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蘩：开启后非非写作之门(2)

　　周伦佑在面对二十一世纪汉语文学写作困境时，毫不犹疑地做出了选择：创造现代本土文学。他所指的“本土”，不是一种物质存在，也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是植根于母语的血缘意识在我们生命中的觉醒。诗人要返回到母语的根上重新思考和写作。①
　　
　　创造现代本土文学，走向本土，面对生存。直面生存使我们不能回避将个人的小生存溶入人类的大生存中，互相承担。这个承担包括：
　　
　　1）对历史的承担
　　2）对死亡的承担
　　3）对人的整体承担
　　
　　在这个需要被精神照亮的时代，需要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的勇气。我们要有这种文学的使命感，合力创造现代本土文学。②
　　
　　4
　　
　　“非非无门”。周伦佑说。
　　
　　“非非”两个字，从它被周伦佑命名起，就向外呈现异端先锋的姿势。文字的“非非”，写在纸上如一座双峰式的建筑，空与空之间，对峙。许多层面至上而下地敞开、通透。这座很多诗人用激情和生命造就的诗歌殿宇，一直感召和吸引不同时期的诗写者，引来众多为诗而狂的诗人。非非无门，它只为进来的人提供一个开放、坚实、敞亮的写作平台。非非写作的双重对峙和多重对峙格局已定，对创生存。后非非诗人在写作中各显其长处，文本对峙、又相互照亮，不重复别人，各自彰显独立个性写作。
　　
　　非非不设门。怀揣着诗之外不同动机的伪诗人利用非非的平台，在诗界暴得名声，然而艺术的价值尺度是无情的，时间会清除伪诗，伪诗人也会被淘汰出局。站在诗歌的前沿，非非在前进中。非非具有的这个时代的先锋品质和先锋思想，不是任何人都能进得来的，进来的也不一定就站得住。《红色写作》、《拒绝的姿态》是一个标尺，它竖立在那里，坚持诗的纯粹写作，艺术的严格品性、先锋意识，不是谁都能达到这个尺度的。诗歌在这个时代已经褪去使伪诗写者名利双收的光环，时代使诗人必须沉静下来，守住寂寞，写出真正的作品。只有时间和历史验证诗人的诗之生命。周伦佑在2001年提出：“高扬非非主义旗帜，继续非非”，是希望非非的朋友们保持住非非主义的先锋品质，要有对当下现实的关怀，用人性的光照亮写作，照亮人心。
　　
　　“非非不会设门”。周伦佑堪称这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诗学大师，他用他的诗学智性的光照亮走进诗歌殿堂的人，并为非非诗人开启了进入后非非写作时代的敞亮之门。
　　
　　有人或许会问：一会儿说非非无门，现在又说开启后非非写作之门，是怎么回事？非非是一个诗歌流派，认同非非你就能进来，写不了，可以看，可以成为非非的朋友。“非非无门”，是一个开放的、敞亮的姿态，不遮无蔽，有好诗，只管呈现。写作的门，指一种尺度、写作的尺度。不是谁都可以进入后非非写作的，前非非时期的一些人就进不了这个门，他们也写，他们的写作达不到这个尺度，达不到后非非写作的价值尺度。
　　
　　5
　　
　　2001年12月27日。在我家屋顶花园，周伦佑、陈亚平、龚盖雄、蒋蓝都在，龚盖雄是第一次到我家来。我为大家砌茶。陈亚平那天穿一件深红色的上衣，以他惯有的兴奋，站、或者坐下，不断地手式，加强着他的话语，他正在对略显拘束的蒋蓝讲述他对诗歌语言的特殊直觉。词的金属品质，落在纸上的响声。“人群两侧的玫瑰”视角上的转变，唤起一大片玫瑰的云，他俯身、左手向上45°平滑地推出、站直，向上，诗意地设置一个造型。蒋蓝点头，目光滑过玻璃门外的飞鸟，他说：“小蘩你的《精神镜象》里的序诗，‘看见两只鸟从天空飞过’是坐在花园里写的吧？”我笑，说：是的，《精神镜象》的上篇《梦与藤椅水晶诸象》九首，和下篇《鱼与乌鸦蝴蝶诸象》的后五首都是在这里写的。2001年1月1号，就是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天，我开始写，连续十多天，每天一首，有时两首的写。下篇里的一些诗是五月写的，五、一大假的七天也是天天写，我在学校的工作很忙，占据我大部分时间。我的诗都是在放假和周末写。伦佑插话说：“《精神镜象》的前篇和下篇里的部分诗歌是我从小蘩1999～2000年写作的大量诗歌中选出来的。《精神镜象》表现出的对写作的专注，主体的深度澄明和诗境的高度纯粹，已经超出了通常所说的‘女性诗歌’，把‘女性诗歌’一次性地提升到了精神的层面。“龚盖雄注意地倾听、翻阅手中的书页，这本书是我在他进门时送到他手中的《非非主义流派专号》。
　　
　　周伦佑环顾在场的主要非非诗人，对我说：“找只笔来作个记录”。我坐在周伦佑右侧，对这次谈话作简略纪录。周伦佑对2001年、《非非主义流派专号》作了一个结论：“2001年《非非》，是大格局的确定；现在诗歌格局正在发生大的变动。我们应专注于写作，每年写些新作品。你们几个准备搞一个‘非非对话’，重点谈21世纪写作，非非写作。”周伦佑激越地挺直陷进藤制沙发里的身体：“‘对话’ 由龚盖雄来主持，陈小蘩、陈亚平、蒋蓝，你们都要参加。再通知阆中的袁勇，他元旦要来成都。”周伦佑侧过头对他左侧的龚盖雄笑着说：现在是批评家的时代。接下来老周给我们谈“体制外写作”，在场的人为这种提法震惊、而后兴奋，周伦佑是第一个这样提出的，我的直觉感到‘体制外写作’对于汉语写作的意义重大。
　　
　　龚盖雄立即对周伦佑的这一提法作出反应，他响亮的声波在屋子里回荡：“体制外写作超越了官方，超越了民间。”陈亚平、蒋蓝也插进对话。我纪录：非非2003卷，以“体制外写作专号”命名。关于“体制外写作”的提法立即要做的几件事：
　　
　　（一）体制外写作的命名
　　（二）界定体制外写作
　　（三）体制外写作的必要性
　　（四）中国体制外写作的现场性
　　
　　龚盖雄以诗人的激情当下就与周伦佑约定：春节放假到西昌去，和周伦佐、伦佑，搞个关于“体制外写作”的对话。他又对我说：想找个时间和我深入谈谈，他准备写一篇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重点谈到我。
　　
　　这次谈话后过几天，2002年元旦到了。1月2日我请几个非非朋友来我家。周伦佑、陈亚平、龚盖雄、蒋蓝、袁勇都来了。我们在屋顶花园搞了一个现场录音对话。这次对话是《2002成都：诗歌对话录》的雏形。
　　
　　2003年3月22日，地点仍然是在少城我家中。周伦佑、陈亚平、龚盖雄、蒋蓝，和从绵阳来的雨田，我们与到成都来见非非诗人的荷兰汉学家柯雷先生见面。周伦佑在这次和柯雷的对话中再次畅谈“体制外写作”，强调非非现在要面对的是整个思想界，恢复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恢复整个写作立场的独立。
　　
　　注：①②参见《非非》2000特刊，周伦佑《当代文学向何处去？》第22页、第25、26页
　　
　　摘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诗神”——陈小蘩
　　原文登载非非20年图志史《悬空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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