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拾酒楼到风雨鸡鸣楼
——赵健雄和《草原·北中国诗卷》
内蒙古·张天男
1991年深秋某日，落叶纷飞，天空灰暗。
有一个后脑勺上头发稀疏、戴着一付大眼镜的中年男子匆匆登上从呼和浩特市开往杭州的火车。我站在肮脏的路基下，向他挥手告别。
火车缓缓启动，加速，并发出几声干嚎。我感到生活在脚下颤抖。
转眼间，这列严重超载的火车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站台上变得空无一人，随着此人的离去，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结束了。
这位孤独的乘客就是《草原·北中国诗卷》的发起者赵健雄先生。
一
整整十年之后，2001年8月，我第一次到杭州，健雄从拱宸桥来，宴我于孤山脚下知味观，归来后我作一诗寄他：北雁南飞恨未了，萧条地又失萧曹。已凭诗卷开风气，更到钱塘弄浪潮。昔我别君风烈烈，今君送我雨潇潇。知味观里才知味，月上孤山西泠桥。诗下附一段文字：赵健雄，诗人，笔名方竹,早年流落内蒙,后拂袖渡江，隐杭州。八十年代创办《草原.北中国诗卷》,各路豪杰,望旗而至,不才如我,亦蒙召唤。言少思深,善饮,不轻露,善烹美食,亦不轻露。家三口,均属牛。南归时我为送行，怅然一别，洒泪而还。我到杭州，宴我于西湖知味观。君重游青城，我亦为之数醉。我师，我兄，亦我友也。
我和健雄是三十年的至交。记得初次相识是在1983年，当时《内蒙古青年》杂志社举办诗歌讲习班，他是先生，我是学生，所以常常让我帮他把一些需要讲解的诗歌提前抄在黑板上。他虽在内蒙多年，但普通话里仍带有明显的江浙口音，虽说是一副江南才子摸样，然而举手投足和眉宇之间，却带着北人的豪爽和粗犷。他戴一付大大的眼镜，看起来眼睛似乎比眼镜还大。你千万别害怕，事实证明，这是一双天真的眼睛。
那时候我住在十三中学，和健雄的住所蒙专隔着一条宽阔然而常常干涸的河槽，踩着河槽里光滑的鹅卵石一直北上，过蜈蚣坝，前方就是唐高祖李渊的老家武川，山坡上到处生长着矮壮的莜麦，令日本狗强盗不敢冒进。“三十里的莜面二十里的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那是说莜面这东西最禁饿，两碗进肚就能夜行三十里。当年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就凭几碗莜面窝窝山药蛋，就把个小日本儿打得屁滚尿流。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请健雄吃饭的情景。那时我刚刚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每月工资只有49块5，已经是月底了，兜里还剩下几块钱，我称了一斤羊肉，打了一瓶酒，还买了什么想不起来了。张罗了一上午，终于还是把葱爆羊肉给弄糊了，健雄倒不挑剔，夹一片肉放进嘴里，连声说“蛮好疵的、蛮好疵的”。一斤老酒下去，健雄的形象就在我心中立了起来。
八十年代的呼和浩特有三个最浪漫的诗歌沙龙，一是团结小区贵荣的冰庐，二是出版社雁北的阁楼，三是我在二中的土坯小屋。几乎所有内蒙古诗人都在这几处说过、唱过、哭过、笑过、醉过、骂过，包括著名诗人贾漫、张廓、赵健雄、班澜，包括美女诗人梁彬艳、方燕妮、塔娜，包括早已分别荣升《人民日报》社吉林分社社长的默然（刘亮明)、《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总编辑的王开、《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的杜涌涛等等，他们当时都是年轻的诗人，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与我辈诗酒文章，不分彼此。
那时候房子和土地都是国家的（现在好了，房子是自己的，只有房子下面的土地才是国家的）。他独自一人住在蒙专院内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冬天很冷，墙根儿下一溜大白菜冻得抱成一团，他却浑然不觉，一边搓手，一边连说“不冷的、不冷的”。南归前几日，他请我和几个朋友到他家里喝酒，只三把两下就整出十几样地道的家乡菜。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诗人们胸怀天下，但这样的胸怀长期以来却得不到油水的滋润。那一夜我们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差不多每人都在一斤以上。健雄临席从不多饮，从不唱歌，那一夜独饮二斤有余，而面不稍改，谈笑自若，并且在我们的一致要求下，破例唱了一首文革歌曲《造反有理》，声音短促，掷地有声。嘿嘿，我总算领教了江南酒文化的厉害。
