午过后，汽车终于到达克拉拉首府特里万德琅。奇怪的是，这个城市的街道也如汽车刚刚走过的下降线，很少有平坦的地方。我在一家旅馆住下后，用过餐，便去参观克拉拉有名的库瓦兰海滩（Kovalam Beach）。经过别人指点，我找到了上车的地方。车向海滩行驶时，我看见了克拉拉共产党的旗帜在某些地方鲜红地飘扬着。几十年前，克拉拉共产党曾经写就了印度当代历史的奇特一章，取得了该邦的执政权。但那只是昙花一现，而今这些断片只能在史书中寻找。克拉拉境内是椰子树的海洋。沿途就是椰子树的世界。车停下了。我心中突然激烈地跳动起来。我从没有见过大海，没想到，看海的梦想竟然就要在异国的印度洋身边兑现了。
往下走，先是看见椰子树，再是一些低矮的房屋并听见海水发出的欢笑声，最后便一眼看见了白色的浪花和蔚蓝的海水，这就是印度洋的边缘。我来到了印度洋的身边，实现了人生中又一个伟大而卑微的梦想。看海的梦想。我疾步走下海滩，像山村幼童突然走进了可望不可及的宇宙空间站，咚咚心跳地俯视那蔚蓝的星球即我们的地球家园。我站在柔软的沙滩上，任凭那任性而友善的海浪一波一波地向我热情万分地扑来，亲吻这双来自中国土家山寨的泥脚。我仿佛被海的浩淼和博大而触电，呆呆地立在那里半天也不动弹。我在海水质朴而原始的歌声中品尝着一种特殊的“艳情味”，一种视大海为情人的艳情味。我努力地收集着这种印度洋的艳情味，将它一把一把放进散文的口袋、一丝一丝织入诗歌的羽翼间。这是印度洋的惊涛拍岸，卷起的是散文的千堆雪、诗歌的万种情。站在沙滩旁，站在涛声里，直到印度洋被站成一个神奇的谜。这个时候，突然不恰当地想起柳永《雨霖铃》中的名句来：“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的婉约此时被我改装部件，变成一种豪放的情致。此处也是阿拉伯海最后与印度洋结合的地方，仿佛是为了欢呼这自然的“婚姻”，这里的海浪异常幸福地以它自己的语言抒情高歌，那是一种忘情的疼痛吧，我想。一波海浪推着一波海浪，一种伟力助长另一种伟力。近处是沙滩，稍远处是白色的巨龙一条缠绕着一条不断翻滚，再远处是星星点点的船影和海水构成的蓝色地平线。天空也是白色和蓝色的混合色。这是三维的立体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皆已不用区分辨析。它使人顿生“念天地之悠悠”（陈子昂）的感慨。要是这里上演悲剧，那也必然是惊天动地的悲悯味和史无前例的英勇味。这就是印度洋的伟大，这就是人类的渺小。我看着印度洋，感觉印度洋将我醍醐灌顶，听着海浪花将我使劲嘲笑。
我隔了很久，走向岸边一个小亭子里，坐下来再次欣赏这海天一线的绝佳风景。然后，我又走向岸边一块礁石，站在上面倾听海浪多情的诉说。我还走上旁边一个小岛，更近距离地观察那柔情而又野性的白浪翻滚。我以这些浪花、海滩 、小岛、礁石为背景，请人拍下了一张张照片。这就是我的印度洋记忆，隔着千年万里，它也会在中国的夜晚暗香频来。如果哪天邂逅这些印度洋的雪浪滔天，记忆的触角肯定会异常敏感，这正如古人所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信也。
专注于海的世界，竟然久久没有注意沿岸开设的店铺。那些掩映在椰子树中的店铺出售的多是纪念品。我看到一些西方人在期间逡巡。我也过去凑凑热闹，却发觉那些商品琳琅满目，但多数价格离谱。我看上了一个以椰子树干做成的小鼓，想买下带回中国给孩子做礼品。但价格想一只老虎横在我的面前。我泱泱地回去了。
下一个目标是走访附近的克拉拉大学。我在那里拍摄了校门和行政大楼。还发现了一个比较文学中心的招牌。经过向英语系教授打听，得知中心的负责人明天上班。我遂要了他的号码，准备联系访谈事宜。当夜，总是为库瓦兰海滩的美和岸边的椰子鼓而操心，因此，次日醒来，吃过早饭，又赶往海滩，狠心买下了那个鼓，再买下一幅精美的布制印度教神像，上有财富女神、智慧女神和象头神。然后，我恋恋不舍地与印度洋身边的库瓦兰海滩告别。在一步三回头的眷恋中，我想起徐志摩的诗来：“我轻轻地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诗人志摩带走的是关于剑桥水波的回忆，我带走的是印度洋的海风，它无时无刻不吹在我的诗行间，飘在我的天空里。
与克拉拉大学比较文学学者的联系没有完美的结果，他接待我的时间与我乘车时间相左，因此，我万分遗憾地放弃了这次南印之行唯一可能实现的学术访问。我吃过午饭，赶到火车站。由于火车晚点，我们25日下午二点过才开始出发。
火车开动后，我再次站在车门边，欣赏铁路沿线那铺天盖地的椰子树世界。克拉拉仿佛是椰子树的乐园，仿佛全印度的椰子树都喜欢在这里繁衍滋生。如果说根须繁茂、随处可见的榕树是北印度人民勤劳坚韧、顽强不屈的生动写照，漫山遍野的椰子树就是南印度人灵性飞扬、生机勃发的美好象征。这些椰子树有的年轻，枝叶在风中波动着美丽的笑容。有的成熟，身上挂满椰子，等着把果实谦卑地奉献给人类。还有的如初长的少年，在阳光下使劲地踢腿弯腰，为练成铁骨铜干潜心修炼。更有的椰子树肢体苗条，婀娜撩人，在河流边跳起无声的探戈。河水的清澈借给她一双明眸，自然的微风赠予她温柔的灵性。那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的原始美，使人联想到中国的《诗经》开首《关雎》的断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最使我惊讶的是，许多民居或茅舍竟然就搭建在这些温柔动人的椰子树下。这可是人与自然的最高谐和啊！在克拉拉的乡村夜晚中，在椰子树的悉心呵护下，谁不会安心体味那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辛弃疾）的返朴归真的神话呢？这是现代生态平衡的典范，克拉拉的椰子树功不可没。
