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的北面和南面曾流注楚的大部分时光，并顺延至今，偶有帛画和几个掘墓人的尖叫，便让人陷入巫风楚雨当中，遥想屈子当年。沿沅湘之路而上的屈原，带给这片土地迥异于中原礼乐文明的屈骚精神。这里面的英雄意识和悲剧情怀虽历经犬儒和王朝交叠的冲刷，依然震荡古今。具体到洞庭湖南岸诗人的生态分布，由何种因素决定，我不得而知。有人将洞庭湖的北面与南面以及西南面的种种相同之处称之为文化的底层，我姑且信之。因为我看到了一些令我无法释疑又是事实的现象：老子天下第一，是否确为楚狂人一脉呢。湖南诗人个个都很牛，但除了一个在天国的彭燕效老先生，一个远在德国的张枣，一个在花城的郑玲，我看不出有哪个服哪个。我自幼在洞庭湖的腥风中长大，记得有一首山歌：一把芝麻撒上天，我的山歌万万千，湖南唱得湖北转，岳阳楼上唱三年。有谁能在岳阳楼上唱三年呢？
记得我第一次到彭燕郊先生家，先生告诉我北岛当年就坐在你这儿，因此先生走后我迅即向北岛约稿怀念先生。其中有这样一句令我心恸：先生留下的那点银子（彭先生诗中的一个意象），中国诗歌的败家子只有等到穷愁潦倒之时才会想方设法挖出来。
我且以十年为纪，来略略介绍一下我所知不多的湖南诗群。如果有那个重要诗人被遮敝掉了，正好可用一句话来解释：在这样的时代，好诗人不被遮敝才怪呢。
一、五十年代出生的诗人
湖南五十年代出生的诗人，骨子里的认真劲儿绝不是一种修辞。他们在各自的语言路径上行进，首次将个性鲜明特色的楚地诠释为宽泛意义的新乡土，完成了湖南诗人的革命性行为，本质上却是一种本族精神的承接。英年早逝的江堤充当了酋长。其湖南乡土诗学成就如何评估，还不是时候，因为这种诗意的指归，并未完成。也有人游离于这个部落之外。不过都得益于两个老人，一个是已故的七月派著名诗人彭燕郊，另一个是淡隐的著名诗评家李元洛。
这期间的湖南诗人可以成打列出，不过现在有的已解甲归隐，有的还在变法。他们是海上，彭国梁，刘犁，匡国泰，陈惠芳，庄宗伟，骆晓戈，杨孟芳，廖志理，曾庆仁，郭辉。
我丝毫不怀疑新乡土本身所蕴藏的诗学价值，但这种乡音、乡语与楚音、楚韵在何种路径上才会血脉相通，恐怕还得借助“异乡异器”（海德格尔语）。
当年的江堤和彭大胡子、陈惠芳同聚长沙一城，不管河东河西之隔，直承屈子的求索精神和理想主义，他们从不像西汉定王刘发一样西望慈母，他们的母亲都在洞庭南岸的巫咸之地听山歌长大。庄宗伟、刘犁、骆晓戈和杨孟芳、郭辉分布在洞庭湖的周边，只有骆晓戈在湖的北面，带来一湖淡淡的腥味。匡国泰在资江附近，曾庆仁在湘江的东侧，四水入洞庭，下长江。因此洞庭必然带着三湘四水的激情和蛮劲融入了长江文明，这个楚国的河流。
有两个是例外，一个是曾庆仁，自一开始就带着浪漫的抒情气质和抱负，伸展于楚地上空的气息当中，不过这样的人只可能是形单影只。
另一个是正在吆喝着新湘语的庄宗伟，有一股革命的劲头，似乎湘语成了另一片神奇的土壤，滋生出不少的生机。
二、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面对的其实是后工业消费社会，楚地最凛然的理想色彩全方位解构。但从另一个意义上可理解为另一种救赎。
这个年代的湖南诗人还真不少，他们面对三个影响源：一个是晚年的彭燕郊和他的“衰年变法” （龚旭东语）精神，一个是国内诗人话语权纷争所带来的烽火情结，一个是当代汉译诗带来的“无根根颂（舍斯托夫语）”。彭老的衰年变法精神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资源，直接启迪了部分湖南诗人。烽火情结是有害的，必然导致盟主和诸候意识，诗不是一种权能，诗人最大的权力是写诗，一如林贤治对我的告诫：诗人在把白纸变成黑字之后，其余的事情与诗人统统无关。湖南诗人当然未能戒免，山头不算林立，也有几个“土包子的山岗”。而较高质量的汉译诗涌现，一方面带来无法低估的文本意识和异域的的语言逻辑，这是深入故乡必经的命运路径，一方面也让我们远离故地，浪迹异乡，带来无法短期消解的贫乏之夜，舍斯托夫在〈旷野呼告 无根据颂〉一书中有一句话算是警告：要知道一幢没有炉子的房子也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