健雄一家三口都属牛，牛是有脾气的动物，当年他和领导一言不合，拂袖渡江而去，耍的就是牛脾气。他有个笔名叫方竹,方竹者，“因其纤细，使人不容易注意那棱角”。这种竹子我有一截，上面有些褐色的斑点。从古至今，估计还没有谁能在上面凿出孔来，放在一张臭嘴上，随便吹奏。我们且看他自己的解释：“实在我胸中也是有这么一根竹子的，难折难挠，尤其时世艰巨时，它便粗壮起来，支撑我的肩头，也难免挫伤我的皮肉。外方内圆的此物自然不像外圆内方的孔方兄滑顺，但卓然有节，即使弄一段放在案上，无须雕饰，便可成艺术品。”（《糊涂人生》）
他的书斋原名“拾酒楼”（门牌19号的谐音。“石久”为先生另一笔名），用他写在《糊涂人生》扉页上赠我的两句话说，那便是：“天生我辈，必有酒喝。”后改名“风雨鸡鸣楼”。《诗经·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白居易《祭李侍郎文》：“浩浩世途，是非同轨；齿牙相轧，波澜四起；公独何心，心如止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几十年来，健雄不卑不亢，不官不商，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是我一生的榜样。风雨鸡鸣，其用心可谓深矣。
二
健雄生在上海，小名三毛，父亲是浙江湖州人，母亲是宁波人，他的远祖可能要追溯到今天的甘肃一带。他所就读的新沪中学，前身叫中正中学，名誉校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蒋介石先生。文革三年（1969年），他作为上海知青，下乡到内蒙古兴和县二台子公社，当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三年后抽调到乌盟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兴和县实验学校教书，半年后进了宣传队，并且当上了宣传队队长。1981年调入《乌兰察布报》编副刊，后在内蒙古师大文研班读书。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这一生，半是南人, 半是北人，南北的东西全都融化在血液里。”
如此这般，此人身上有一点儿凛然大义也就不足为奇。当年北京爆发“四五”运动，他就冒了坐牢的危险，写了一组悼念周恩来的诗，在呼和浩特新华广场传诵一时。我想《北中国诗卷》的诞生肯定也与这种男儿血性有些钩连。
1984年末，他从文研班毕业后调入《草原》杂志社，先做诗歌编辑，很快升任诗歌组长、编辑部主任。因为有了一点儿自主权，再加上喜欢朦胧诗的新鲜刺激，于是就开始争取“异端的权利”。他回忆说：“我设想的《北中国诗卷》是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那些年轻的先锋诗人的作品。每年一期，继而发展到每年四期”。
1986年2月，在赵健雄、尚贵荣主持下，《草原》推出第1期《北中国诗卷》，头条为成子的《你奔腾抑或凝固呢？我的敖鲁古雅河哟》。同期发表了张廓《蜻蜓和故事》，江河《诗五首》，廖亦武《大循环》，何小竹《鬼城》，海子诗剧《遗址》，石光华《属于北方的》，以及北岛所译《伊迪丝·索德格朗诗选》。
当年10月，第二期北中国诗卷面世。作品包括——昌耀：《人间气味》，海子：《哑脊背》，西川：《动物的死亡之歌》，雁北：《黑马》，张天男：《聆听晚钟》，沈天鸿：《天空下的河流》，林莽《星光与树》等等。同期刊出杨远宏诗论：《吹响当代中国诗坛的北方雄风》，这位年轻的评论家在长江以南为他的同志欢呼雀跃、擂鼓助阵：
“中国新诗，正处于艰难而坚定的变动之中，这是中国诗史上一个辉煌无比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草原》1986年2月推出洋洋大观的北中国诗卷，昭示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气魄和胆识。作为一位对中国当代新诗充满变革意识和自豪坚信的南方诗人，我不能不向在当代中国诗坛开拓进取、雄风劲吹的北方《草原》，表示我深深的感激和敬意！”
很快，如他所言：“一大批民间诗人经《北中国诗卷》浮出水面，新诗潮的干将，几乎都在《草原》发表了作品。《北中国诗卷》成为国内重要的诗歌阵地和鼓吹新诗潮的一个桥头堡。”
千里冰雪，一声春雷。当年七月，《草原》·赛汗塔拉笔会在锡林郭勒大草原激情上演。多年后，我在一篇回忆中写道——“秋高气爽之日,登山临水之时,一列火车披着绚丽的朝霞,开往锡林郭勒大草原。在赛汗塔拉,我们这帮年轻人呼啸旷野,陟彼高岗,臧否时俊,指点河山,抚良宵而思醉,耽美景而忘归,囊空空而如洗,气烈烈而冲天。感谢《草原》,你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这匹散漫的瘦马,让我青春的热血，奔驰在北中国壮丽的原野,我的心灵,也终于找到了亲人。”