次日即8月26日早晨7点，火车到达素有“南印度门户”之称的印度第四大城市马德拉斯，当地人称钦奈（Chennai），这里人口为536万。这里是泰米尔纳杜邦的首府，是南印度交通枢纽，也是代表印度古代达罗毗荼文化遗产的泰米尔文化中心。我在人指点下，找到一辆公交车，坐了上去。在驱车赶往马德拉斯大学的路上，我看见沿途那些优美的泰米尔文字，心中很高兴。马德拉斯发达繁荣的城市面容很值得观赏，和班加罗尔一样，表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翻开历史可以发现，马德拉斯是十六世纪初由一村落逐渐发展而成。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628年起在此兴建工厂，并使之成为商品集散地。1645年修建了圣乔治堡（Fort St. George），并逐渐发展成为南印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火车快要接近马德拉斯大学时，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条高等级的四车道公路，笔直地通往远处，这提示人们，马德拉斯仿佛这条大道，正快速地向现代化方向奔去。
司机告诉我，马德拉斯大学到了。这是该邦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创办于1857年，至今已有将近150年的历史。站在外边看，那些带有明显的穆斯林建筑风格的校舍格外引人注目。一个个清真寺的穹隆矗立在楼顶，煞是好看。那些校舍多与德里红堡的颜色接近，估计多半是以相同材料建筑而成。走进校园，再近距离观赏那些宗教色彩浓厚的建筑物，又是另一番愉快的感受。
马德拉斯大学相关部门非常友好，他们让我顺利住上了学校的客房（Guest House）即大学的附属宾馆。马德拉斯大学客房建造得非常漂亮，估计历史不会太久。客房的房间也设施先进，且收费便宜。我对此感到满意。更主要的是，站在我房间的窗边，一眼就能看到马德拉斯最著名的旅游胜地马里那大海滩（Marina Beach）。蓝色的孟加拉湾海水一望无际地展现在面前。从窗里看去，黄褐色的马里那大海滩上，人们走来走去，仿佛沙漠中星星点点的绿色生命，点缀这方黄褐色的景观。由于这里距离海水处大约有两公里，虽然景色历历在目，但海浪的喧嚣不太听得见。
于是，稍事休息后，我走出宾馆，向着眼前的风景靠拢。面前首先是宽度很大、长度无限的大沙滩。这里的沙滩上，到处都是人群。许多小贩混迹其间，不停地招徕生意。他们有的卖椰子汁，有的卖印度风味小吃，有的卖矿泉水，还有的卖海螺和贝壳等与海有关的各式物品。有的地方，还有物品和食物专卖区，许多游客在那里选购自己所喜。我还见到一个意大利人在沙滩上专心作画。他告诉我，他想把马里那海滩的美画下来，带回欧洲。
终于来到了海水的近处。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人满为患。只见大人带着孩子，男友带着女伴，还有成堆的孩子，成群身着鲜艳莎丽的妇女和服饰华丽的年轻姑娘。许多人，特别是年轻男女和孩子，不停地在海水中嬉戏，他们有的大胆走进齐腰深的海水中欢乐地放肆。一旦白浪袭来，他们机灵如猴子地望上一跳，就躲过了海水温柔的一击。他们的尖叫声在海水的欢歌中显得非常合拍。这时，如果有人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吉檀迦利》第60首诗里的优美意境点缀在此，倒是比较合适：“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头上是静止的无垠的天空，不宁的海波奔腾喧闹。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欢呼跳跃地聚会着。”
我与许多貌似沉稳的人站在离岸边几米远的地方，让海水漫过膝盖为止。当海水以白色花朵的形式向我们脚下漫山遍野地开过来时，我们的心都痒痒地：快来吧，乖乖！于是，在我们短暂的期待中，那些白绒花似的海水余浪像一只只温顺的小猫咪，飞快地吻上了我们的脚，同时也暖暖地融化了我们的心。然后，这些海水里永远年轻的“猫咪”丢下星星点点的沙粒，很快地回到孟加拉海湾的母性怀抱里。它们酝酿着下一次温柔的一击。我静静地站在水中，任由“猫咪”们与我的脚作着温柔的迷藏。我还没有从库瓦兰海滩处海水的妩媚多情和虎虎雄风中解脱陶醉的思绪，又瞥见这一片闻所未闻的孟加拉湾海水。我在幸福中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在迷恋中仿佛若有所思。这是同库瓦兰海滩不同的一处壮观景致。宽阔得一望无垠的海面上，白色的浪花一波一波地演习着海的生命游戏，蓝色的孟加拉湾宛如母亲，紧紧呵护着怀中撒娇的白色小把戏们。