我说说15个仍在状态的诗人：韦白、聂沛、李杰波、吴昕孺、易清华、楚子、李静民、聂茂、汤锋、七窍生烟、吴尚、匡瓢、吴投文，还有坚持住长沙三环以外的吕叶，人称吕公子。当然，湖南人不会忘记远在北京的瑟瑟。
六十年代出生的湖南诗人在三个方面的影响下，有着不同的语言趣味和诗学主张，但基本上是一个方向：渴求经历异乡回到本土，渴求是源于先楚的酒神精神，但都在异乡之中（这几乎成为当下所有汉语写作者的命运），并未回返楚地，因此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屈子的路漫漫，以韦白，聂沛为代表，一个是庄子的逍遥游，以周瑟瑟和庄子的后代庄宗伟为代表。
周瑟瑟这个从洞庭湖飞出的小麻雀，早年写下这样的名句：冬天不恋爱，我们上山去打鸟，鸟在树上睡着了。有些禅味，如今变成中关村的老乌鸦，“一边咳嗽，一边作报告”，巫风再现。我想瑟瑟如果打不中一只鸟就好了，他会在雪地上孤独地回家，回到楚地，如果变成一个鬼，就有可能完成自我的招魂。荷尔德林作过一个判断：自由使用本器是最困难的事情。是回家的路径在导引我们，瑟瑟。
我呆在长沙这两年的光景中，与韦白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我们在一起与其说是喝茶，还不如说是吵架。韦白这个首先学物理，而后学神经病学的呆子，边写诗边搞翻译，外加一个滑动门网站，为湖南诗界做了不少实事。韦白是顶认真的一个人，这年头能有自己想法并能坚守的人不多，他当然算一个。我很赞同韦白讲过的一句话：现代汉诗不向西方诗歌学习，难以为美器，但以此为止则又是个中间工作，国内真需要有人作这个工作，这个工作要有牺牲精神。
李杰波去年在韦白的折腾下，把脑子里的那个小家伙搞定之后，明显好转，有时斗酒诗一篇。这个彭燕郊的弟子，率性但不张狂，除说起老师一脸正经外，就是高原红就是凌晨一点后去湘江边杜甫江阁对面渔公渔婆宵夜。也难怪，这个《潇湘晨报》的值班主任，一两点下班后，没有一两杯小酒，他还会陶醉在标题之中：今夜狂风砸死两头母猪。
易清华呆在长沙的时间不短，一直当编辑，换位不换岗。业余开了一个药店，捞两个小钱花花的同时，却也有着自己的思考：这诗总觉得不是自己写的，仿佛也不是我要写的，因此他有一段时间干脆不写了。有几个写诗的人会意识到头顶上有一顶绿帽子呢？有些人还把这个破玩意当成宝贝，当成一顶了不起的高帽子搁在头上，应了长沙一句俗语：绊坏了脑壳或是脑壳里进了水。最近他在震后二十四天，写下一首百余行的长诗，令大家为之一震。原因却只有一条：是个老实人。
吴昕孺的乒乓球有一天打得我招架不住，相约下次。这个湖南师大的才子表达了对我的最大欣赏，让我深感意外，他找人索要我的诗集《出发》，那本集子让我结束了深圳的白领生涯，回到故土，一晃就两年了。
与其说七窍生烟的酒量让人后退三步，还不如说这个狗日的一瞪眼不由得你不打一个冷颤。问及他的名号，他说：我没饭呷，当然就会七空生烟。不过现在这个老麻雀开着一个小酒店，会骄傲地对我说：我老婆就是讲我太老实了。他们一伙人聚在新湘语，个个逍遥，与这个后极权社会构成一种反讽：游戏嘛，就是游戏。
家住湘潭的楚子和李静民夫妇抽烟喝酒开课教学生写作文，让我心生景仰，两个诗人搞到一砣，也还蛮有味的。聂茂在中南大学当教授，听说他很少出门，匡瓢近来写诗狂热，只有聂沛我想在这篇文章后请他去女书喝个茶，不见一面实在难以交待，对不起他的才情。吕公子吕叶的名头很响，至于他为何住三环之外，不得而知。是否当年衡山的论争，让他得道成仙，飘然诗外了。
吴投文在新湘语有着说不出的激情。这个博士诗人，让我想起在深圳与李少君喝茶时的讨论：湖南人革命的年代干革命，和平的年代干娱乐，娱乐是革谁的命呢？