从此，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大批优秀诗人汇入了《北中国诗卷》卷起的滚滚浪潮，其中包括：北岛、江河、杨炼、顾城、海子、西川、廖亦武、叶延滨、公刘、顾工、昌耀、杨黎、韩东、梅绍静、王家新、韩作荣、肖开愚、阿坚、于坚、邹静之、张洪波、陈东东、陈所巨、南野、林莽、伊甸、耿林莽、潞潞、简宁、宋渠宋炜、马永波、何小竹、大仙、大解、陈东东、孙文波、沈天鸿等等。本土诗人则有：贾漫、安谧、张廓、赵健雄、成子、蒙根高勒、张天男、雁北、蓝冰、赵见、梁彬艳、阿古拉泰、默然、梁粱、白涛、杨挺、独桥木、方燕妮等等。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在健雄、贵荣的大力扶持下，我连续发表了《聆听晚钟》《目送晚秋》《向往晚晴》《沐浴晚风》以及《水上歌谣》《即将到来的冬天》《一只鸟的自由范围》等系列组诗、长诗和散文，受到著名诗人贾漫、安谧、张廓几位先生的热情褒奖。
《北中国诗卷》开办后，各地稿件雪片般飞来，我看健雄、贵荣实在太累，有时就帮他们看看稿件。记得当时海子来势凶猛，一来就是几十上百首，全是手写，铺天盖地，我还非常认真地给海子写过几封退稿信。唉，早知道小兄弟要卧轨自杀，我一定会去北京劝劝他的。
健雄不但是优秀的诗歌运动领导者、优秀的编辑,也是八十年代最优秀的先锋诗人之一。他的诗集《明天的雪》开篇一首题为《我是诗人》：距离使声音迷失在海上/风浪把人变成了鱼/没有言语/没有言语/看得见彼此的身影/心远隔着心/我是诗人/我是挥舞手旗的水兵/默默地/我负起联络海船的使命。他这种“联络海船”的使命感，最终成全了《北中国诗卷》，也成全了一代人的文学梦想。
八、九十年代，我曾为他写过一篇诗论：《横向的开拓与纵向的思考》，由我所尊敬的著名播音员夏田、张述在内蒙古电台播出，可惜多年前夏田遇车祸身亡，张述也已逝去，只剩下他们美妙的声音被我珍藏至今。
我在一首题为《八十年代》的诗歌中写道：“八十年代是一辆解放牌卡车/载着无产阶级诗人一路高歌/在新时代的拐弯处它陡然刹车/巨大的惯性把毫无准备的诗人/连行李一起扔出车外/死的死亡的亡/不死不忘者落下了终生残疾/在生活的水泥路边/它用手纸堵住流血的鼻孔/一颗雄心泄露出酒精和柴油/它那反叛者的钢筋铁骨/至今还在汽修厂的绞索上摇晃。”
《北中国诗卷》是整个八十年代的缩影，虽然历时不过几年，然而直到1990年10月，健雄还在《草原》卷首语里热情地写道：“编完这期专号，恰是《北中国诗卷》面世10期。让我们感动的是，大江南北仍有那么多年轻人关注着诗，实际上是关注着这个世界。我们捧读的每一份手稿，都如同一颗赤诚的心，这是我们觉得自己付出的劳动还是值得的。归根结底，诗人都是梦想者，谁不和我们一样，总是怀抱着许多许多的希望？重要的是不停地朝前走，请诸位与我们一起同行！”（《草原》1990年第10期卷首语）
南归前一年，也就是1990年12月，健雄在一篇诗评里总结到：“自1985年起，内蒙古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或许是这块土地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局面：诗歌社团林立，诗歌报刊时有问世，有一定影响的青年诗人不断出现。所有这些，组成了自治区诗坛上蔚为壮观的景象，加上依然富有创造力的中老年诗人，使近几年来内蒙古成为一块被许多内地同行羡慕的诗之圣地，这是我们可以自豪的。”（《自治区的几个青年诗歌创作群落》。《草原》1990年第12期）
他大概已经预见到，一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即将结束，到了该总结、该交代、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据我所知，这可能是他印在《北中国诗卷》上的最后一篇倾注心血的文字，也可以视作是他南归前站在蒙古高原，告别全体青年诗人的最末一次演说。1995年，他在寄给我的随笔集《都有病》一书的扉页上题了一行小字：“人生如戏，许多故事都得大幕落下方能了然于心，这又没什么意思了。”
记得临别时我送他一套小三十二开、布面儿影印本儿的《本草纲目》，他接过去，一连说了几个“非藏好、非藏好”（应该是“非常好”）。如今一想，既然“都有病”，向古人讨个方子也不错啊。不知那风雨鸡鸣楼上，是否还藏着这套“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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