一旦他们脱离怀抱太远，母亲就收紧思念的缰绳，将儿女们从马里那海滩上坚定而又柔情地拉回。远处不时还有庞大的船只鸣着汽笛驶过，这使望海者格外兴奋。我请人给我以大海的蓝色水和白色浪为背景，照了几张自鸣得意的像。然后，我又对着大海发起神经来。李白曾经在《独坐敬亭山》里写道：“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今我在大海面前可以说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深海蓝。”海使我变得渺小如一粒沙子，我使海成为一种浩淼与庄严。海使我成为有限，我使海无限而永恒。在这种美学的相对论中，我读出了人类生命的极限和悲哀，也品出了自然生命的轮回和永恒。同时，在马里那海滩上，我还读出了印度人与海、与自然对话的精彩之处。他们绝少我的多愁善感，只为印度式的生命轮回观而着迷。或许如此，他们男女老少都在海波身边笑逐言开，不作悲悯味和厌恶味的酝酿。我羡慕这些看海的印度人。他们在自己的观念里活得自在从容、活得坦荡无私。
这时，一对来自孟加拉国的青年夫妻与我攀谈起来。男的告诉我，他们是和女方的母亲一起来此度假的，并且两人新婚。看来，他们是来此度蜜月的。他们请我给他们照张合影，我答应了。于是，两人走进水中，男的将姑娘搂在胸前，大大方方地照了一张像。还嫌不够，两人又走进深水一步。这时，恰巧一排雪花似的海浪夹带着一阵咸风卷来，男的赶忙用双手伏着受惊却欢笑的妻子，我赶紧按下自己相机的快门。于是，这对异国情侣的浪漫场景被我一不小心就带回了中国。孟加拉湾的海水还在不停地说话，以海的语言招呼一个个看海的人，不论他的国籍，也不论他的种姓高低。在这一十分博爱的气氛中，我慢慢发现，天色正在变暗下来。这时，几个巡逻者头戴帽子，身穿黄色防弹衣，骑在高大的枣红马上，来回地驱赶呵斥那些胆敢走进深水处的大人孩子。有人告诉我，黄昏以后，要涨潮了。这些巡逻者是为安全起见，将那些走进危险地带的人带到安全地带。
于是，我慢慢地往回走，并在小摊上买了一些贝壳、海螺之类的东西，准备带回家给孩子看看。回到大学旅舍，人们告诉我，此处离印度著名宗教思想家奥罗宾多在本地治理（Pondicherry）的静修院（又叫修道院）不远，只有不到三个小时的路程。于是，我便连夜赶往有些黑灯瞎火的马德拉斯市区，去寻找赶车的地方。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上车的地点，然后，又在一些热心的印度人帮助下，坐着集体出租车回到了旅舍。
次日即27日一早，我赶往市区，顺利地登上了开往本地治理的大客车。客车是沿着孟加拉湾海岸线从北向南行驶的。沿途可见很多奇异的海岸风光，椰子树到处都是。我们还穿越一些村庄和田野，有时还在森林边缘走过。这是一趟心旷神怡的早晨之旅。
到达本地治理后，我发现，这是一个被树木和笔直的街道分割成为许多方块形状的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出众的高大建筑。但那种袖珍而精致的城市美却从树叶阴影中的街道可以感受出来。这里的房屋也非常精致和袖珍。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来来往往的各种车辆告诉人们，本地治理生机盎然。有时，还看到一些西方人在街道上匆匆地走来。1639年，荷兰殖民者向本地治理当时的统治者购买了这块土地，后来法国打败荷兰，占领了本地治理。1954年11月1日，独立后的印度收回了本地治理。这里因此留下了很多的殖民遗迹。不知道那些在街道上走来走去的西方人是否发现了这些属于西方的东西。
本地治理吸引外国游客和印度民众眼球，应该说与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的名字有关。他就是印度现代著名哲学家室利·奥罗宾多·高士（Sri Aurobindo Ghose, 1872—1950）。和泰戈尔一样，奥罗宾多生于加尔各答。1879年7岁时留学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1893年21岁的奥罗宾多回到印度，曾在我访问过的巴罗达大学任教，我在巴罗达还见过他的一处静修院。1905年到1908年。与泰戈尔一样，奥罗宾多积极投入反对英国分割孟加拉的民族运动之中，成为孟加拉地区的主要领袖。又和泰戈尔相似，奥罗宾多后来采取了隐居法属殖民地本地治理的方式度过余生。时间跨度是四十年，从1910年到逝世的1950年。奥罗宾多的思想精深渊博丝毫不让泰戈尔和甘地。他在本地治理期间创立了“奥罗宾多静修院”（Aurobindo Ashram），并主编《雅利安》杂志和不断著述。他综合印度与西方哲学，建立了“整体吠檀多”（也叫“精神进化论”、“整体不二论”）体系，宣称宇宙是由现象世界和超然世界组成。该体系最大特点是调和宗教与科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东方与西方思想。他还力图把印度民族运动建立在印度教基础上，宣称印度教理想即为印度民族运动的理想。迄今为止，印度学者和民众对于奥罗宾多的宗教思想及其实践有着浓厚的探索兴趣。例如，我的导师米什拉先生就是其中的著名者之一。要不是我的兴趣在于梵语诗学，我还真应该跟他好好学习和研究一下奥罗宾多的不朽著述。
