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河水一潮一潮涨上来／在下流的同时／它们朝上去亲吻乌云的脸”（《篇章》）。王琪博总是在最紧要的时刻显露他天性中大无畏的精神气质，正如他一方面自言“我太害怕自己了／随时都有可能对自己痛下杀手”（《理想》），却又在同时放怀高唱：“我一写诗就要死人／／只有我的笔僵而不死／唯有我的句子生机盎然／因为它们死了以后可以再死”（《写诗》）。
在这个意义上，在骨子里，王琪博是一个──用通俗的话来说──很传统的诗人。他让我想起两个我很喜欢的法国诗人。一个是15世纪的弗朗索瓦·维庸，另一个是17世纪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前者被称为“轻薄风流的侠盗诗人”，后者是“其貌扬扬的大鼻子剑客诗人”。王琪博身形瘦削如剑，所行之事虽不及盗，但风流任侠、跳脱飞扬，尤其是痛饮生命，却与二人如出一辙。而在他们的诗歌中，都体现出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在世俗的眼光看来这出乎意料，其实理所当然。这正是最具传统精神的诗人的写照。
这决定了王琪博的诗句大多是短促有力的。他从来就不屑于在“诗到语言为止”这类问题上纠缠。他的作品是有体温的，甚至充满血性。他的诗犹如冷兵器时代的短刃，突兀而锐利，奇峭而危险，所谓一寸短、一寸险。很难在诗歌中见到如此身剑合一的招术。因此，他没有也不需要更多的表现能力，而是生而知之，直接呈现。这意味着王琪博在写作中对他大面积的激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控制力，使其不至于像人造火药的爆炸般留下一堆碎片，而是如火山爆发，在冷却后形成新的岩层。
当然，与经济学界的长尾理论一样（在商家提供给客户的产品中，客户真正需要的只占其中的20%，剩下的80%即“长尾”），在王琪博的这部诗集中，我精读的也就是30多首。但这已经够了。或者说，对我而言，这已经是一次多年难遇的阅读享受了。在偶尔受了些装疯迷窍、毫无生机的伪诗的闷气后，突然读到这样磊落而倔强的文字，的确是一种大安慰。
千年以上，阮步兵每日驾车放游，“途穷而哭”，却并不如后世的王维一样坐看云起，而是原路返回。我曾经自问过：“我能像阮籍一样返回吗？”我想，王琪博也当有此问。
其实，他一直都在放弃，因为选择了拒绝。正如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说：“有了鱼子酱谁还要鱼？／有了姑娘的双腿谁还要她的全身？／一个二流时代的忠实臣民，／我自豪地承认，我所有最妙的主意／全都是二流的。”只是王琪博以不入流的姿态，甚至放弃了鱼子酱与姑娘的双腿。
我想，他可能还放弃了智慧与平静。但是，他仍然在返回。我曾经写到过：“难道光着身子就不可以还乡，沿路乞讨就不能回沐川？”返回并不是退路。我听王琪博说过，他如果还有退路的话，就是诗。在一首名为《重返人间》的诗中，他终于回到了生活之中，却早已经伤痕累累，满目疮痍。当此情境，他依然说：“可我到手的苦难还远远不够。”这样的返回于是便成了一次凯旋：“回到人民群众中／听掌声和口号声再次震裂伤口”。
关于返回之后的消息，我们所知不多，因为返回可能是一个比逃跑更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旧历八月跟在新历八月身后／相继走入九月／九月回过头来／看见我们在八月初建立的军队战无不胜／在八月中旬过着劫后余生相聚的节日。”（《八月》）战无不胜而劫后余生，战斗的双方其实是同一方，会有怎样的战果？时间，无论旧历、新历，更无论八月、九月，都因返回而成了节日。在此之前，七月半，诗人生而有罪的生日，原本也是一个节日。
王琪博的最初诗集叫《旡上》。这个“无”被写作“旡”，是“气”的古体字“炁”的上半部。因此，“旡”是无与气的混合体。姜子牙用以指挥万物的旗帜上，绣的正是这个混合体。“所有的生都不如死／所有的高都小看低／所有的远都盯着眼前／所有的无都容纳有”（《关于所有的》）。“旡上”，是的，无上。岂止无上，且无达，不达！──王无达、王不达是王琪博两个如今天各一方的儿子的名字。在他杰出的诗作《围棋》中，他们父子三人奔走于黑白两道之间，力争走上正道。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琪博的老家叫“达州”。
这就是王琪博的诗歌所呈现出的人类普遍境况：漂泊。我也曾经在一首名为《还乡记》的诗中失魂落魄地写到过：“回家并不意味着抵达。”很奇怪，在认识王琪博20年后的今天，突然读到他的这部诗集，其风格与路数与我自己的大相径庭，却莫名其妙地心生感应，有一种强烈的亲切感。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诗歌呈现出来的那种痛饮生命的勇气。是啊，为什么不能破罐子破摔，既然瓮中水早已倾尽？
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明月照沟渠，我和一泼坏人在重庆两路口一个小酒吧里深宵淹留，座中一个内心温良的词章爱好者当场口占了一曲，交由歌手现弹现唱。词意凄清，歌声曲折，令人一时不酒。我不免如鲁达一般心中焦燥，便也口占一曲，其辞云：“阳光灿烂，大地肮脏；一人行事，一人独当。”令歌手击鼓而歌。当时，旁人问：你可是在夫子自道？我矢口否认。我说，那会是另一条内心更加强横的好汉，一个可能的人。现在我知道了，那厮不是别人，是王琪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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