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刀：技艺及其他

　　读八零后诗人刀刀的诗作，我并不惊讶于其中的色情书写——在经历过第三代、下半身、垃圾派等时间纵轴上的崇低浪潮和情欲冲洗之后，已不存在任何关于“身体”的书写禁忌。欧阳江河曾经断言：“在当代中国，色情与理想、颓废、逃亡等写作中的常见主题一样，属于精神的范围，它是对制度压力、舆论操作、衰老和忘却作出反应的某种特殊话语方式。”刀刀的色情书写，就像欧阳江河这句话的一个生动的注解或鲜活的样本——在一个权力和资本媾和得无耻透顶的年代，作为“怀疑圣书的逆子”，刀刀的“‘否定’已经约定俗成”，只能“无耻得无与伦比”。以时代之道，还治时代之身，成为刀刀色情话语的书写逻辑，从而可以“为浪荡糜烂纵情声色烂泥巴扶不上墙/作皮惊肉跳的辩解。”（《叨叨令》）

　　刀刀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于诗歌形式的苦心经营，或者说他对于诗歌技艺的艰苦淬练，使得诗作自身在内容的“消极性”之外，有一种修辞意义上的严苛的“积极性”保证。这符合德国诗人贝恩在《抒情诗问题》中用技艺“来刻划现代诗的特征”，认定技艺对于现代诗“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并进一步指出“艺术尝试着，在内容普遍的颓败之中，把自身当作内容来体验，并从这个体验中开一种新文体之先河。技艺正是这个尝试，它针对价值普遍性的空虚，设立一种新的先验：创造性快感的先验。”

　　节奏，是刀刀诗歌技艺的一个关键词。现代诗歌由于意象的并置，让我们很容易将它们解读成空间性的图画，然而当我们进入全身心的阅读时，它们又会自觉地转换成时间性的音乐——一种由意识流的节奏串起的旋律将结构整首诗的骨架。刀刀诗歌里，有一种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舒张和徐缓的节奏，并以这种舒张和徐缓的节奏来编织诗意的经纬，形成一种绵密、周致、细腻的叙述风格，呼应着自身情绪质感的柔澈和经验肌理的深透。从2004年的组诗《姑娘贵姓》到2012年的组诗《五书四经》，刀刀诗歌节奏的舒缓一直未曾改变。他似乎暗示我们：写作是一件贯穿终生的从而也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情，要随性而发，缘起即写，缘消则停，没有任何硬写、急写、赶写的必要。在这一点上，刀刀超过了他的大部分同龄诗人，难能可贵地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保留了一种以自然为基底的自信和从容的叙述节奏，从而对当今工业化流水线化同质化的快节奏集群写作的潮流侵袭，以及写作—阅读—批评链环上各种快速响应的急于认同的风浪席卷，形成了有力的抵拒和反诉。

　　语言，是刀刀诗歌技艺的另一个关键词。表面看来，刀刀诗歌中有很多后现代的语言拼贴，并通过这种语言拼贴，形成了一种言此意彼、正话反说的解构风格。但如果仔细读、深入读，就会发现刀刀诗歌以“雅”作为衬底的语言本相。这种“雅”，一方面体现在刀刀并不是一味地通过粗鄙化词语的大量使用，来增加诗的力量和效果；另一方面，体现在刀刀浸淫极深的古典意蕴的修辞训练和词语择取上。如在描写食色男女大观的组诗《十一日谈》中，当读到“即使憔悴，闲思聚眉峰，煎熬烹/余年，她甘愿一愁翻作两重愁”，以及“有多少、幽欢佳会/聚散难，换作云愁雨恨”之类的诗句，我们难道不觉得他是秦观或柳永的转生今世？怪不得评论家燎原一针见血地指出，刀刀“是被洛阳十三朝故都时空中的气脉所附体，为绮靡繁华的故都春色而还魂；并且还约略隐含了一种当下时态中浪子式的流连与感伤。”这种语言中“雅”的力量的集结，使得刀刀诗歌有一种丰满的仪态感和丰富的性灵感，足以支撑住诗人在泥沙俱下的当下语境中复杂多变的人性书写。

　　刀刀的诗歌技艺中，有一些形制上的探索，似乎也应引起我们的把玩和体味。如在组诗《十一日谈》中，那种每行诗的字数服从于行末字排成一种舒缓的“S”形状的安排，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意涵呢？是对于诗体形象美学的直观效果表达？还是对这种在古典词牌《点绛唇》《菩萨蛮》命名下的现代书写，仍然有词牌形式上的约束和要求的一种提示呢？亦或是通过这种形式上的反复轮回，来提示人性的不变处境呢？又或是这种形制的安排，与诗句的节奏处理、意象的繁简变化有某些对应关系呢？……都值得我们思虑一番。在较近写下的组诗《五书四经》中，我注意到刀刀断句的一种新尝试或新进展——所有的诗行里，几乎全部用句号替代了逗号。我总觉得这种变化折射出一种深长的意味——相对于逗号，句号体现出阅读的停顿加大，以及上下句之间从属关系的取消。他是否逼迫我们从一种顺滑的阅读状态里抽出身来，进入不断停顿、审视和质询的更为缓慢的节奏和状态里，以此提醒这些句号之间，也许铺设并漏下了更多真实的人性的阴影，等待着我们作为诚实阅读者的审慎的驻足和揭查，而不仅仅是一群一掠而过的蜻蜓点水的观光客？

　　在对刀刀诗歌写作的技艺、他的那些“创造性快感的先验”探讨之后，我还想说的是，有鉴于福柯“人死了”的警训，“身体”、“器官”虽然是文学写作永恒的母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书写的神话。如果这种“语言的暴动”、“随欲”写作，仅仅封闭于自我的狭窄空间，不能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对于他者的全面开放，则很容易导致写作的完全欲望化，从而失去更大“生命”向度的追寻，不自觉地沦为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规训品，就如同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人的商品化规训一样。因此，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深度纠结、反复究诘和主动对话中，形成更为积极更为开阔更为有效的书写边界，也许是作为“器官主义”的刀刀所必须正视和正在面临的，一个关涉如何进一步深化诗歌写作的迫切而内在的“道德”。

　　事实上，刀刀并不回避在灵与肉、理与情、智与欲之间这种逼仄时空里的拷问、腾挪和挣扎，如“他矛盾极了！一方面他极力向/善，向上，向清白的感情生活，一方面/宽宥自我的恶、放纵、对潮湿的阴户始终/欣然向往”（《浣溪沙》），再如“一边行贿。一边诅咒。/一边承诺永不兑现。一边随性而为。”（《厌倦书》），都是刀刀对这种二元生存悖论的主动呈现。我以为，除了继续主动呈现这些生存悖论外，对刀刀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推动这种悖论向更大层面的分裂，还是拉动这种悖论向更深层面的弥合，都要有人性论或存在论意义上更为深在更为本体更为自觉的依据，从而让生活在一块更为稳固的基石上生发，让写作在一个更为阔大的境界中展拓。缘此，诗歌才能真正成为“拯救”和“逍遥”之间的“修远”之道。而这正是让友朋和读者共同祝愿并衷心期待的刀刀今后诗歌写作的福祉，难道不是这样吗？！

　　2013年3月9-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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