我首先来到奥罗宾多静修院的路口。远远看去，只见浓密的树叶遮挡了静修院的身影，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我走向前去，先见路边一家奥罗宾多专卖店，便信步走进去看过究竟。原来，这里的物品都与奥罗宾多有关，既有他的书籍和关于他的画像，也有世界各国对他著作的翻译，还有印度各种文字的版本和研究著作，但其中没有中国人的翻译本和研究著述，使我有点扫兴。我在里边挑了一些书，如英文版的《奥罗宾多和世界文学》后，就走了出来。
我来到奥罗宾多静修院的门口，这是一栋白色的平房。房屋四周是高大的绿树护卫着。由于不许拍照，我只得遗憾地收起相机。进去望右走，便看见了奥罗宾多的神圣的大理石墓。参拜者在上面放满了表达敬意的鲜花。墓的上方，是一棵虬枝曲干、坚韧刚劲的古树为奥罗宾多守护在天之灵。这一种自然朴素而又匪夷所思的静穆严肃刹那间震撼了我。墓的四周，坐满了认真修行的信徒们。内中有两个年轻漂亮的白人姑娘也在虔诚冥思之列。我在这样的氛围中被感染，于是和其他人一道，绕着这位印度民族英雄的庄严之墓，缓慢地走了一圈再一圈，并以手抚摩那些敬献给伟人的鲜花，再加之于额于胸，将虔诚写进心里。然后，我还走进旁边的屋子即奥罗宾多生前的静修院，参观他的著作，瞻仰他的画像。带着一种无比的虔敬，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奥罗宾多静修院，将一些遗憾如鲜花一般撒得满地都是。
然后，我去静修院不远处的地方看海。这里依然属于孟加拉湾，但它更靠近了印度洋。到了，只见那里的海同样一望无际，浩淼无垠。该白的地方白得酣畅淋漓，浪花撞击着礁石掀起岸边观海者一阵惊喜。该蓝的远处一派蔚蓝，仿佛是宇航员在太空船里看到的地球颜色。太阳很高了。天空的几朵白云和海中欢叫的白浪互相对视，在本地治理的时间中和我的镜头里，凝固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大美，按照老庄哲学的思路，即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或“大美不言”者是也。欣赏这种自然宇宙的大美，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毕生的追求，只是，有的人没有意识到罢了。再看一眼又发现，本地治理的天空竟然是蓝底白花，它下面的孟加拉湾却也是蓝里透白，这说明，自然宇宙的美何其相似也。有了这样的发现，我便十分快意地离开了本地治理的海滩，视线很快就要回到马德拉斯的海滩上。
次日是 8月28日，上午我赶了一辆市内公交车，去参观一个非常著名的庙，我一走进去，马上被众多的前所未见的庙宇而吸引。那些神庙的身上雕刻着五颜六色的宗教人物画像，千姿百态的造型、华丽秀美的风格，将印度教的宗教特性展现得非常突出。我还特意观察了大门口著名的卡巴里斯瓦拉庙宇(Kapaleeswarar Temple)。“Kapaleeswarar”就是湿婆大神的一个诨名。因此它是一个湿婆神庙。一些西方作家参观马德拉斯后，在游记或小说中往往提到它，有的还配上它的照片。这个庙有八层，每一层上都有各种姿势的彩色神像。我不知道这个神庙建于何时，但我推断，它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印度教神庙之一。我还注意到，在这座神像的右下方，放置了一块选举广告，上面有当地一位女政治家身披绿色莎丽的站立像。在神像下面，人们骑着摩托、开着小汽车来来往往，神像们以祝福的眼光俯视着他们所呵护保佑的这些信奉印度教的凡夫俗子。
然后，我来到庙宇里边，见证了正在举行的一场印度教婚礼。一个三人小乐队正在忙碌地制造喜庆气氛，有的打鼓，有的横吹笛子。来宾们多是女性，多穿莎丽，打扮一新。一些小男孩和小女孩也混迹其中，感受自己的一种传统文化。新郎和新娘面前摆了一盏长明灯，上面的灯火正在燃着。这与我在巴特尔先生新居落成典礼上看到的熊熊篝火有些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两种庄严场合都请出了几千年前就受人尊敬的火神，这说明了印度教传统文化的某种共性，正是这点也使得南方泰米尔文化和西印北印的雅利安传统有了对话的可能，印度的文化统一概念可以有把握地说，正是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密不可分。我再看那对新人。新娘头上戴着白底黄花的麻腊，额头上的吉祥志是一个白色的圆点。她穿戴莎丽，仪态端庄。新郎则是白衣白裤，与新娘紧挨着并肩而坐。一对新人的身边，站立着几个身着名贵莎丽的中年和老年妇女，这可能是新人的家人和亲戚。一位裸露上身的印度教祭士穿着黄色的裤子，正在给新人主持婚礼。他口中念念有声，指挥着婚礼顺利地进行着。后来，一对新人被披上长大且红白相间的花环。我忽然看见新娘站起来给新郎行触脚礼，这与我在巴特尔先生家看到他妻子给他行触脚礼的情景相似。婚礼还进行了众多我叫不出名目的程序。它让我饱了眼福，也让我看到了联结全印度人民的传统文化的威力，那是一种近似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秘诀。同时，我也想起中国时下的年轻人结婚，有许多人已经去掉了传统的仪式，而采取西方的式样，将我们祖先视为对婚礼不吉利的白色引入婚礼的喜庆场合，对传统自行消解和解构。中国新娘和新郎在西方的传统前匍匐快意，印度新娘和新郎在自己祖先尊崇几千年的火神前虔诚折腰。前一种是文化失根的日子里头重脚轻的肤浅之娱，后一种则是在根深叶茂的传统“大树”底下幸福无比的“乘凉”。