三、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
七十年代出生的湖南诗人至少有一个定论：女诗人唐兴玲没有人说不。有一天我和韦白在米萝等她老人家来喝茶，她刚从广州回娘家。透过厚厚的窗玻璃，只见唐兴玲款款而来，提着一个小包，像一个正在慢悠悠买小菜回家的堂客们，谁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是个重要的女诗人。
正好我的居住地是她小时候的童年地带，令我倍感亲切。来长沙原以为是个短暂的停靠，谁知湛蓝将我扣押，这个左宗棠故里的人，令我想起希腊的诗句：无辜者，你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作为七十年代的一个，有点不对劲，在深圳，不是深圳人，在长沙，不是长沙人，在老家岳阳洞庭湖的巴陵郡，也不算岳阳巴人，彻头彻尾身份可疑，这也好，让我在定王台浏正街无牵无挂梦想着先楚，做一个楚人真好，可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即使凌晨三四点，我走在某一条小巷，长沙人丝毫不会惊讶，几乎每条巷子都有正在回家的人，没啥稀罕的。如果帕慕克来到长沙，说不准会比伊士坦布尔更自在逍遥，那他一定会在著名的解放西停下脚步，有点吃惊，这是古罗马还是楚国三闾大夫从没有登过的歌台呢？这里与呼愁无关。
远人的长发刚刚剪短，他作为湖南《文学界》的首席编辑，以他过人的诗学才华和纯诚的心灵确实推介和滋养过不少湖南诗人。他读书之精细和对诗的独到眼光让不少人心服。现在写长篇的劲头十足，据说个把小时就能敲几千字。海啸的《新诗代》和谭克修的《明天》让人想起湖南诗人也想做点什么。从《今天》到《明天》是一个必然的思考，而事实上仅仅是一个模糊的的努力。梦天岚的长发让我想起楚地的巫文化，这个大男人不怎么喝酒，但丝毫不影响他骨子里的东西。很多时候他总在听，听出了他自己的范围和声调，这样的人能带来某种意外，我深信不疑。有一天置于我和韦白的争论之中，他突然说：如果我哪天写文章，会这样开头：在米箩，我经常坐在两个疯子的中间。
横，原名胡志刚，在北京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支持兄弟。我想到的是他横七竖八的生活。这些年来，他写诗的感觉让我有一点点欣慰。我们曾经在2000年汨罗搞了一个世纪末诗歌守望者之夜的活动，砸了不少啤酒瓶，吼了一个通宵，那晚上还有发起人吴尚，这个狗日的如今在上海滩守着一个小娘们过日子，想起来令我啼笑皆非，真想再吼一句：去他娘的上海，北京，还我啤酒。
夏宏，拾柴的诗让我看得起劲，欧阳白，赵旭如，胡建文各忙各的，但总有人告诉我他们的音讯，让我想起这个省份有很多诗人为我所不知。易安偶尔一见，脸上红光普照，状态蛮不错。苦茶见过一回，夏华则从未见过。沈念刚调到报社，写头条也不忘写诗与散文，这个七十年尾出生的男人有一脸的深沉与机警。名字叫当的诗人在新湘语网站上响当当的，深得庄宗伟赏识，我想一定有老庄的理由。
湖南七十年代的诗人与上面六十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但有些令人意外的事情，比方说他们都服阿米亥。这个自由使用本器的以色列人，正在带来另一种暖流，帮助屈子的后人获取某种彻底性思考：一个大师必然有着其自由呈现的语言族界，和其清晰沉静的精神源流 。
四、八十年代出生的诗人
湖南八十年代似乎与洞庭湖系无关，他们天南地北，奇招迭出，令人无法得知全貌。似乎不像湘资沅澧四水入洞庭，而是满世界飞。他们真有一种不同于我等的想法与趣味，前些天我问曾活跃在长沙的垃圾派诗人余毒，半年不见，他以余猪馆之名发来短信：挥手不带走云彩只从长沙带走231头母猪。令我哈哈大笑又默然不语。基尔克果有言：我宁可在阿马格尔之外做一名猪馆，宁可被猪理解，也不愿被一个诗人所理解，被人们所误解。看来这个猪馆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对于80年代出生的诗人，不知道有多少。好在雪马来了。雪马80年生，对湖南新生代诗人知道得比我多，但也不尽然。拼出一组名单：余毒，雪马，白木，鲁冰，刘定光，刘永涛，解渴，弥撒，水上，欧阳风，一冰，林萧，蓝紫，马随，肖水，边子，日久，王也，无花，田家，枕戈，林叶，可以列出的还有一大堆。
