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荒原”之荒诞喜剧启示录
——鲁敏短篇《谢伯茂之死》赏析
肖舜旦
读了鲁敏的小说《谢伯茂之死》(见《收获》第四期),很有一种余音绕梁、赞佩不已的激动喜悦之情。《北大评刊》(2012年第四期) 对此有一番言简意赅的点评,认为“小说围绕一个被现代主义小说反复书写的‘等待与寻找’的主题来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应该说算不得新奇。但是,它构思别致、体验深切,并以独到的目光切中了现代人普遍性的心理病症——孤独与逃避”,“小说的全部情节则隐喻了失落了‘故乡’的现代人,注定成为灵魂没有皈依的孤独者”。这番评点中的 “学院派”腔调虽然不免给人一种腾云驾雾般的感觉,但细品其中意义,在大方向的把握上或许有一种影影绰绰的正确性,只是语焉不详,歧义杂陈,且评论者对作品的真正解读程度究竟如何让人不禁充满怀疑。也许,这正是学院派文评的取巧处,大处着手,小处隐形,高屋建瓴,云山雾罩,点到即止,不落把柄。然而,这种评点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可说完全不得要领。
于我而言,对于这篇精彩的小说,如此隔靴搔痒式的点评实在远未穷奇妙,甚至有些忽略或者误读了这个作品。
一
首先关于这个小说的主题,《北大评刊》的点评就有一种似是而非的错位。所谓“现代主义小说”的“等待与寻找”的主题,所谓现代人的“孤独与逃避”的心理病症,所谓小说情节“隐喻了失落了‘故乡’的现代人,注定成为灵魂没有皈依的孤独者”,这些话语似乎从本质上对小说的隐喻意义进行了某种深刻的揭示,但是,这种揭示的最大失误就在于点评者似乎只看到了这个故事展现的“灵魂没有皈依的孤独者”在“等待与寻找”中的悲剧色彩,却完全忽略了其中的喜剧荒诞意蕴,而这正是整个小说的核心意旨。
如果要把这种意蕴解释得更通俗些,那就是躲避崇高,消遣崇高,告别崇高;再直白一点,小说题目《谢伯茂之死》所昭示的意义就是崇高已死,就如尼采哲学或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关键词“上帝已死”一样,昭示着现代人类生存世界的精神道德价值体系的危机甚或崩溃;再更贴近现实生活层面的解释就是,小说反映了今天中国民众在衣食无忧状态下的心灵空虚的危机感,一种穷极无聊的无所事事,行尸走肉般的生存状态。当然,这种状态折射着整个中国社会道德信仰危机的现实。此外,在解读这个颇具现代主义小说主题风格的作品时,还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层面,《谢伯茂之死》中的“等待与寻找”、“孤独与逃避”几乎完全不同于《等待戈多》中的“等待与寻找”、“孤独与逃避”。在以《等待戈多》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作品中,这个主题在荒诞中透露出的情调是悲哀、悲悯、绝望;而在《谢伯茂之死》中,这个主题在荒诞中透出的情调却是轻松、无聊、阿Q式的穷极无聊,愚昧的“乐在其中”。这是一种性质上的区别,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二
小说情节结构的设置简洁而精巧,象征意蕴丰富而深刻。
李复——一个忠于职守的邮递员,在近三十年的邮递员生涯中,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救活的“死信”无数,感谢的锦旗挂满了墙壁,因此,他获得了省劳模的光荣称号。在临近退休之际,上级特意让他在“救信”的岗位上发挥“专长”,同时也作为对他年纪大的一种照顾。就在这时,李复得到了二三十封发给同一个谢伯茂的“死信”,于是,他走上了寻找信主人的奇异之旅,殚精竭虑,心劳日拙,把他毕生邮递生涯所积累的所有招数都用尽了,但终究无果。
陈亦新——就是给谢伯茂写信的人,而谢伯茂,则是他穷极无聊的生活中为消遣开心而主观臆想的一位虚拟的“朋友”。为了自己寻开心,每隔一段时间,他给这位想象中的朋友寄出去一封空白信,每次在信封上写一个即兴想到的旧南京城的地址,这样持续了一年零两个月,寄出去的信件有二三十封之多,本来这游戏还可以一直进行下去的,却由于陈发现了李复真的在费尽心思的寻找谢伯茂,他的“虚拟”游戏已变得不再“虚拟”了,只好作罢,“忍痛割爱”,为此几乎难过惋惜得“差点儿掉下泪”。
《北大评刊》的点评中对于谢伯茂信封中出现的不同的旧南京城地址还作了一番微言大义式的“发掘”,以为这些旧地址体现了“南京旧有的文化记忆,也展现了南京现有的城市文化”,“‘南京’隐喻了拥有古老记忆的‘故乡’”,这种揭示实在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学院派的故作深刻,究其实质,只是一种捕风捉影式的穿凿附会,根源在于并未能真正理解其中意义。
小说的最基本的主题就是通过对一个离奇的写信、寄信与找信主人的故事的叙述,对传统习俗、传统道德思想操守进行一次彻底的颠覆,而这种颠覆却在本质意义上成为对当下民众思想状态的一种极其强烈而深刻的讽刺,用一句旧话套式来形容就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传统的良好习俗与道德准则已经被世人“弃如敝屦”,只能成为消遣或娱乐的一种方式,倘若连这一点功用都不具备时,只好像垃圾一样被丢弃了。
三
这种对传统意义的颠覆性叙述体现在整个故事的情节设置、人物心理与人物行为的展现中。
李复,作为一个传统的尽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省劳模邮递员,当他在退休前倾尽全力来寻找这大批量的“死信”的主人时,整个社会习俗与道德价值体系甚至包括他作为一名省劳模的价值观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极具有反讽意义的。
首先,时代的变化使得之前他接手的大量“死信”的意义已经完全变异了。这些“死信”大都是“打印字体或透明窗信封”,“盖着‘邮资已付’的大宗邮件戳子”,“不外乎是什么民办学院的胡乱撒网的录取书,什么美容中心的贵宾卡,什么旅游网的调查表等等”,即便找到了信主人,“不要说谢谢,人家不厌烦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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