带着这些沉甸甸的思索，我还参观了马德拉斯大学著名的圣乔治堡，见到了一些黑色的大炮，炮口指向近在咫尺的马里那海滩，也指向多少世纪以前从海上进攻印度的殖民者。这是又一本需要认真翻阅的历史书。我没有来得及仔细翻阅，就背着沉重的旅行包，踏上了当夜开往印度西部的火车。下一站是浦那大学。
七、从浦那到孟买
8月29日，火车向着德干高原方向不停地行驶。沿途已经没有克拉拉和泰米尔纳杜邦的椰子树世界，映入眼帘的多是险峻的山峰和宽阔的原野，还有种满庄稼的土地，甚至还能看到一些姿势奇怪的耕种场面。当日夜里10点半，火车到达浦那车站。费劲周折，在一个印度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旅馆住下。决定天一亮就去浦那大学。
浦那即“Pune”是印度当地人的称呼，而当初英国人则把这个城市叫做“Poona”。浦那人口244万，是印度第八大城市。这里在历史上曾经是印度教英雄西瓦吉（Shivaji）缔造的马拉塔帝国的领土。它既带有殖民的遗迹，又带有英雄的韵味。在国内的时候，就听说浦那是个新兴的工业园区，还有一个著名的浦那大学，其梵语研究非常出色。因此，我将西印度之行的首站就选在浦那大学。
我坐着公交车向浦那大学进发的时候，顺便也看了一下浦那的市容。这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城市，但污染非常严重，交通比较混乱。不一会儿，浦那大学到了。奥托开进校门时，我发现，这是一个绿树成荫的世界。通往行政大楼的路上，两边是青翠宜人的绿色，使我疲惫的神经顿时轻松了许多。
浦那校方给我在学校宾馆安排了一个非常便宜的单间，我很满意。然后，我便去该校梵语系进行访问。接待我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学者，即梵语系主任巴帕特教授（Prof. Shailaja Bapat）。她是研究印度古代哲学和佛经的专家。她对我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告诉我说，北京大学毕业的一位访问学者郑国栋也在该系。她还告诉我，她正在学习汉语，想在今后把某些只在佛经的中文译本中保存、而梵语原文失传的佛经倒译为梵文。听到这里，我当即表示，可以在此多呆几天，教一教她。当她听说我正在学习梵语诗学名著《曲语生命论》时，答应可以教我，甚至还可以教我佛经。于是，我们带着皆大欢喜的心情开始了互教互学。
这是我第一次给外国人教汉语。虽然早年我曾经教过小学的语文，但我不太标准地道的四川普通话让我心有余悸。无论如何，我也不能退缩。我于是鼓足勇气，勉力为之。我早年的教学经历还是派上了用场。我按照韵母、声母的顺序给巴帕特教授上课，她进步很快。某些汉语声母韵母的发音对于印度人来说是没有的，因此，巴帕特教授发“h”或“zh”这些音时，我要反复纠正。每天我都教她一到两个钟头，还给她布置作业，并严格检查。巴帕特教授非常认真，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一丝不苟地完成我布置的作业。我被她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过了一个星期后，我开始教她一些中国经典名著如《老子》、《论语》或《文心雕龙》里的名句，让她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虽然不是很懂，但巴帕特教授听得非常专注，有时还用印度的经典来进行印证。我觉得，中印元典之间已经开始进行跨文化对话了。
巴帕特教授除了接受我的帮助外，还花了大量时间来辅导我学习《曲语生命论》。同时，她还发挥专长，给我讲解了佛经中最著名的《心经》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Prajnaparamitahridayasutra）。这是很多研究中国文化、中国佛教文学者最熟悉的佛经之一。由于我已经有了一些梵语基础，巴帕特教授的详细分析使我受益匪浅。特别使我惊讶的是，梵语佛经和汉译佛经原来竟然隔着天地之差。和很多不熟悉梵文的中国学者一样，以前我对一些佛教术语的理解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例如，《心经》中最为中国学者乐于引用的一句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Rupam sunyata, sunyataiva rupam.Rupatta parthak sunyata, sunyataya na parthak rupam.）其中，“色”(Rupa)往往被我们理解为“女色、色相”等带有淫荡色彩的东西，而实际上，“Rupa”在梵语中意思是“美”、“形状”等，这个词在梵语戏剧学中有另外的含义。