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作为他者》将一个并不被众人皆知的史实作为其学术逻辑的起点：1866年，63岁的大清国总理衙门副总办斌椿，率团访问欧洲各国，其间赋诗答谢瑞典太后的盛情款待，诗中用“西王母”这个上古中国神话人物来比附瑞典太后。斌椿的这首赋诗后来成为文史家钟叔河的嘲笑对象：“诗只能算随俗的应酬体，把瑞典太后比做王母娘娘也未免可笑。”王铭铭指出了钟叔河的这种嘲笑的无意义，并以“西王母”意象作为打开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想象的密码钥匙，开始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西方学”之旅。
一如西方的“东方学”，中国也有“西方学”，其视野中的“西方”，地理位置并非恒定。从《穆天子传》出发，王铭铭将中国“西方学”的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上古时期以“西王母”和“昆仑山”为代表意象的世界想象；秦汉时期“神圣方位”的东移；汉魏南北朝时期西天观念的诞生及“神圣方位”复归西方的进程；随唐至明清时期与海洋世界密切联系的“西洋”观念的产生及异域方位观念的转变；近代“中西文化接触史”。这种划分与史学界的梳理结果并无太大区别，但王铭铭意不在考证这些史实，而是从中提取中国人的“西方观念”。
王铭铭自始至终坚持一种叙事体的写作。叙事是人类学家的习惯性书写方式，这也是许多人类学家比社会学家显得可爱的地方。王铭铭的叙事写作显得相当自信而从容，一开始就抛弃毫无意义的方法论阐释——这种阐释正无可救药地沦为学院八股技法，成为许多学者的想象力桎梏——国内社会学界尤其如此，在完美地证明自己的方法无懈可击之后，得出了一堆废话式的结论。
真正出色的学术著作却是在叙事（或者其他类型的学术表达）中完成方法的阐明。《西方作为他者》，实际上是一本关于方法论的著作，它的叙事精华皆隐含在王铭铭的一个诉说愿望里：构建中国本土的人类学视角。他对中国“西方学”的叙事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方法论的种种可能性。
王铭铭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学观。西方人类学一度将西方之外的“世界的其余部分”当作是被他们认识的对象，当作“他者”。将非西方与“世界”割裂开来，似乎正是西方人类学的规范，这种规范不断强化着这样一种知识力：只有用西方的观念和语汇来探索非西方的“他者”，才能称得上以科学为志业的人类学。王铭铭说道，即使是具有东方血统的萨伊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也有意无意地复制了西方对东方的对象化，却找不到东方把握非东方的痕迹。
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被研究者”，非西方人是否应有其认识主体地位？王铭铭认为，近代西方的人类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自19世纪即已成立，我们可称之为“帝国之眼的人类学”，也就是如前所说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学，另一类则是形成于20世纪初期的“他者为上的人类学”。而在被西方人类学家视为“他者”的华夏世界，有过“帝国之眼”，更有过“他者为上”的世界观。这种“他者中的他者观念”的历史实在性通过中国的“西方学”有迹可循。
尽管王铭铭对中国“西方学”的论述极富说服力，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的“西方学”只是在逻辑上证明了以科学为志业的人类学发生在中国的可能性。王铭铭并没有去追问并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以科学为志业的人类学为什么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欧洲最先产生？事实上，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论，人类学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确实是一种舶来品。我宁愿把王铭铭对“他者中的他者观念”的强调，看作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学术话语权再分配的一种利益诉求。
尽管不无遗憾，但是读完这本书，还是满心欢喜。王铭铭的学术表达并没有摆脱西方人类学的语法结构（或称“表达范式”），但不难看出他试图将中国式的表达融入到这种学术研究中去的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我能感受到汉语学术的温暖气息。文字躺在纸上，作者的形象却时不时跃出纸面。
（《西方作为他者》 作者:王铭铭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年10月版 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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