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物质生活，我想人们已经操心得足够全面足够深入，那么多的行业，各有分工，也有合作，有的涉及人类的政治与经济，有的操心人类的衣食住行，但精神生活这一块，却是被人们悬置着，大部分人，只要荷包鼓鼓、胃口棒棒就万事足矣，听凭精神生活荒草丛生、顺流而下……而这一块，显然就是各种艺术门类所必须认领和承担的一个空间。
但现实的严酷性在于，享乐主义的俗世生活具有强大的惰性与从众性，要进入艺术所引领的精神空间，往往存在一定的障碍，有着对智性、理解力甚至是一点专业性的要求。对一个崇拜速度与效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来说，艺术显得太过“务虚”，着实令人望而生畏以致选择绕道而行，人们宁可呆在电视机前哈哈大笑一个晚上。于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局面就是：在“进步”和 “现代性”的名义下，在求生存、找活路的胁迫下，我们的艺术正面临着隐形的摧折或残酷的蜕变，发生无奈的走形与蜕变，并且，这不是一时一地。在不同的国家与城市、在各种艺术领域，都或多或少遭遇到大同小异的普遍尴尬与激烈碰撞……
对此，拍案而起或悲天悯人的感叹或者已经抒发得太多太多，并且，大多是隔靴搔痒的无用功——实际上，一个人、一对矛看、一个世界，永远不是你所看到或想当然的那个部分，它还有更广阔或更细腻的部分。我总相信，艺术的强大与自由是可以超越并解决世俗的局限性，否则它便不是真正富有生命力的艺术。我在寻找这样的广阔生命力……
在与一位民乐团团长多次长谈之后，我又通过其它途径进行了资料与素材上的准备，并接触了更多的民乐手，在他们身上，依稀可以看到一种我所期盼的自由风骨与旷达之气。这当中，听说了民乐团有一种专为酒席演奏、名为“伴宴”的服务，做伴宴的想法是“宁可民乐粗俗泼辣、不尽如人意地活着，也好过无人问津，于孤芳自赏中凄惨地死去”，这让我有所触动，因为在我个人的经验中，也曾多次“享用”过这种带现场伴奏的酒席，这多么像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带着讽刺感的缩影啊：物质主义在热火朝天地吃吃喝喝，艺术精神只是无人注意的寂寞背景乐……索性，不如就写一场《伴宴》吧！
我虚构了一个技艺超群的“琵琶手”，她是“别在民乐团寒凉衣襟上最后一朵自由的小花”，并建构了一个夹杂着艺术之魅与三角关系的情感框架，以之作为小说“及物”的部分，继而通过这几个主人公来表现身在娱乐消费格局中的民乐手们，写他们的相互搀扶与个体守望、他们的凌空虚蹈与远大情怀。其实，细究中国古器乐的材质，大多取之天地、法乎自然，比如，笛与箫，乃竹；埙与缶，用的是土；鼓用了皮革；磬，为玉石；而响板，仅是两片脆木而已，此外，还有苇膜、蟒皮、马鬃……所以，我也借小说中“琵琶手”之口发表了一小段“声无哀乐论”：“这些古器，从来就是这么自在的，高于庙堂，或低在陋巷，都与它本身无关，正所谓近者自近，远者自远……”以此来传达一种可上可下、可远可近的艺术自由之境。
这与文学，自然也有相通之处。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背景，与上世纪80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常听有同行感叹身不逢时、错过高峰，但我却另有乐观之见。现在这样的时代，当可视作最为有效的过滤器与试金石，混文学的、以文学取名声、以文学求利益的，皆可休矣。文学回归到了朴素，它重新获得了伸展自如、无牵无挂的自由。它就是情怀，就是精神生活，就是人类文明所必需，就是对陌生心灵的影响力。
所以，说到底，小说《伴宴》所试图揭示的，正是这一角度上的大自由。在这个变革与开明的时代，民乐，文学，或其它艺术，它们既不会委地成泥被完全地庸俗化金钱化，也不该孤芳自赏、与世俗处处为敌。艺术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本身就具备无限的通达与延展性，它与世俗之间，不应是非此即彼的控制与局限的关系，也不是此强彼弱的躲避与被动的关系，反之，艺术与俗世，这二者是互相控制、相互合作的契约关系，也是各有进退的博弈关系……而这一切，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真相与本质：物质主义与精神生活，它们既非佳偶，亦非对手，而是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盟军。
鲁敏作品《伴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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