知道这一点后，我非常高兴。随着巴帕特教授的讲解，我将《心经》的梵语原文熟悉了一遍。这使我对以原文研究佛经乃至研究梵语诗学的好处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巴帕特教授除了教我以外，还协助我将我所急需的书从图书馆里借出供我复印。她还关照梵语系图书室，为我复印梵语诗学方面的书籍大开绿灯。快要告辞的时候，巴帕特教授答应与我进行一场学术对话。她在对话中告诉我：“那些中文佛经是中国文化最宝贵的部分，希望你们中国学者珍惜并好好研究。”她也希望有中国学者与她进行合作，将失传的梵文佛经倒译为梵文。我希望她向校方呼吁一下，在浦那大学建立一个中文系，这对她的中国佛经研究肯定有好处。她告诉我，浦那大学正在筹划建立中文系，但这往往是政治家的事情，说不定哪天就会变卦或停止，但他们将努力促成此事。对话完毕，巴帕特教授将一尊做工精致的印度智慧女神像赠给了我，这是我在印度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之一。
前面提到的郑国栋君是梵文学者，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他很热情且有很高的闲情逸致。我在浦那的十几天里，与他有过多次交谈。他告诉我，浦那大学的建筑物是给绿树做陪衬的。的确如此。他陪着我在校园里到处转悠。看到那些掩映在绿树身影之中的教学楼和图书馆，我相信了他的话。我们还在校园里的森林中穿行，那些落满并堆满一地的腐叶枯枝，将阵阵凉爽带给我们的感觉神经。浦那大学的校园远没有其他大学炎热，估计与它的绿化效果有关。可以说，这是印度最绿、也最宜人居住的大学。因此，原计划在浦那大学呆过两三天的我，竟然呆了好几个两三天。我实在舍不得浦那大学的绿和凉。
快要离开浦那大学时，我听人说附近有个著名的“德干学院”（Deccan College），因为我还有一本重要的书没有收集到，便想去那里碰碰运气。于是，巴帕特教授让她的一位女教授朋友带着我去。到了那里一看，果然是古色古香的建筑。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印度第二古老的大学，建于1864年。我直后悔没有带上照相机，把那些很奇特珍贵的建筑物拍摄下来。我走进梵语系图书馆，一位女教授听说我的来意后，便在梵文书堆中翻检。一会儿工夫，她便将我在印度各个大学图书馆一直搜寻不到的梵英对照本《曲语生命论》递到我手上。我简直太喜出望外了。有了这本书，我在印度关于梵语诗学方面的资料收集就没有什么大的遗憾了。负责人还允许我复印。他们骄傲地告诉我说，全印度找不到的梵文书，他们这里准有。我这时才开始有点明白这所学院的特殊性质。
来这所学院的头一天，我从《印度时报》时了解到，浦那的德干学院正在进行一场世纪性的“马拉松”学术工作，即编纂一部印度人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梵英大辞典，进行的地点就在我站立的图书馆内进行，身边那些安静地忙碌着的学者们正在做着这一浩大工程的接力。报纸上说，编纂这一大辞典的目的是“解除梵语的神秘性，使它对学者们来说易于接受理解，同时还可向大众延伸。”这一想法是1948年一位梵文学者提出的，至今已经完成并出版了7卷。主编巴塔先生（Dr. V.P.Bhatta）说，这一系列辞典主要回答那些涉及印度文化核心价值的东西，因此，它必须包罗万象。他认为，不能追求速度而降低辞典编纂的质量。他呼吁更多的新鲜血液即年轻学子能加入近来。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见到我的外国人模样，就非常热情地引领我下楼，打开一个特殊的大房间。那里，摆放着整整齐齐的大柜子。他打开第一个柜子，让我观看。原来这些是编纂辞典用的卡片，是当初几十年前学者们用笔摘录的梵文词条及解释。这些卡片从梵文字母表的第一个音短“a”开始，接着是长“a”等各个音。房间里塞得满满的大柜子说明了卡片在数不胜数。这位工作人员又将我带到已经出版的7卷大辞典那里。看着那些和中国的《南亚大辞典》大小相近的一卷卷黑色封面的梵英大辞典，我心中非常高兴。据说，全部出齐的话，可能要达到70卷左右的篇幅，也就是说，在我有生之年，中国与印度学者都不可能看到完整的系列梵英大辞典。我看着这些已经出版了的梵英大辞典，再看看辞典旁边那些埋头编纂的几位梵文工作者，又看看这里简陋的工作条件，一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怀着一种莫名的激动向这些学者无声地告别，悄悄地走了出来。解除梵语的神秘，编纂世纪性的辞典，是保护印度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伟大创举之一。浦那人了不起。我祈祷着这项伟大的工程能一代又一代地顺利进行下去。因为，梵语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没有她的娇艳妩媚，世界文化大观园就会少了许多永恒的花朵。