这些人平日里难得一见，在长沙的不多，鲁冰在浙江，一冰、无花在深圳，水上、林萧、欧阳风在广东，白木半年可能会给我发一邮件，他们的活法与诗路与前面的诗人大不相同，有一股朝气。也许这四面八方的湖南新生代还真会弄出点声响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好在有网络。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网络像大海一样，产生了一堆堆的词藻和某些浅水湾里的潮汐。通过对这些藻类诗歌（比网络诗歌更本质一点）的词藻作出辨认，对涌向某种湾头的垃圾现象不必惊讶，拒绝和恐慌，就可以深入他们当中。余毒和雪马的诗歌从表面看迥异，但同为藻类诗歌湖南的代表。雪马的词藻给我的感觉是光线较为充足，长有根须，有一种海蓝色的忧郁。余毒的词藻所在之处，大约受到严重污染，但他以此作为修辞，像巫风中的厉鬼在呜呼。白木的飘忽与深思是个例外。
对于他们，我无意作出任何文本细读式的评判，只是想，在通往楚地的回乡之途，能听出楚音楚语，一起路漫漫和逍遥法外。而不是在假想的世界诗歌和网络的泥沙中打听哪个是神，哪个是巫，哪个是鬼。
湖南诗人地理的概念是出于叙事的需要，是否标明都不重要，重要的不是叙说，而是颠覆，所有的叙说基本上是假的，而颠覆总是真的。《庄子•天运》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回应我此时的心境：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熟居无事推而行是？
最后抄录一首我在四月初写的一诗，是献给刚刚奔赴天国的彭燕郊老先生的。
不是岁月而是泉水
谨以此诗献给混沌诗人彭燕郊
不是岁月而是泉水，躲在深处，触及你和我，
那些少年的时光，藏于喉结的一溜青烟和
木瓜脸上的爱情，烙铁一样的微笑，不见了。
她在泉水中停止哭泣。隐藏的是火苗本身
以及所显示的风向。如今她变成绳索，
把我反锁于那烙铁之上。我居于火的内心，
从不赞美风，仅仅是母命难违。我经过浓烟，
来到泉水开口述说之地，想像这敞开的回应，
曾在风中鸣叫。阴影一直居于风的内部，拉过你的手，
不是劝告而是祝福。一个人年少时的鸣叫，
是对自己开战，就像岁月对泉水的扭打。
岁月并非燃烧更旺。有时候是灰烬，是一挂鞭子。
这当然不是战争，不是一次聪明的袭击，
而是泉水。从手上冒出来，从转弯处冒出来，
从黑暗的杯底冒出来。时间在这里不见踪影。
在泉水下面守着水的祖母，她的明媚来自她的信仰。
一行像水草的字迹，这是我赞美你的方式。
美如泉水，她如泉水。她看见那根烙铁在行走，
同时看见你的忧伤。来吧，带着马齿苋的微笑来，
为我画一片小叶。我经历一个人的战争，在外省，
在红薯放进烤箱的街角，我怀念泉水中的神，
流亡的歌手，她们把异乡的雨环擦得锃亮，
像手铐一样合拍，像泉水一样停下或奔赴。
我怀疑一个人的盛年，是一张露珠中的照片，
在十八岁或者一个清晨抖然，两叶肥硕。
早年的时光深埋地下，不是岁月，而是火中之火。
是混沌之地。我用牛角饮水，保持镇定，
用啸声代替每一条路径。那些水作的珠子，
缀满大地，浑然远去。如今令我蹲下来，
这是我的祠堂，我的族人和兄弟、姐妹，
我怎能拒绝，并伸出烙铁的手，像泉水一样回返
叶面之上，一滴水的故居，那晨光停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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