9月17日早晨6点半，我告别了浦那大学，赶赴浦那汽车站。一个小时后，我所坐的客车出发了，目的地是孟买（Mumbai,又叫Bombay），号称“印度的上海”，人口1257万，是印度的经济中心，进出口港口，艺术中心和电影工厂（世界著名的宝莱坞在此），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城市，也是世界大都市之一。从浦那到孟买，大约3个小时的旅程里，沿途不断出现山峦叠嶂、云雾缭绕的景象，有时也有一派绿色的原野出现，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的车11点左右到达位于阿拉伯海海岸线的孟买。这个到处留下过英国人殖民痕迹的城市，在我看来，比起中国的上海来，差得很远。客观地说，无论是它的道路，还是它的建筑，都无法和上海相比。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找到了一家较为便宜的旅馆。安顿下来后，我便在别人指点下，坐上孟买的城内列车，去参观位于阿拉伯海岸边孟买港口的著名的印度门（The Gateway of India）。到了那里一看，真正是人山人海，人满为患。印度门乃是由英国人所建造，它和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门(Indian Gate)不同。新德里的印度门建于1931年，是凯旋门式建筑物，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英印士兵而修建；而孟买的印度门是巨石砌成的拱门形建筑物，具有传统的西印度建筑风格。它是1911年为欢迎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访问印度而建。现在它已经成为印度西部门户的象征。我站在印度门的前后左右仔细地欣赏，看着那上面雕刻的记录建门目的的英文字迹，思绪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印度历史的无奈一页。然后，我站在岸边静静地欣赏着阿拉伯海风光，看海上轮船鸣着汽笛不断地驶过眼前。奇怪的是，这里的海水是浑浊的，海面没有白色的浪花卷起，没有蔚蓝的底色映衬，但港口气势的开阔丝毫不减。岸边的建筑物非常漂亮，充分体现了孟买珠光宝气的一面。由于拍摄途中相机受损，我留下几许遗憾后，就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发现，靠近印度门的一带有许多高大的基督教堂，一些建筑物也带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它提示人们，英国人走了，但英国人还在。在教堂一带的街道上，许多不法小贩正在向过路的人兜售来自西方的色情画报，上面的性爱画面不堪入目，这体现了孟买畸形而正常的一面。
当天晚上，孟买全城延续着声势浩大的为象头神（Ganesha）而举行的节日庆典。在我所住的旅馆外边，人们正在动用各种庆祝工具，如爆竹、鼓乐等，尽情表达自己对象头神的虔敬之情。我看到大车载着那些非常高大的白色的象头神塑像从我身边经过，狂欢的人们站在车上欢呼，车下的人不断应和。那些鼓乐声和欢呼声简直是震耳欲聋，非常恰当地表现了孟买人对于湿婆大神的儿子象头神的深厚感情，这和维迪亚那加的人们对克利希那的感情一样真诚。我不由自主地走近那些狂欢人群里，让自己无神的心感受一点神恩，求得一份仙赐的福分。
次日中午，我坐城内火车去参观位于城北的孟买大学。这是一所比较古老的大学，教学楼并没有浦那大学的漂亮，但其绿树成荫，环境幽雅是肯定的。这是周末，无人上课，我在校园里转悠了两个钟头后，决定坐公交车去附近不远的旅游胜地珠虎海滩（Juhu Beach）观光。我对海的偏爱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珠虎海滩，只见这里和马德拉斯的马里那海滩一样，也是人山人海。在海滩上，也有许多各式店摊，出售椰子汁、矿泉水、印度小吃之类的东西。这里的海滩非常宽阔，但与马里那海滩比较，显得更为陡峭。我站在近岸海水里，看着在海水里嬉戏玩耍的人们。这里的海水比较浑浊，没有库瓦兰海滩和马里那海滩处海水的蔚蓝。不过，那种浊浪滔天的景象在这里倒是能够见到。返回岸上，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尊马拉塔帝国缔造者、印度教英雄西瓦吉的高大雕塑。只见这位历史英雄身着印度教传统服饰，虎视眈眈地凝视着眼前咆哮奔腾的阿拉伯海，身边左右是一个推着大炮的战士和一个勇敢的小男孩。西瓦吉长衣飘飘，仿佛是海风吹拂而致，有如同他心中万丈的英雄火焰，其势不可挡也。西瓦吉（1627—1680）曾经在他的有生之年率领印度教民众与强大的莫卧儿帝国不断地英勇地抗衡，直到建立一个强大的马拉塔帝国，现在的孟买即是当时的马拉塔帝国一部分。西瓦吉当初把处于涣散状态的马拉塔人团结起来，在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自莫卧儿人入侵以来第一个比较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促成了印度教在几百年穆斯林压迫下的重新复兴。19世纪末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曾经从他身上汲取过精神力量。可悲的是，他的后继者延续了印度历史上的相似悲剧，在内乱和内讧中被英国人各个击破。1817—1818年第三次马拉塔战争中，松散的马拉塔联盟被狡猾的英国人决定性地打败，马拉塔联盟不复存在。这消除了英国人征服印度道路上最强劲的对手。这标志英国征服全印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印度人历来是历史感淡薄的，这一点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界、甚至是印度学界的共识。但是，这座挺立在孟买珠虎海滩浑浊咆哮的阿拉伯海岸边的西瓦吉雕塑表明，印度人也在与时俱进。他们将心中的英雄雕塑在岸边，或许是让他警示后人：印度再也不该是一盘散沙，印度应是一个整体而团结的印度。崭新的二十一世纪里，印度的大国战略能否实现，这要看孟买人、看全印度人从阿拉伯海边的西瓦吉雕塑中读懂了什么。
我久久地凝视着威武的西瓦吉雕塑和它身上的马拉提语说明文字，感慨万端，不忍离去。如果说库瓦兰海滩风景是一个有些羞怯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马里那海滩风景是一位仪态万千、从容大方的贵妇人，毫不遮掩她那印度式的沧海月明与蓝田日暖，那么，珠虎海滩则如一位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智慧老人，他把印度教英雄西瓦吉这一文化符号所代表的“昨夜星辰昨夜风”赠予今人，让后人望之思之后，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就是印度海滩风景留给我的美好记忆。
当天晚上，我赶到孟买中央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古吉拉特方向的火车，疲惫而愉快地结束了我长达四十天的印度文化采风。
尾声
2005年10月9日深夜，我们到达新德里机场。当我们在候机间隙看到漂亮年轻的中国空姐走过时，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来自中国的亲人。在她们惊鸿一瞥的如花笑颜上，我们这群异乡游子准确无误地破译了无比亲切、无限温柔的密码。10月10日凌晨4点即北京时间6点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大飞机载着我们几位中国留学生和印度客人起飞了，目的地是中国上海浦东机场。一年的留学生涯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我在起飞的瞬间，捧着神圣的智慧女神（Sarasvati）像，心中念叨：“再见了，印度，请女神保佑我们平安回到中国！”
写到这里的“尾声”时，时间已经越过印度的国庆日8月15日。去年的这个日子，我在瓦腊纳西感受印度教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时此刻，念及此，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许多的喜悦欢欣留在了心里，许多的遗憾歉疚写进了日记。李商隐诗中说，想见时难别亦难，对于我与伟大的印度文明的亲密接触来说，倒是非常贴切。一年时间中，我仿佛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笔下的基姆，不停地在印度的山山水水间穿行，这一别致的文化流浪让我变得非常容易感动。有道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那是李清照的憔悴之因。数落着心头不断闪回掠过的印度风景，这次第，怎一个“恋”字了得！面对南印的椰子树，面对北印的大榕树，再回想起印度洋的白浪翻滚和阿拉伯海的浊浪滔天，此“恋”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突然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眼前会出现慈祥的印度古鲁吉米什拉先生，还有巴特尔先生，阿维吉特先生，那济世先生，卡布尔先生，阿米亚·德维先生，巴帕特女士，邵葆丽女士……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
（2006年8月5日——16日星期三凌晨两点完成于中国四川成都市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办公室）
尹锡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暨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创新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员，主要研究印度文学、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